【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是國際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但是，如何在國際社會形成有效的供給，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獲得最廣泛的認同。然而，在人類社會發展不平衡，全球普遍存在發展赤字、民主赤字的情況下，共同理念的形成就變得異常困難。跨文化交流是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傳達給世界的重要方法和途徑。只有通過跨文化交流，國際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基本一致的文化認同，才能形成一個開放有序的和諧世界。跨文化交流需要從國家間、民間以及區域層面的制度性機制建設開始?？缥幕涣鲗θ祟惷\共同體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終將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面建設和發展。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跨文化交流  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 D820/G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9

任洪生，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治理、比較政治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主要著作有《霸權之間：世界體系與亞歐大陸腹地的發展》、《國際資本與中國政治、經濟轉型（1978～2006）——國際化與國內政治的動力分析》、《論地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概念——一個分析框架的提出》（論文）等。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治理遭遇種種挑戰，政治危機、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等亂象波詭云譎，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面臨重大危機。國際社會對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產生了懷疑，人類社會面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以及和平赤字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如何解決一系列赤字問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代中國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國方案”。[1]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上全面論述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涵，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發表的主旨演講中闡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2]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共贏共享”的“共”是中國外交政策與對外關系方面的主旋律，而多元文明間的交流互鑒與尋求共識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條件。那么，如何實現世界各國間的跨文化交流，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本文擬從跨文化交流的歷史、現實與實現路徑幾個方面展開論述，以供討論。

跨文化交流：理論與功能

當前，中國政府同諸多國家簽訂了政府間人文交流協議，其內容包括教育交流年、文化旅游年、國際博覽會、電影藝術節，等等。這凸顯了中國政府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對跨文化交流的高度重視。那么，如何從理論層面和功能層面理解跨文化交流的意義呢？

跨文化交流的內涵。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體相互交流的過程，[3]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足夠的信息，以減少不確定性，[4]減少文化沖突，提高相互適應以及認同感。[5]也就是說，跨文化交流即是將某些文化現象置于同一國際語境之下，消除文化上的差異性，實現文化認同、價值認同，最后達成對政治合法性的支持。[6]

從國際關系角度來看，文化由國內和國際語境下的規則、制度以及其他文化特征構成，不同的文化現象構建了不同的主觀利益。[7]在國際文化交流中，需要傳遞信息特別是需要文化符號之間的互動，以實現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8]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在于人們在觀念和行為方式上有一致的認同，愿意共同改良現存國際社會、國際體系結構和國際制度；多數國家已經擁有了成熟而穩定的國內社會認同，并在這種國內社會認同的基礎上，逐漸走向跨國界、地區性大社會認同和區域一體化的合作。[9]也就是說，不同的文化現象蛻化為文化規范后，在國內和國際層面獲得最廣泛的認可，成為國際制度的主要構成要件，形成特定的國際秩序。

人類文化是多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只有率先形成文化共識和觀念互信，才能達到經濟上的共同發展和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只有從“比較式對話”走向“合作式對話”，人類社會才能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蘊含的價值觀作為制度性的理念基礎。[10]因此，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通過跨文化交流解決文化規范的認同問題。那么，如何認識跨文化交流中的規范與認同問題呢？

跨文化交流：規范與認同。國家間的文化（或稱共有觀念、共有知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認同，在建立、維護和變革世界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11]在跨文化交流中，規范是起點，認同是終點。所謂規范是“對某個給定認同所應該采取的適當行為的集體期望”[12]?？缥幕涣鞯幕A是共同發展，而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系需要以形成一致認同的文化規范為前提。只有在共同的文化規范下，相互交流的信息才能是有效的而且是可以預期的。在國際關系的互動中，文化交流往往是不對稱的，因而不同國家的文化能力是不同的。約瑟夫·奈認為，國際關系中的這種國家能力被稱為軟實力，軟實力來自于一個國家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國內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處理外部關系的方式。[13]這就無論是在文化交流上，還是在經濟發展上對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提出了更多的責任要求。

