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和比重是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手段。未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在于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要以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作為基礎,以多維制度體系構建作為保障,以分異化的精準施策作為手段,以人力資本的優化政策作為支撐,以有序暢通的社會流動格局作為條件,來推動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和倍增。
關鍵詞:共同富裕 中等收入群體 收入倍增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實現共同富裕的路線圖在于“調高、擴中、增低”,所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和比重是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手段。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的“穩定器”、分配的“晴雨表”、應對風險的“定盤星”,所以人們普遍認為朝氣蓬勃的中等收入群體掌握了一國“通往未來的鑰匙”。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必然之舉;有利于穩定內需釋放消費紅利,是實現向“內外雙循環互動協調”新發展格局轉變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的遠景目標。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擴中、穩中、優中和育中的有效統一
中等收入群體是從收入角度來看社會群體的收入分化狀態,家庭(人均)收入應該是主要(唯一)衡量標準(李實,2021)。判斷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諸多,我國統計局曾將2018年價格下家庭(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之間定義為中等收入家庭。統計局以此標準判斷2017年中國超過4億人是中等收入群體,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中等收入群體。雖然從總量來說,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絕對數量極為可觀;但從國際視角來看,發達國家普遍中等收入群體占比70%,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不高,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任重道遠。
擴中:縮小低收入群體,促進該群體加入中等收入行列。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核心關鍵在于“提低”。只有盡快通過多種有效舉措促使低收入者“增收”和“穩收”,低收入群體越來越多地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才能實現擴中目標。所以,要促進“穩增長”和“穩就業”雙重目標的實現,真正做到“提低擴中”,必須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制定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等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同時針對低收入群體異質性形成差異化的“提低”對策。
穩中:穩定現有中等收入群體,防范中等收入人群滑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除了“提增量”,更重要在于“穩存量”。防止中等收入群體“返貧”、防范中等收入群體滑落到低收入是重點。要通過有效的“減負”呵護中等收入群體:一方面需要更為適配的公共政策設計,如稅制設定原則避免“劫不富”的情況;另一方面在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增加公共投入,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從中等收入群體負擔成本減輕視角促進這些領域健康發展,從而實現對中等收入群體更有力地托底,是“穩中”的關鍵所在。
優中:調整中等收入群體內部結構,破解中等收入群體地區不平衡。我國目前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整體比例不高,而且內部也存在結構不協調,同時在地區間也存在不平衡的問題。在中等收入群體內部結構方面,已有研究發現,中等收入群體內部結構呈現“底端大”的形態,即超過七成中等收入群體居于中等收入區間的底端,中間層比重嚴重不足,這使得中等收入群體內部結構存在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在地區不平衡層面,不同地區和城市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發展不均衡的現象嚴重。所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繞不開的是調整中等收入結構、破解不平衡問題的“優中”問題。
育中:針對重點人群實施“精準育中”,推動中等收入群體提增量。針對高校和職業院校畢業生、技能型勞動者、農民工、小微個體工商戶等重點群體,實施“精準育中”的對策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重點。如何針對不同群體分類施策,即完善高校畢業生和技能勞動者等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系;賦予農民工同城市居民在就業勞動、社會保障、子女入學和住房保障上同等的地位和權利;改善營商環境,完善小微創業者和個體工商戶的扶持政策,支持靈活就業人員群體勤勞致富和穩步增收,是“精準育中和擴中”的核心要義。
綜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在于擴中、穩中、優中和育中的有效統一。不僅需要保持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性,降低其脆弱性,而且更需推進更多的中低收入群體進入到中等收入者隊伍,從而實現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穩步“擴圍”。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難點:破解制約流動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瓶頸障礙
中等收入群體占主體的橄欖型社會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形態。改革開放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孵化了規模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同時良好的社會環境為中等收入群體發展拓寬了空間。但是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仍任重道遠,必須理性認識存在的難點問題。
