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是媒體緬懷“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錢學森時最常用的標題，在他的眾多傳奇中，“歸國”可謂最蕩氣回腸的一節。

在專家眼里，這段故事雖然被津津樂道了70年，但講述中要么缺乏細節、要么演繹發揮，甚至出現了“語焉不詳、張冠李戴、以訛傳訛、高度雷同”等現象。

媒體演繹的藍本，基本源自錢學森1956年1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簡述《我在美國的遭遇》，此后50多年間，他都很少提及1950年至1955年間那段艱難歷史。一方面，錢學森不愿回首那段黑暗歲月;另一方面，中美檔案尚未徹底解密，就連親歷者對“幕后黑手”也知之甚少。

錢學森逝世后，錢學森圖書館建成開放，恰逢美國有關檔案解密，一直在搜集資料的張現民副研究館員，先后到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總統圖書館、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和中國外交部等處，查閱檔案兩千多頁，經多方對比考證和系統研究整理，發現了不少新的信息，也糾正了一些訛傳。

利用檔案揭秘的歸國故事，更真實詳盡，也更能彰顯錢學森的智慧超群、崇高品德和愛國情懷。

1950年11月，洛杉磯移民局舉行聽證會（左二為錢學森）

1950年8月，錢學森的八大箱托運行李被美國海關查扣。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辦公室。

曹日昌寫給錢學森的信。

“最初受歡迎的地位不復存在，一股疑云籠罩在頭上”

一般認為，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論》，尤其是學術泰斗馮·卡門那句廣為流傳的評價“你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奠定了錢學森在世界學術界的地位。事實上，錢學森成為世界級的著名科學家，可以往前推到1949年底。

1949年入職加州理工學院后，錢學森的聲譽幾乎可以與20世紀30年代的馮·卡門相匹敵。與馮·卡門一樣，他身兼數職，既是科學家，又是教授，還是管理者。

在當年12月召開的火箭協會年會上，錢學森以加州理工學院“戈達德”教授、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軍方顧問等多重身份受邀。在報告里，他描述的“洲際運輸火箭”引發了媒體關注。

“借助這種形狀酷似削尖了的鉛筆的未來交通工具，人們將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從紐約飛到洛杉磯。”《紐約時報》《時代》雜志都長篇介紹了錢學森的科學創想，還刊登了他的照片。這表明，錢學森已經是空氣動力學領域的“領頭人”了。

享有盛譽，擁有各種職務、頭銜，給他帶來了優厚生活。不惑之年的錢學森看上去像只有25歲的樣子，而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蔣英則以優雅美麗征服了加州理工學院，錢家的一個朋友在給馮·卡門的信中寫道：“我們都愛上了錢夫人！”

錢學森舒適的家成了一個小社交圈子的中心，圈中人有清華、交大的校友，也有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同事。這些人清楚地記得那些盛大家宴：錢學森當著客人的面興致盎然地炒菜，而通常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用于準備工作的蔣英，則靜靜地坐在他的旁邊。

看起來，錢學森擁有了人們夢寐以求的一切：可愛的妻兒，輝煌的榮譽以及財務自由。然而，他卻在給摯友馬利納的信中寫道：“東方的形勢變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來會怎樣。但或許，沒人對自己的未來有把握。”

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試射原子彈成功，中美關系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轉折，錢學森的命運之舟也隨之搖擺。

紅色中國向他伸出了橄欖枝。1949年5月，錢學森收到了在香港大學任教的共產黨員曹日昌教授的一封信。他雖然與錢學森并不熟識，但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向錢學森發出了熱情邀請：“全國解放在即，東北華北早已安定下來了，正在積極地恢復建立各種工業，航空工業也在著手。北方工業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如果您在美國的工作能夠離開，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國內來，在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

一直熱切關注國內局勢的錢學森自然明白，信中的“北方工業主管人”代表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不久，他又收到了父親的親筆信：“生命仰有根系，猶如樹木，離不開養育它的一方水土……兒生命之根，當是養育汝之祖國。葉落歸根，是報效養育之恩的典喻，望兒三思。”