所謂認同，指的是“行為體所持有和表現的、通過和重要‘他者’的關系而形成的（隨時間推移而改變的）個性和獨特（自我身份）的形象”[14]。規范塑造了國家安全利益或者國家安全政策，也塑造了國家認同；國際認同的變化或革新影響國家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國家認同的結構影響國家間諸如機制、安全共同體的規范性結構。[15]文化認同基于行為體間形成的共有知識或共享理念，跨越行為體的“規范”邊界，以建立范圍更大的理念共同體。文化認同的高級表現是國家間的認同，亦即國際共同體的形成?？缥幕涣鲗τ诠餐w的建構具有決定性作用。

當前不同的文化體對消費心理、生產模式、發展理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理解有著不同。跨文化交流就是通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實現價值觀的認同，使人們對不同文化規范形成相互理解和相互認同。中國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核心目標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經濟全球化，實現國家間貿易、投資、服務等各個領域的深度合作。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商是需要邁出的第一步，這是國家間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目標。有了文化認同，才會有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一國政府和公眾對另一國的政治體制、發展道路、價值觀念及政策取向有基本的理解和明晰的認識。[16]由此，由文化認同及至政治互信是國家之間建立長期穩定合作關系的重要條件。

跨文化交流是國際社會達成共識的主要途徑。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是各國人民之間相互了解和溝通的基本途徑。[17]盡管當今世界各區域存在著不同的文化模式，但不同國家之間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歷史源遠流長。

歷史上，中國與國際社會進行跨文化交流的黃金時期是唐朝。一些漢學家認為，唐朝巨大的國際影響力來自于它的折衷主義（即把此前400年混亂的歷史中各種文化統一起來）和世界主義（即對各種各樣外來影響的兼容并蓄）。[18]從南北朝時期到唐朝，波斯薩珊王朝一直和中國保持著友好的交往關系。在此期間，兩國有使者不斷往來，政治上相互聲援，源于西亞的景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都傳入了中國，許多波斯文化傳統還經中國傳入了朝鮮和日本。[19]這種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隨著唐朝在西域建立了都護府并與一些汗國建立了政治同盟關系，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傳入了西亞。例如，漢化佛教寺廟系統在中亞的建立和中國文化典籍在西域的傳播，[20]撒馬爾罕的壁畫上也畫有手捧絲絹的來自大唐的使臣等。[21]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樣，既有萬國來朝，諸如唐元兩朝的盛景；也有主動出訪，例如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從歷史上看，中國和世界各國存在著文化交流的歷史傳統和成功經驗。

國家間的價值共識是在彼此間文化的頻繁交往中形成的，這種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將許多國家和次國家單位納入不同的文化圈，這構成了人類文明走向最終共識的一個階段性特征。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現實與挑戰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是中國推進人類共同進步的偉大工程。“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具體實踐，跨文化交流則是其中重要的支柱。[22]盡管國際社會需要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等國際公共物品推動不同文明和文化的相互借鑒、相互包容，但跨文化交流也面臨著各種挑戰。

