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全面建成。隨著我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往來日益緊密，雙邊貨物貿易額由2010年的2934.3億美元增長至2020年的6852.5億美元，東盟已躍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在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的授權和指導下，南寧海關聯合廣西大學中國—東盟信息港大數據研究院組成課題組，共同編制中國—東盟貿易指數，并于2021年9月在第18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上首次正式發布。

中國—東盟貿易指數直觀展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貿易的發展情況和趨勢，可以進一步為政府部門評價雙邊合作成效、制定和調整宏觀政策提供依據，為科研機構研究雙邊貿易發展情況提供信息參考和趨勢判斷，為相關企業把握市場動態提供方向。

2010年至2020年中國—東盟貿易指數持續攀升

2020年，盡管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貿易帶來負面影響，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在疫情期間卻實現逆勢增長，中國—東盟貿易指數持續攀升，達到241.09，比2010年增長141.09，比2019年增長39.57，這表明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發展情況整體向好。數據顯示，中國—東盟貿易指數五個一級指標值都保持較好的增長態勢，其中貿易密切、貿易潛力、貿易活力和貿易環境的指標值較2010年均實現大幅提升，且較2019年仍保持增長；貿易質量的指標值較2019年雖小幅下降，但較2010年仍有所提升（見表1）。

2020年中國—東盟貿易指數分析

貿易密切指標。貿易密切指標反映的是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關系的緊密程度，體現的是雙邊貿易往來的繁榮程度和貿易鏈產業鏈的嵌入程度。該指標由貿易結合度、貿易依賴度和行業內貿易密切度三個二級指標合成。貿易密切指標值越高，表示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關系越緊密。貿易密切指標值自2012年以來逐年增長，2020年該指標值達到134.47。由于中國與東盟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中國對東盟出口快速增長，使得出口貿易結合度增勢明顯，拉動貿易結合度指標值提升至131.97。中國與東盟國家陸海相鄰、資源互補，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相關政策優勢不斷釋放，貿易依賴度指標值也持續增長到147.24。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農業、制造業方面的貿易往來的頻繁，使得產業鏈嵌入程度加深且不斷向高附加值攀升，行業內貿易密切度指標值也因此提高至124.20。

貿易質量指標。貿易質量指標反映的是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質量情況。該指標由商品結構、貿易結構和經營主體三個二級指標合成。貿易質量指標值越高，表示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質量越好。貿易質量指標值在2017—2019年內實現了連續3年增長，2020年該指標值略微回落至102.35。盡管中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義重大，對原材料資源產品、農產品、中間產品的需求增加，高科技產業進步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還是對中國向東盟出口中間產品造成影響，進而反映到商品結構二級指標值的增速變化，商品結構指標值在2020年僅為102.17。受疫情影響，部分外貿企業面臨接單難、履約難、國際物流不暢、貿易壁壘增多等問題，但中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成效顯著，市場主體活力得到大力保護和激發，經營主體指標值也增長到107.29。由于疫情影響了中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走出去”步伐，貿易結構指標值回落為97.58。

貿易潛力指標。貿易潛力指標反映的是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發展潛力。該指標由貿易互補度和市場潛力兩個二級指標合成。貿易潛力指標值越高，表示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潛力就越大。數據顯示，貿易潛力指標值總體呈上升趨勢，2020年該指標值為138.84。隨著東盟國家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競爭略有增強，2014年之后貿易互補度也隨之下降，2020年的貿易互補度指標值為93.84。隨著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額以及東盟人均GDP均大幅增長，市場潛力指標值一路走高，2020年已達到183.83。

貿易活力指標。貿易活力指標反映的是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市場占有情況、企業參與貿易情況和對商貿的關注度。該指標由雙邊貿易市場占有率、商業活躍度兩個二級指標合成。指標值越高，表示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活力越強。貿易活力指標值自2017年以來持續走高，2020年該指標值為143.00。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韌性強，抗疫合作不斷深化，雙邊市場占有率指標值已提高至160.15。但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東盟國家對疫情防控的高度關注，導致與中國經貿方面的輿情信息占雙邊輿情信息總量的比重下降，使得商業活躍度指標值受到影響并下降到125.85。