其實，不必父親提醒，錢學森也明了，在美國的所有一切都是“為日后回到祖國能為人民做點事”。他曾回憶說：“我在美國那么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里待下去……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沒有，我說一塊美元也不存，他們感到奇怪。其實沒什么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不過，他剛接受了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一職，正是大展宏圖的時候，美國迅猛發展的火箭項目也讓他癡迷，他相信，有朝一日，能將人類送往太空。

另外，他和蔣英的第二個孩子將在1950年6月出生，顯然也不宜長途旅行。跟朋友談起未來打算，他只說，考慮回國一趟，把父親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國。

就在此時，美國政府的一個舉動，讓他下了回國的決心。

1950年6月6日，一個陰雨連綿的日子，聯邦調查局特工找上了錢學森。

錢學森現在占據了馮·卡門以前的辦公室。房間很大，桌子后面是一塊寫滿了數學公式的黑板，一扇大窗正對著庭院。兩名特工的來意很簡單：審查錢學森是不是，或是有沒有加入過美國共產黨。

聯邦調查局宣稱，20世紀30年代，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過從甚密的好幾個人都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在化學助教威因鮑姆家中舉行的社交聚會，實際上是美國共產黨帕薩迪納支部122教授小組的集會。錢學森的名字出現在一份1938年的黨員名單上，并與一個化名“約翰·M·德克爾”有關。

錢學森否認了所有“指控”，也拒絕出賣朋友。

聯邦調查局報告稱：“錢學森說，作為一名科學家，他衡量一個人是否忠誠的唯一標準是事實，但對于一個人的忠誠或政治信仰這種無形的東西，事實的標準又不能適用。因此，他拒絕懷疑他的那些朋友。”

在接受的采訪和回憶中，錢學森的導師馮·卡門、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都認為錢學森是受威因鮑姆牽連，“由于錢拒絕揭發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聯邦調查局對他的懷疑”。

然而，檔案表明，針對錢學森的“忠誠調查”早在1942年就開始了，到1946年、1947年時，范圍更大、時間更頻繁、報告也更多。

二戰快結束時，錢學森曾以“上校”身份，隨馮·卡門到歐洲進行軍事考察，并完成了美國航空長遠規劃《邁向新高度》的很多章節。此后，榮譽接踵而至，敵視和懷疑也悄然來臨。

從檔案看，這一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司法部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都開展了對他的調查，調查對象既有錢學森工作單位的同事、朋友、領導和一般行政人員，甚至還有錢學森的房東。

1950年，麥卡錫浪潮席卷美國，掀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清共”狂熱，對大學、軍事部門和政府機構的忠誠審查幾乎天天都在進行。許多無辜的科學家被列入“黑名單”，包括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在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紅色恐怖”時代，災難落在了本就被懷疑的錢學森頭上。

5月18日，美國陸海空三軍人事安全會議召開，專門研究錢學森的問題，6月6日，三軍正式吊銷了他的涉密研究許可證。

錢學森早在1942年12月就獲得了涉密許可證，而且噴氣推進實驗室90%的項目都屬于保密范疇。吊銷涉密許可證，意味著不再受信任和無法開展工作，這對一向視研究為生命的錢學森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

6月16日，錢學森在一份聲明中稱，“最初受歡迎的地位不復存在，一股疑云籠罩在頭上。接下來唯一能做的最紳士一點的事情就是離開這里”，并遞交了辭呈。

“你不能走，你太有價值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迫使錢學森離開美國的事件接連發生。6月16日，威因鮑姆在家中遭到逮捕。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并決定以武力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美國第七艦隊向臺灣出動。

錢學森的密友、“紅色科學家”羅沛霖擔心，如果自己再多加逗留，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于是提前進行了博士學位論文答辯。錢學森也懷有同樣的擔心，兩人在答辯結束當日，便一同去買回國的船票。

8月31日出發的美國郵輪“威爾遜總統號”是他們歸國的最佳選擇，羅沛霖是學生，當場買到了船票，票錢還是錢學森出的。錢學森是教授，必須得到移民局批準才能買票。溝通無果之后，急于離開美國的他，預訂了8月28日從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飛往香港的機票，準備“曲線回國”。作為一個光明磊落的人，錢學森于7月29日將回國的決定通過信函的形式通知了美國國務院。