日益減弱的社會流動性是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首要問題。近年來“不平等”現象在全球蔓延,社會流動性降低成為世界普遍的問題。社會流動性下降造成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反例警鐘仍在耳。可以說,較低的社會流動性造成的社會僵化和階層固化,是收入不公平、分配不均等、經濟社會脆弱的深層次原因。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特別是構建橄欖型社會需要形成充分的自由選擇和良好機會平等的流動社會(文雁兵,2021)。蔡昉(2021)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鍵在于擴大社會性流動,即促進社會橫向流動轉向縱向流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籬,進一步暢通向上流動的通道,以擴大社會性流動的方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我國在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方面還存在一些體制機制的障礙,所以,在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創造流動機會、暢通流動渠道、擴展發展空間,破解制約“擴中”的社會性流動格局的障礙,從而兜牢社會底線。
收入持續增長的脆弱性是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核心問題。中等收入群體擴容增收是相伴相生的問題。整體來說,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想方設法讓群眾的腰包鼓起來,是“擴中”的關鍵。分類來說,難點在農村,要促進農民共同富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鼓勵農民規?;蛯I化經營以及非農就業和創業,促進農民收入多渠道穩步提升,才能使得農村地區“精準扶貧”向“精準擴中”轉變;重點在城市,要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穩定擴大就業、保持城市居民收入穩步增長,同時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加快推進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使農民工收入增長保持長效機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整體居民收入增長仍存在脆弱性:農村地區勞動力轉移受限,制約工資性收入穩步增長;家庭社會資源的相對稀缺,阻礙經營性收入提升;存在一定數量的農民群體內生性收入不足,存在“返貧”風險。而且城市生活中各類不確定性時有發生,未來收入缺乏韌性和負擔水平居高不下的問題仍比較突出,所以,破解收入缺乏穩定性問題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著力點。
多維制度建設的滯后性是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根本所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完善各項制度來“保駕護航”。市場化改革方向,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是破除行政壟斷、提升企業能力、提高就業率,促進收入長期穩步增長的根本基石。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中等收入、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即“調高、擴中、增低”縮小收入差距,形成良性的分配格局的基本保障。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真正構建起責任邊界清晰、分工明確的多層次保障體系以及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條件。同時相適應的稅收調節制度、技能培訓制度、就業服務制度、產權保護制度等,均是有效調動各類主體經營的積極性,不斷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客觀需要。但由于我國轉型和發展的雙重特征以及目前所處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在促進收入穩步提升、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等多維制度建設方面存在滯后的問題,制度缺失、制度不完善的問題仍較突出。所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破解的制約問題之一在于構建完善多維制度體系來作為“擴中”的直接支撐。標本兼治,通過激勵相容的制度設計調動勞動者積極性、主動性,并同時充分發揮政府通過制定、實施有關政策促進“擴中”的穩妥、持續推進。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選擇和路徑方向
在新發展階段,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與比重,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重要部署之一在于制定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即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翻一番,從目前的4億人左右增長到8億人左右,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0%左右提高到60%左右??梢哉f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是促進中國經濟轉型、構建發展新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微觀基礎。
多措并舉保持經濟穩步增長和促進企業持續發展。居民收入和就業穩步增長有賴于宏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首要依靠仍是長期向好的中國經濟發展。一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以就業為導向的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國內外各種新挑戰,提升高質量發展的水平,保持我國經濟中長期穩定增長,繼續做大做好社會財富的蛋糕,為“擴中”筑牢堅實的物質基礎。二是緊緊抓住新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通過技術創新與制度變革促使傳統產業改造、新產業成長等產業優化升級,穩定持續地創造出更多中高收入就業崗位,促使中等收入群體“穩收”和“增收”。三是提高企業、產業技術能力,增長自身的韌性,提高抗風險和不確定的能力,保證“白領”與高級“藍領”隊伍的穩定性,從而保證這類群體收入的可預期性??傊T鲩L、促就業、調結構是奠定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經濟基礎、就業基礎與收入增長基礎的首位要素。
構建并完善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的多維制度體系。在分配制度方面,首先仍要堅持完善按勞分配的制度要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和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其次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構建充分體現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價值的收益分配機制,調動各類要素激勵和保障創新的積極性;第三,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最后,要進一步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強調“一次分配效率優先,二次分配兼顧公平,三次分配彰顯愛心”的原則,確定“一次分配是基礎,二次分配是關鍵,三次分配是輔助”的明確定位。