國際公共物品的中國供給與跨文化交流的現實需要。經過4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得益于既有的國際秩序。二戰后，在戰勝國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建立了以聯合國、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國際機制為核心的多邊主義世界秩序，為戰后各國經濟恢復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23]但是，既有的國際制度安排在許多方面存在缺陷和弱點。一方面，這種國際制度安排是美國主導的西方話語體系下的國際秩序，是以北約利益為安全基石、以西方意識形態為政治基礎的世界秩序，其存在的意義更多地是體現歐美國家和社會的意志；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和國際行為體的日趨多元化，許多問題已經無法在既有的國際秩序下得到有效解決。[24]國際秩序并非是一勞永逸的，它需要沿襲也需要創新，需要建構也需要解構。[25]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重要的制度性補充，肩負著極其重要的歷史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統籌國內和國際大局，積極發展中國特色外交政策，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提出了建立亞洲命運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外交實踐中，共同體是一個以亞太地區的地緣優勢為依托、以絲綢之路為經濟發展紐帶，在政治上以實現互相信任為導向，在經濟上以實現共同發展繁榮為目標，在軍事上以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為己任，在全球共同抵御各類風險和挑戰的過程中，實現中國與其他國家共享經濟繁榮、地區安全的“命運共同體”。[26]在具體的實踐中，中國政府積極采取行動，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成立是最好的明證。“一帶一路”建設根植于絲綢之路的歷史土壤，把沿線各國人民緊密聯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贏、共同發展，讓各國人民更好共享發展成果，這既是對絲路精神的傳承，也是中國倡議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目標。[27]如果說“?帶?路”倡議是歷史的延續，亞投?則是新時代精神的具體實踐。亞投行是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倡導建立的專業性多邊開發銀行，是中國倡導的雙贏共享新理念的切實體現。中國希望能夠借此與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的成功經驗，通過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實現政治互信，最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然而，近年來國際交往領域的種種“逆全球化”現象使跨文化交流陷入困局。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具體實踐中，許多重要領域尚未形成共識，以致中國遭到了來自某些國家、某些領域和某些階層的攻擊和詬病。如何理解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如何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跨文化交流是破除此困境的主要途徑和方式。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面臨的挑戰。盡管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各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選擇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很大，社會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國家之間存在種種憂慮和戒備，跨文化交流面臨種種挑戰。作為交互性自覺的主體交往形式，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強調多樣性、差異性和開放性的特點，[28]這些特點既是跨文化交流之所以必要的原因，也是跨文化交流面臨的挑戰。

首先，在文化差異性中尋求共識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全球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許多國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文化差異巨大，這種差異性構成了人類社會的依賴關系。特別是在貫穿歐亞的“文明的斷層線”上的國家差異性更大，發展也更加不均衡，文明間爆發沖突的可能性也更大。更有甚者，中國還面臨文化“脫鉤”的挑戰。近幾年，歐美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文化發展采取了“敵視”態度，美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審查中國的新聞媒體海外分支機構、限制中美高校間的學術交流，瑞典甚至關閉了其境內所有孔子學院。類似情況使得中國開展跨文化交流變得異常困難。

其次，建立政治信任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前提。二戰后長期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事實上各個國家之間的政治差異也較大，比如亞洲各國就是如此。亞洲的政治制度是各大洲中差異最大的。這里既有已經建立現代國家制度的日本、新加坡，也有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越南，還有君主制的泰國、沙特阿拉伯，甚至還有酋長制的國家。各國國家政治理念不同，增加了相互理解和認同的難度。亞洲國家還面臨著歷史和現實的挑戰：一方面，許多國家有著被侵略干涉的歷史，因而對外來力量充滿警惕；另一方面，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政治理念在某些國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29]這就使這一地區的局勢更加復雜。此外，世界各地的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以及跨國犯罪現象猖獗，加劇了各國以及各民族之間的不信任和敵視。

最后，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包容性理解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途徑。對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同理解導致國家間相互猜疑，質疑雙方經濟往來的公平性。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進入了不同的發展軌道，有的國家轉型成功加入了發達國家俱樂部（例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有的淪為殖民地直至今天尚未改變自身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例如老撾、柬埔寨等），有的仍然屬于世界最不發達國家行列（例如尼泊爾、阿富汗、斯里蘭卡等）。不同的經歷使這些國家對經濟發展模式有著不同的理解。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基于自身改革開放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與世界各國的經濟交往，中國希望能夠與亞洲各國分享經濟成果。對此，世界各國反應不一，有的歡迎，有的回避，有的擔憂。某些國家再次提起中國威脅論，并且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試圖建立其他區域性機制以排斥中國（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協議的提出），這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帶來了巨大的障礙。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享與路徑共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世界觀，反映了中國對當今世界的看法，[30]也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發展趨勢的整體判斷。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核心目標是推動世界各國經濟上共同發展、政治上相互信任以及文明上兼容并蓄。本質而言，經濟依賴和政治發展是基礎，而文明上的兼容并蓄既是前提，也是目的。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要從理念共享開始，通過路徑共建，達成終極目標。

構建和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需要構建共同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建立在尊重世界歷史和尊重各國不同主張的基礎上，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需要從兩個角度考慮問題——國際體系轉型和中國定位。