學術新星即將離去，加州理工學院自然極力挽留。院長杜布里奇在給各方的信中寫道：“這簡直是再荒謬不過的事，一個偉大的火箭及噴氣推進專家，在這個國家里，無法在他所選擇的領域中得到工作的機會，因而逼使他回到紅色中國，讓他的才干在共產政權中施展。”

經杜布里奇再三堅持，華盛頓決定于8月23日舉行聽證會。雖然涉密許可證已無足輕重，但錢學森告訴羅沛霖，“要回國，就要正大光明地回，不能悄悄地離開”，為了自證清白，他還是飛了趟華盛頓。

杜布里奇建議錢學森，在華盛頓，應當首先拜訪美國海軍副部長丹尼爾·金貝爾先生，借助倆人的交情從中疏通。

“金貝爾與錢學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錢學森參加的‘火箭俱樂部’與美國軍方有過合作，用火箭改進飛機起飛時的助推器，大大縮短了跑道的距離。后來，‘火箭俱樂部’的幾個成員創辦了一家公司，錢學森是技術顧問，金貝爾是公司的管理人員，負責經營。他們很早就認識。如今，這家公司就是通用公司。”錢學森的學生鄭哲敏在介紹二人關系時說。

對老朋友，錢學森含淚傾訴了遭遇的不公。金貝爾在“二戰”時還是力捧錢學森的“粉絲”，但一聽說他決定返回中國，立刻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反復對錢學森說：“你不能走，你太有價值了！”并勸錢學森安心做一個數學家。

在金貝爾的運作下，聽證會延遲，錢學森的華盛頓之行一無所獲。時間緊迫，離他飛香港的時間只有5天了，與金貝爾會面后，錢學森就急急地趕回洛杉磯。誰想到，美國移民局官員已經在洛杉磯機場恭候多時。他交給錢學森一紙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離開美國！”

錢學森無比憤懣，美國移民局動作如此迅速，顯然是金貝爾在幕后操縱。張現民查閱的檔案也顯示，錢學森剛離開金貝爾辦公室，這位海軍副部長立即抓起電話，向美國司法部通報：“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錢學森離開美國！”

金貝爾最為擔心的是錢學森回到中國，為美國的敵對政權服務；最懼怕錢學森為中國研制高精尖技術武器，甚至向美國的敵對勢力蘇聯，提供有價值的資料。

至于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家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在張現民看來，并不像是金貝爾本人所說，更像是美國媒體的演繹，或者是中國媒體的誤譯。

當錢學森經過五年的漫長抗爭，終于回到北京，金貝爾又說了一句“名言”——“放錢學森回中國是美國曾做過的最愚蠢的事”——這句話倒是有據可查。

“沒有什么密碼本，沒有什么密令手冊，也沒有什么設計圖紙”

被限制出境后，錢學森取消了機票，請求托運公司將發出的包裝箱追回來。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華盛頓的時候，行李已經被扣押了。

8月19日，在錢學森前往華盛頓之前，托運公司把他的行李運到了打包間。準備運走的東西重達800公斤，裝了8個大木箱，包括一架鋼琴、家具、盤碟、床上用品、書籍、辦公桌、收音機，甚至還包括一個洗碗機。連托運公司老板都看出來了，“他們帶走了幾乎所有的家當”。

第二天早晨開始卸車時，一位打包工人向公司老板匯報，一些文件上標有“機密”或“絕密”的字樣。

海關介入后，形勢急轉直下。8月21日和22日這兩天，海關官員、聯邦調查局特工、海軍情報部、空軍情報部、陸軍軍械部和美國國務院的人都光顧了白金斯公司的倉庫。

托運的行李中，有大量科學論文、政府文件和行業報告，而所有這些都需要召集全國各地的頂尖航空專家審查。海關在還沒搞清楚狀況的時候，就以間諜罪等罪名申請了對行李的扣留，8月25日，移民局又發出了對錢學森的逮捕令。

錢學森對暗中進行的一切一無所知。8月25日，蔣英從洛杉磯當地的報紙中讀到有丈夫照片的新聞時，才知道“運往中國的機密文件被查扣”。美聯社和合眾社進一步將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報紙上，錢學森一下子從科學家變成了“間諜”。