貿易環境指標。貿易環境指標反映的是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環境的優劣狀況。該指標由金融環境、市場環境和基礎設施環境三個二級指標合成。貿易環境指標值越高，則表明雙邊貿易面臨的環境越好，越有利于雙邊貿易的發展。貿易環境指標值自2018年以來持續保持增長，2020年該指標值大幅攀升至686.82。金融環境指標值為1718.68，這種變化主要是由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雙向直而接投資人民幣跨境收付總額的急劇擴張引起。但受到2020年東盟國家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的案件數有所上漲的影響，市場環境指標值下降到134.79。基礎設施環境二級指標值整體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主要原因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不斷推進，中國—東盟雙邊航運連接度逐漸增強，中國與東盟國家陸路接壤的公路、鐵路口岸基礎條件不斷改善，陸運進出境運輸工具（火車、汽車）數量成倍增長。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邊境口岸物流效率降低，陸運進出境運輸工具指標值則有所回落，導致2020年的基礎設施環境指標值回落到206.98。

推動中國—東盟貿易更高水平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一是加強產業融合，構建中國—東盟區域生產網絡。挖掘好中國的內需潛力，從東盟國家進口生產所需的資源和原材料、以及居民消費所需的優勢水果等農產品。發揮中國紡織服裝、機械制造、石化等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盟國家培育輔助產業，通過中間產品的流通，實現東盟國家勞動力成本優勢和中國制造業產業鏈配套完備優勢之間的互補。鼓勵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向研發設計、系統集成等高附加值環節升級，在產品質量、品牌、服務、技術含量等方面不斷提升優化，形成更強的綜合競爭優勢。

二是解決外貿企業難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積極打造線上線下融合的展會平臺，幫助企業有效對接東盟國家的市場需求，支持企業開展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轉內銷，提升內外貿一體化水平。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力落實“六保”任務，支持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微外貿企業穩定生產，鼓勵更多企業積極拓展東盟市場。針對性出臺促外貿穩增長的紓困惠企措施，持續增加運力、擴大集裝箱供給。

三是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挖掘外貿發展新增長點。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精簡進出口環節監管證件，持續壓縮進出口貨物整體通關時間，清理規范口岸收費，降低進出口環節的合規成本，優化口岸營商環境。繼續推動跨境電商、市場采購等新興貿易業態發展，打造面向東盟的物流中心倉，在東盟國家設立海外倉，形成規模結構合理、產業特色鮮明的跨境電商企業集群。發揮中國企業在高速鐵路、跨海大橋、超高層建筑、隧道施工等方面的技術優勢，鞏固并拓展與東盟國家在基礎設施、交通行業等重點領域的基建合作，以數字化技術、信息化技術賦能傳統基建，在東盟國家的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制造等領域創造更多合作機會，推動對外承包工程出口規模和效益提升。

四是保持與東盟國家的政策溝通，持續改善貿易環境。不斷完善在東盟國家金融機構分布與服務，鼓勵和推動雙邊經貿活動的人民幣計價和結算。引導企業做好充分的準備，深入了解東盟國家的市場規則，學會利用好出口信用保險等金融產品對沖風險。加大WTO/TBT-SPS措施的預警和通報評議力度，推進技術法規、標準和合規評定互認，助力企業化解貿易壁壘，實現“走出去”。綜合推進鐵路、公路、水運、航空等各種運輸方式的規劃建設，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國際立體交通格局，打造中國—東盟國際信息通道，實現與東盟國家的信息高度互聯互通。

【執筆：謝娛、陳瑤雯、粟端】

責編：于 飛／美編：石 玉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