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首先要進一步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減輕居民個人和家庭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方面的支出壓力;其次要深化改革,促使法定養老、醫療、救助、住房保障等制度優化并定型;最后要堅持責任合理分擔和群體互助共濟的原則,強調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職能,真正構建起責任邊界清晰、分工明確的多層次保障體系。
分群施策、精準施策實施分異化的激勵計劃和政策。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關鍵在于精準識別潛在對象和關鍵領域,對“潛在中等收入群體”應精準定位,采取針對性、差異化、分類化的政策:針對大中專畢業生群體,既要從源頭上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制度,又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面向市場多措并舉的幫助該群體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學有所長學有所用;針對進城務工人員,加快推動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進程。適當放開放寬相應群體城市落戶限制,讓他們在城市中發展有底氣有動力,同時,增加職業技能培訓和在職教育,通過技能水平提升促進其收入的提高;針對中小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要改善營商環境,減輕稅費負擔,降低創業成本,提供更多的市場化金融服務,幫助他們穩定經營、持續經營和有效經營;針對科研人員和技能人才,既要提高該群體的工資待遇,吸引更多的高素質人才持續貢獻,同時,要完善項目激勵、成果轉化等多重激勵機制,激發科研人員和技能人才創新創業的積極性;針對基層公務員和一線干部隊伍關鍵是完善工資制度,要適當提高該類職工工資待遇。
實行投資均等化和技能型人才提升的人力資本優化政策。人力資本優化的有效途徑之一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和實現人力資本投資均等化。在義務教育的公共投資方面,應使得教育經費與經濟基本保持同步增長,探索將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圍的可能性和途徑??s小城鄉之間教育投入方面的差距,同時優化投入結構,使資金向教育薄弱地區傾斜。另外需要創新方式方法,促進城鄉基礎教育均衡發展,還應重視農村地區兒童正規的學前教育,通過人力資本投資的均等化解決人力資本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人力資本優化的有效途徑之二在于重視技能型人才增長的人力資本提升方式。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培育更多與市場主體需求相契合的技能型人力資本,促進教學、實踐與就業的有效銜接。要消除阻礙技能型人力資本流動的剛性制度約束和體制障礙,探索構建統一與開放、有序與自由的人力資本流動機制,真正發揮技能型人力資本促進技術進步、結構升級和收入增長的核心作用。
構建合理公正、暢通有序的社會性流動格局。聚焦解決當前社會性流動機會、渠道、空間等問題,需要具有現實針對性和目的性的政策和對策。要立足基本國情,把握發展規律,注重政府引導,強化市場作用:一是創造更多個人職業發展和價值實現的機會,增強個人通過努力奮斗改變命運的動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二是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形成合理、公正、暢通、有序的社會性流動。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三是完善評價激勵機制,拓展發展空間??茖W合理的評價體系和積極正向的激勵機制,是促進社會性流動的催化劑,通過完善獎勵激勵機制建設,引導勞動者愛崗敬業、努力奮斗,拓寬人才上升通道和發展空間。四是健全兜底保障機制,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兜底保障是增強社會性流動的底線,在推進精準扶貧的基礎上,促進貧困群體向上流動,特別是推進教育優先發展保障起點公平、推進公平就業保障困難人員發展機會,促進貧困人口和困難群體有渠道、有可能實現向上流動,使更多人擁有社會性流動的通道。
【本文作者 魏婕,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任保平,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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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雁兵:《有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1月10日。
[3]蔡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亟待擴大社會性流動》,《中國經濟時報》,2021年11月10日。
[4]劉世錦:《以提高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較》,2021年第4輯。
[5]李春玲:《邁向共同富裕階段: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成長和政策設計》,《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
Adhering to the Effective Unification of Expanding, Stabilizing,
Optimizing and Cultivat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 Policy Suggestions for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Wei Jie Ren Baoping
Abstract: Expanding the size and proportion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substantial progr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future key to expanding and doubling this group lies in implement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doubling plan and the resident income doubling plan,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s the basi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as the guarantee, the differentiated and precise policies as the means, the optimization policy of human resources as the support, and the orderly and smooth social mobility pattern as the condition.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middle-income group; income dou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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