“沒有什么密碼本，沒有什么密令手冊，也沒有什么設計圖紙”，錢學森在一篇交給媒體發表的聲明中寫道，“打包前，我仔細核對了我的個人物品，將帶有涉密性質的材料都剔除出來，并將它們鎖到了我辦公室抽屜里，將抽屜鑰匙交給克拉克·米利肯博士。據我所知，在我攜帶的資料中沒有帶有內部、秘密或者絕密的字樣。”

錢學森一家在“克利富蘭總統號”游輪上的合影。

1955年，錢學森寫給陳叔通的信。

1955年8月4日，美國移民局正式通知錢學森可以離境。

為了審查行李，政府花了3天時間把這些文件制成了12000張微縮照片，這個“錢學森圖書館”僅是目錄就足有26頁。最受關注的是9大本剪報，剪報上共有1539篇文章，其中1412篇涉及核問題和原子能計劃，占所有剪報數量的90%以上。

由于這些剪報都是公開發表在報紙或雜志上的文章，最終完璧歸趙，回到錢學森手中。這些資料也從側面說明了，為什么在1966年的“兩彈”（導彈和原子彈）結合試驗中，他被委以重任。

反復技術鑒定后，軍方發現那些有“保密”字樣的文件大多數已經解密或者降解，有的是出自錢學森之手。一些部門認為這不過是一個不錯的個人資料庫，但卻對國家安全構不成什么威脅。另外的一些人則對錢學森的動機持負面看法。

海軍研究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不得不承認：“相對于錢學森存儲在其大腦中的信息而言，錢學森所攜帶的這些資料對敵人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計。”

這場聲勢浩大的審查，因為把對數表誤認為密碼本，而在加州理工淪為笑談。在教職員眼里，錢學森可能是最不像共產黨的人了，他們覺得他一身貴族氣質，還給他取了個“天子”的外號，而且他不是還娶了蔣介石軍事顧問蔣百里的女兒嗎？對同事的質疑，記者的盤問，本就沉默寡言的錢學森大多數時候都選擇概不回應。

馮·卡門在回憶錄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況：“（錢學森）不認為他應當向有關當局證明他不是一個共產黨。我想，如果有人因為我當年在匈牙利貝拉·庫恩政府短暫工作過的經歷就‘指控’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也會作出和錢一樣的反應。”

“中國人民指的是誰？”“是四億五千萬人！”

1950年9月6日下午，最壞的事情發生了。移民局派出兩名特工，在錢學森家中逮捕了他。事實上，逮捕證8月25日就已經簽署了，為什么等待這么久才付諸行動？

也許因為，錢學森曾多日閉門不出，試圖躲過聯邦調查局特工的監視；也許因為，特務收到情報，錢學森的車已經跑到了墨西哥邊境；也許因為，他的昔日好友接連受審并被判重刑。

當特工朱爾敲開錢家大門時，蔣英手里抱著三個月大的女兒錢永真，為來訪者打開門，錢學森坦然走了出來。特工覺得，他臉上的表情仿佛在說：“好吧，一切終于結束了。”很明顯，錢學森根本就沒打算逃跑過。

在被帶走的那一刻，錢學森顯得十分平靜，他轉身對蔣英說：“我跟他們走，這事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沒想到的是，作為世界著名的科學家，他竟然被遣送到離洛杉磯有數十里之遠的特米諾島上，在拘留所里，遭受了毫無人道的折磨。

在陰暗潮濕的牢房里，他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談，就連馮·卡門從巴黎打來電話，也不能接聽。守衛每15分鐘就來亮一次燈，敲擊金屬欄桿，讓他沒法休息。

當蔣英去看望丈夫時，“他已經不能說話，只能點頭示意”。17天的拘禁中，錢學森竟然減輕了15磅（約13.6斤），甚至出現了幻聽。

金貝爾不準錢學森離境，但也非落井下石之徒，聽說錢學森被拘禁后，他從華盛頓飛來洛杉磯協調：“你知道，我并不是說他該被逮捕，那太糟糕了，他并不是共產黨員，囚禁他是沒有理由的。”

經多方營救，在繳納了高達15000美元保釋金后，錢學森出獄了，他諷刺道：“相比一般綁架者開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贖金，我還真為自己不菲的身價感到自豪！”