當前，對國際體系轉型，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美國學者認為當前國際秩序受到了挑戰，但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內仍然是世界的領袖，國際市場秩序仍然要依賴美國提供的安全框架，其他國家只有通過美國才能實現或可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雖然這些學者認為既有國際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非常低，但他們認為“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結束”[31]。同時，對這樣的判斷，對中國如何定位，學術界也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國際秩序的構建仍然是以國家為主導的，是國家戰略選擇的結果，[32]中國不必維護什么，也不必反對什么，而是要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有所作為。[33]但是，雖然美國和西方的失序可能鼓勵中國在國外積極進取，但也增加了中國過度“伸展”的風險。[34]從這個角度來講，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需要采取適度的戰略，以消除其他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需要把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觀念作為國家發展和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而民心相通是形成共同觀念和共同意識的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外交思想推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體系化。我國把新型大國關系與新型國際關系、可持續安全新觀念、可持續發展新理念等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目標。2021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使“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戰略目標進一步具體化：政治上，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安全上，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經濟上，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人文上，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生態上，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35]這“五個世界”形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構架和基本理念，也是中國與國際社會往來、開展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內容。

建立各類交流機制。信任是國際關系最好的黏合劑，國家間可通過多次信號傳遞和反饋進行反復博弈，表達戰略意圖，形成積極預期，實現相互信任。[36]因此，推動各個國家對外文化開放水平，推動文明對話，建立各類交流機制以消除不同文明間的隔閡是必須的。

首先，政府間建立長期的文化交流機制，特別是政府工作人員的共同培訓。例如，包括地方政府之間友好伙伴關系或者友好城市在內的公共外交。在這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家曾經有過非常豐富的經驗和扎實的基礎。例如，中日之間、中美之間都有200多對友好城市，為雙邊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美國國際姐妹城市協會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其次，加強民間文化交流機制的建設。當前，亞洲國家之間有著比較豐富的交流機制，諸如留學生、學者以及影視傳媒等方面的交流已經形成規模。例如，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就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跨文化民間交流機制。[37]截至2016年，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在中國擁有團體會員單位616家，在國內擁有項目合作伙伴單位1000多個，與5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170多個權威教育組織和團體建立了長期穩定的交流合作關系。[38]孔子學院就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文化交流機制，但需要進一步加強其功能性建設，例如，韓國學者提出的建立東亞大學[39]的設想，可以是孔子學院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

最后，建立精英階層的交流機制。精英階層的交流主要在三個群體中展開：政治精英、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這三個精英群體承擔著文化交流的理念打造、具體實踐以及闡釋推廣的任務。打造長期高效的文化交流渠道，對于國家間傳遞信息、增進理解，特別是解決政治危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例如，“東北亞名人會”就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東北亞名人會是新華通訊社、日本經濟新聞社和韓國中央日報社聯合發起的三國民間交流論壇，參加的主要人員包括前政要[40]、商業界人士等，自2006年起，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在三國輪流舉辦。特別是在2014年會議上，會議還專門就“東北亞命運共同體”展開了討論。[41]然而，盡管目前存在這樣一些民間交流機制，但是其規模不足以構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同，因此需要從廣度和深度加強建設。

開展區域性整體合作框架建設。盡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目的是為了世界各國人民整體福利的提升，但是這個目標是漸進的，并非一蹴而就，率先完成區域性整體合作框架是必經之路。中國是亞太核心地區，要立足周邊，尋求區域內的文化認同，倡導建立新型亞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共同制訂國際規則，共同倡導符合亞洲各國利益的價值觀，進而建立一個整體性的合作框架。