美國共產黨總書記被判刑后也才繳納了1000美元罰金，可想而知，15000美元保釋金意味著什么。

關于這筆巨款的來源，有好幾種說法，如“朋友集資”“現金躉交”等。檔案顯示，這筆錢是由錢學森一個學生的未婚妻所出，用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作為贖金。米勒斯不愿意公開自己的身份，因為“不希望讓她丈夫的同學知道他娶了一名富太太”。

從特米諾島被保釋后，案件并沒有因此終結。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就在志愿軍赴朝不到一個月，美司法部移民局開始以聽證會的名義審訊錢學森。

四次審訊，錢學森一人面對強大的美國政府，但他不畏極限施壓，回答問題理直氣壯，嚴絲合縫，針鋒相對的控辯，反而成了他有理有據的“申辯會”。

張現民查閱并翻譯了四次“聽證會”的原始記錄，多達282頁。他發現，檢察官古爾丘是個反共老手，極其兇狠刁鉆，時常變著法兒刁難錢學森，甚至設置圈套讓他鉆。不過，錢學森的對答更巧妙和睿智。

古問：“你不準備去中國臺灣嗎？”

錢答：“我沒有計劃。”

古問：“那你忠于誰？”

錢答：“我忠于中國人民！”

古問：“中國人民指的是誰？”

錢答：“是四億五千萬人！”

……

古問：“你想怎么處理你隨身帶走的那些資料——有關航空和噴氣推進的資料？”

錢答：“那是我知識的一部分，是屬于我的。”

古問：“你想怎么處理它？”

錢答：“那就保留在我的大腦里。”

古問：“你會讓它對中國有用嗎？社會主義中國？”

錢答：“這是我的財產。我有權決定給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賣給任何人一樣。”

……

古問：“讓我問你一個問題，你是美國的永久居民嗎？”

錢答：“是的。”

古問：“假如美國和社會主義中國之間發生沖突，你會為美國對社會主義中國作戰嗎？”

這個問題很刁鉆，錢學森沉思了片刻，機智地回答說：“我已經講過，我忠于中國人民，如果美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發生戰爭，如果戰爭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我想這很有可能——那么我將會站在美國方面作戰，這是沒問題的。”

古問：“你想要先作出決定，決定究竟這戰爭是否有利于中國人民嗎？”

錢答：“是的，我要做出這樣的決定。”

古問：“你不準許美國政府替你決定這個問題嗎？”

錢答：“不，當然不。”

……

對錢學森的審問，常使檢察官處于尷尬的、甚至被審問的局面。后來，古爾丘不得不承認，錢學森的頭腦特別聰明，“比我們這些笨腦袋，聰明得多”。

“我不是美國科學家，我是一名中國科學家”

1951年4月26日，美國移民局做出決定，錢學森被判定為“曾經是美國共產黨員的外國人”，因此必須被驅逐出境。但后來又給這個驅逐令加了個條件，“驅逐決定需等待進一步的指令”。

這種“驅而不逐”的狀態，被美國媒體稱為“一個悖論”。一方面，移民局根據國家安全法，做出了驅逐決定；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也有禁令，不得放走那些技術背景可能為敵國所用、從而危害國防利益的外國人。兩個相互矛盾的政策竟然用在一個人的身上，傷害力簡直是指數級的增長。

錢學森實際上是被軟禁了。他的生活圈子急劇縮小，不能再接觸任何保密工作，和以前的朋友同事都得保持距離，以免他們受到牽連。他還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圍不得超過洛杉磯市邊界。每個月，他都必須到洛杉磯移民局報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館，錢學森總會在那里品味苦澀，聊以心靈上的安慰。

在錢學森家門外，常常可以見到一輛一停就是幾個小時的深色汽車。政府派來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蹤他，拆開他的郵件，闖入辦公室和家中。電話也成了一種騷擾工具。錢學森家的電話經常響起，一天可能多達十幾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聽筒，對方卻馬上掛機。錢學森猜測，這可能是用來確認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種方法。錢永剛最初的記憶，便是他父親怒氣沖沖地拿起電話聽筒時的樣子。

蔣英也是嚴密監視的犧牲者。她本來可以到意大利去，成為一位著名的歌劇女主角，但現在，卻變成了一個美式家庭主婦，連跟朋友出去兜風，都得平躺在后座上。蔣英回憶道：“那幾年，我們精神緊張極了”。為了不使先生和孩子們發生意外，她連保姆都不敢雇。

錢學森回憶說：“我當時的心情是很壞的，美國政府不許我歸回祖國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滿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兩彈元勛’郭永懷）傾訴。他的心情其實也是一樣的，但他克制地勸我說，不能性急，也許要到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后，形勢才能轉化，我們才能回國。”

“那段時間，錢家的擺設非常簡單”。郭永懷的夫人李佩講，“錢家空空如也，客廳里只有一張餐桌，幾把椅子，一架鋼琴，還有三只手提箱。錢學森說，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國，他和蔣英拎起這三只手提箱就可以馬上動身。”

“昨日座上客，今日階下囚。”在外人看來，錢學森“狀態不好，像變了一個人”，但在書齋里，他還是那個智慧超群的“天才”。繼續工作和教學之外，他轉換研究領域，又開創了物理力學和工程控制論兩大領域。

錢永剛曾揭秘錢學森的成功之道，在他看來：“搞清了系統科學，也就搞清楚了錢學森為什么不僅能在過去，更能在未來產生更深遠影響的根源。”

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論》在最后不顯眼的地方，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我們現在完全有把握，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組成高可靠性系統。”

上世紀50年代，錢學森為什么敢在連解放卡車都造不出來的情況下，跟領導說行，說中國能造導彈？原理就在這句話上。

火箭、衛星、人造衛星，航天的成果背后，都有這套系統科學的思維。顯然，在這被困的五年，錢學森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一窮二白的祖國做事。

1955年夏，錢學森在回國前向老師辭行時，手里拿的就是《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講義》。74歲的馮·卡門百感交集，感慨地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

1954年6月，《科學美國人》想要刊登錢學森的貢獻，錢復函說，不希望其名字列入《科學美國人》雜志，他說：“如果把我確定為美國科學家團體中一員，我感到很恥辱。事實上，我不是美國科學家，我是一名中國科學家。”

“只有一件事能讓我父親重返美國，那就是來自美國政府的道歉”

關于錢學森回國，普遍存在一種說法：1955年8月，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周恩來總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錢學森1955年6月15日給陳叔通的信為依據，與美方進行交涉和斗爭，并迫使美方同意錢學森離美。

不僅錢學森及家人這樣認識，坊間是這樣認識，而且在學術界也是這樣的聲音。但張現民利用豐厚的檔案資料，通過扎實的論證，顛覆了這一傳統的認識。

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顯示，中國政府自從“錢學森案”發生后，便持續關注著事件動態，并做好了隨時出手的準備。

1951年10月5日，當得知美國可能將錢學森監送至臺灣地區時，外交部立即提出兩套方案：第一，如果錢學森被美帝驅逐，可能走到香港附近，電告在香港做統戰工作的吳狄舟，“設法護送至穗”；第二，電告英國著名進步科學家，在美國方面動員力量予以救援，使錢學森不至于被送臺灣地區。

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美開始商討朝鮮戰俘與中國留學生歸國問題。會談雖沒有達成任何一致性意見，卻促使美國開始重新審核滯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

朝鮮戰爭停戰后，美國國內呼吁和平，主張對中國釋放善意，讓美國在華被押人員得以回國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美國也逐漸縮小了禁止離美的名單人數，最后聚焦于錢學森一人身上，即“只有一個人不能離境，那就是錢學森”。

1955年4月4日，美國正式宣布撤銷對華留學生的回國禁令，借此“東風”回國的鄭哲敏說：“回國時錢學森囑咐我兩件事。第一，他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強調計劃發展的，用得上運籌學。他要我把這個領域的信息帶回來，告訴錢偉長。第二，是要求我回國不能太神氣，做什么事不能挑三揀四，原則是國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不定期的日內瓦會談，成為“冷戰”期間中美之間重要的外交通道，錢學森“惟恐錯過機會”，不失時機地發出了那封傳奇的“求援信”。

1955年6月，在小販送菜的菜籃底下，錢學森無意中看到了一張畫報，上面有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齊聚天安門城樓檢閱游行的照片。在照片中，錢學森看到了一個熟悉的面孔——陳叔通。

陳叔通是錢學森父親錢均夫的老師，新中國成立后，陳叔通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看到多年未見的熟人，錢學森眼睛一亮：為什么不寫信給太老師，把自己的境遇告訴他，請求中國政府幫助自己返國呢？