對于建設區域性整體合作框架，亞太地區國家進行過積極、有意義的探索，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形成了三種路徑。第一種是雁型模式，這是由日本學者在日本經濟騰飛后提出的一個東亞和東南亞經濟合作模式。[42]這個模式提出之后，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中日學者間的分歧最大。這個模式是建立在生產周期理論之上，通過技術代際傳遞，通過實行區域內的國際分工實現合作的。這種模式反映了特定時期東亞各國的不同發展階段，為東亞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是這種模式具有不穩定性，一旦有其他國家在技術上或者市場容量上超過日本，就意味著這種模式的終結。第二種是東盟模式，相關觀點認為“東盟模式”可以發展到“亞太模式”。[43]然而，一些學者對之持不同意見，認為這個進程不會得到美國、日本乃至中國的支持。該模式以觀念認同為基礎，但是東盟和中日之間在觀念上存在較大差異，因而該合作模式存在先天性缺陷。第三種是澳大利亞主導模式，該路徑主張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中立方可以聯合東亞和美洲，進行更大范圍的經濟合作。[44]作為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和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倡導者，學者們認為澳大利亞因其特殊性能夠平衡太平洋沿岸各方利益。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學者們顯然高估了澳大利亞因其國際影響力和國際斡旋能力。

總體來看，這些模式在空間范圍上具有不確定性，合作內容易受經濟周期影響，容易出現“走一步、退兩步”的局面。這些模式不是制度主導型，容易導致某些議題無法進入討論議程，或進入討論議程卻無法形成決議，又或形成了決議但缺乏執行力。因此，亞洲國家需要一個整體性的制度安排，從而使議程設定、議程程序以及強制力等諸方面問題都得到有效解決。

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發表主旨演講提出，“我們要把握好世界大勢，跟上時代潮流，共同營造對亞洲、對世界都更為有利的地區秩序，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45]。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46]在建立亞洲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關鍵的任務在于建立長期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機制以及整體性合作框架，通過跨文化交流建立亞洲各國之間相互理解和相互認同的橋梁，這是一個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過程。

結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日漸深入人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國提出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的中國方案。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成功實踐，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著世界，中國和平發展的實踐范本為世界各國提供了真實可信的和平發展路徑，是中國對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貢獻。[47]“今天的世界，物質技術水平已經發展到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南北發展差距依然巨大，貧困和饑餓依然嚴重，新的數字鴻溝正在形成，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的民眾生活在困境之中。”[48]這些發展赤字仍將長期困擾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如何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有效的認同，需要更廣更深的國際間交流，這就為跨文化交流提出了重要的時代任務?？缥幕涣鞯闹饕δ苁谴龠M文化規范、治理理念獲得認同、達成共識?？缥幕涣鞯耐緩接泻芏啵梢酝ㄟ^對政府間機制、民間機制以及區域性機制的構建增進交往，讓和諧世界的理念深入人心，最終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本文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社科項目“構建西太平洋地區經濟與發展整體性合作框架研究”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變革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8ZFG81003、20ZFY81001）

注釋

[1]黃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紅旗文稿》，2019年第20期。

[2]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第2版。

[3]［美］米爾頓·J·貝內特編：《跨文化交流的建構與實踐》，關世杰、何惺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13頁；陳雪飛：《跨文化交流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年，第1頁；潘一禾：《超越文化差異：跨文化交流的案例與探討》，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頁。

[4]C. R. Berger and R. J. Calabrese, "Some explorations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1, No.2, 1972, pp. 99-112; G.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 1-36.

[5]［澳］約翰·特納等：《自我歸類論》，楊宜音、王兵、林含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1～182頁；H. Tajfel,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許利平、韋民等：《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人文交流》，北京：時事出版社，2015年，第4頁。

[7]P. J.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7.

[8]J. E. Stets and P. J. Burke,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0(63): 224; ［美］喬治·H·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趙月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240頁。

[9]潘一禾：《超越文化差異：跨文化交流的案例與探討》，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16～217頁。

[10]郭云澤、劉同舫：《超越“中西文化之爭”：從“比較式對話”到“合作式對話”》，《學術界》，2020年第4期。

[11]A. Wen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Madrid, Cape Tow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70-378.

[12][14][15]R. L. Jepperson; A. Wendt and P. J. Katzenstein, "Nation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 J.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4, 59, 52-53.