“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錢學森寫在煙紙背面的這封信情真意切。為了確保寄出，他讓蔣英用左手，模仿兒童的筆跡書寫信封地址。蔣英后來回憶說：

“我們開車到一個黑人最多的超市，悄悄把那封信塞到郵筒里。果真，這封信寄到了比利時。我妹妹也很聰明，知道這個事，趕快將這封信寄給錢學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錢學森的爸爸趕快就把信寄給陳叔通，陳叔通收到信后趕快將信轉給周總理。”

外交部解密檔案，與蔣英的口述稍有出入：陳叔通并沒有直接交給周恩來，而是轉交給自己的好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張稼夫代表中科院致函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7月21日陳毅做出“想辦法”的批示，8月7日外交部在給王炳南的電報中，要求他在次日舉行的會談上運用“關于錢學森的例子”。

一般認為，這封信是爭取錢學森回國的關鍵一環。就連周恩來在評價大使級會談時也說：“中美大使級會議……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一件事情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會談也是有價值的。”

然而，美方的檔案顯示，早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就達成了同意錢學森回國的原則性意見。

先是6月10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表態說：“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所有的中國人都回去”，“他們所掌握的信息現在已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有價值了”。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又給出書面報告：“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約有五千多名中國學生來美國學習，其中有110名學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國安全的信息。在這110名學生中，除兩名同學外已全部釋放。……現在看來，他那個時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這些信息在蘇聯陣營看來也可能成為基本常識。”

張現民認為，錢學森不是“要回來”的，而是因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誤判”送回來的，8月份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只是提供了一個正式釋放錢學森的機會。

1955年8月4日，王炳南尚未出示“求援信”時，美國移民局就簽署了同意錢學森歸國的正式通知。

9月17日，他們全家就踏上“克里富蘭總統號”，在甲板上，路透社記者追問錢學森是否還打算回來，錢學森答：“我不會再回來，我沒有理由再回來，這是我想了很長時間的決定。我打算盡我最大的努力幫助中國人民建設自己的國家，以便使他們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1956年6月，已任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給還在加州理工的郭永懷寫信說：“我們現在為力學忙，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自然是到力學研究所來，快來，快來！請兄多帶幾個人回來！”

有了錢學森的前車之鑒，郭永懷為了順利回國，燒掉了自己的論文手稿和筆記。同船的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則受到美國的嚴格審查，以至于船晚開了兩個小時。

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有2290余人回國。若不是美國政府設置了種種障礙，相關的數字還會高得多。在1999年表彰的23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22人都是先后從國外返回的，只有于敏一人是“土生土長”科學家。

1966年中國“兩彈結合”試驗成功的第二天，《紐約時報》酸溜溜地評論說：這是“冷戰”歷史的一個諷刺，一個由美國培養、教育、鼓勵、尊重，且支付酬金和信任15年的人，幫助中國共產黨用導彈把第一顆原子彈送上天空。

中美建交后，曾有許多美國學術組織邀請錢學森重訪美國，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1985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基沃斯訪華，在與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會談時，基沃斯說，麥卡錫主義曾給錢學森帶來不公正待遇，錢教授當年對美國國防科學做出那么大貢獻，美國政府是欠他的債的，為了做出彌補，可以授予錢學森“美國國家科學勛章”。這在美國是最高榮譽，一般由總統在白宮親自頒發。如果錢先生不愿訪美，可以由美國科學院院長普雷斯來華授予他勛章。可以說，這是美國高官第一次在錢學森問題上認錯，但不是公開的。

對此，錢學森只回復了個便條，“我們中國人有國家的尊嚴，美方既不能為過去對我有不公正待遇表態，那我就不能再去美國”。

“有人勸他抓住這個機會，讓過去的事一筆勾銷。但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讓我父親重返美國，”錢永剛說，“那就是來自美國政府的道歉，只要政府中有人站出來說，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的所作所為是錯的，那就足夠了”。

但是，終其一生，錢學森都沒等到美國政府公開、正式的道歉和平反。

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供圖，本文參考：《羈絆與歸來》張現民著；《蠶絲：錢學森傳》（美）張純如著；《他日歸來》呂成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