[13]［美］約瑟夫·奈：《軟實力》，馬娟娟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2頁。

[16]邢麗菊：《推進“一帶一路”人文交流：困難與應對》，《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6期。

[17]王曉秋：《論文化交流與中日關系》，《日本學刊》，2003年第1期。

[18]A. F. Wright and D. Twitchett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

[19]陳懷宇：《高昌回鶻景教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999年第4卷；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中國學術》，2002年第4輯；榮新江：《唐朝與黑衣大食關系史新證——記貞元初年楊良瑤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

[20]張廣達：《碎葉城今地考》，《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5期；林世田、劉波：《國圖藏西域出土〈觀世音菩薩勸攘災經〉研究》，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教授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06～318頁。

[21]［法］阿里·瑪扎海里：《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1～461頁；張廣達：《海舶來天方，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系的回顧》，《文本、圖像和文化流傳》，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0～174頁。

[22]王毅：《發展中的中國和中國外交》，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6/0226/c1002-28153620.html，2016年2月26日更新。

[23]G. J. Ikenberry, "A World Economy Restored: Expert Consensus and the Anglo-American Postwar Settl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1992, pp. 289-321; J.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Issue 2, 1982, pp. 379-415.

[24]R. O. Keohane and J.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fourth edition, Longman, 2012, pp. 261-294.

[25]傅瑩：《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海外網，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2315/2017/0516/content_30916020_1.html。

[26]沈進建、陳家勤：《“命運共同體”凝聚世界經濟新增長點》，《人民論壇》，2015年第3期。

[27]陳須隆：《“一帶一路”建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求是》，2018年第8期。

[28]劉興盛：《全球治理困境前提性反思與命運共同體交互主體性自覺》，《教學與研究》，2020年第12期。

[29]邢麗菊：《推進“一帶一路”人文交流：困難與挑戰》，《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6期。

[30]陳須?。骸稑嫿ㄈ祟惷\共同體思想理論的四次飛躍》，《瞭望》，2017年第11期。

[31][34]《時殷弘：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結束》，全球化智庫官網，http://www.ccg.org.cn/archives/30417，2017年1月16日更新。

[32]秦亞青：《國際體系、全球治理與世界秩序》，“21世紀論壇”2010年會議，北京，2010年9月7日、8日。

[33]廖凱：《中國應該放棄不結盟政策嗎？》，http://gb.cri.cn/42071/2015/11/24/8211s5176531.htm，2015年11月24日更新。

[35]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求是》，2021年第1期。

[36]劉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及中國的參與路徑》，《教學與研究》，2020年第12期。

[37]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成立于1981年7月，是中國教育界開展對外教育合作與交流的全國性非營利機構。1994年在聯合國注冊為國際非政府組織，2006年7月獲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特別咨商”地位，2009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咨商地位”，2011年成為聯合國學術影響力項目成員。

[38]https://china.afs.org/關于我們/，2021年8月2日訪問。

[39]白永瑞、朱霞：《走向東亞共同體之路——七個相關問題意識》，《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40]例如，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曾培炎，日本前首相中增根康弘、福田康夫，韓國前總理李洪九等都曾出席過此類會議。

[41]《東北亞名人會第九次會議共同倡議（全文）》，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23/c1002-24930197.html，2021年7月28日訪問。

[42]王正毅、［美］邁爾斯·卡勒、［日］高木誠一郎編：《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9～491頁。

[43]M. Kahl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A.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秦亞青、魏玲：《結構、進程與權力的社會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3期；秦亞青：《國際體系、國際秩序與國家的戰略選擇》，《現代國際關系》，2014年第7期。

[44]P. Drysdale, "Down to the Wire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 27 July 2015.

[45]習近平：《邁向命運共同體 開創亞洲新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中國產經》，2015年第4期。

[4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7]范強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觀察與思考》，2020年第12期。

[4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4頁。

責 編／桂 琰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alitie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Ren Hongsheng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long-term tre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forming an effective suppl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quires the most extensive 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ive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widespread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deficits in the world, the creation of a common idea has become extremely difficult.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conve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the world. Only through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ster a basically consistent cultural identity ove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form an open and orderly harmonious worl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need to sta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t the 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and regional levels.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will eventually promote its all-round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cultur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