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同富裕已經成為新時代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在這一主題下，黨和國家在眾多領域推出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改革。這些改革立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立足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新的認知結構、權利結構和利益結構，立足黨百年奮斗形成的寶貴經驗，準確把握了共同富裕與供給和需求的關系，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推進下一步改革，要在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基礎上，一方面激活供給側，另一方面把準需求側，確保在高質量發展中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關鍵詞:共同富裕 高質量發展 人的全面發展 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他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在此之前，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目標；在2021年1月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進入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問題”；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共同富裕已然成為新時代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

圍繞推動共同富裕這一主題，近一個時期以來，黨和國家在教育、醫療、金融、反壟斷、勞動保障等領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其中很多改革舉措的廣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其所觸動的利益格局和調整的利益關系的復雜性也是空前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正確認識和理解這些改革舉措，對于在新征程上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將著眼共同富裕目標，從如何認識當前改革面臨的條件，如何認識當前改革的階段性特征，如何認識改革的下一步走向等三個方面分析這些改革實踐。

如何認識當前改革面臨的條件

2021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在審議《深化醫療服務價格改革試點方案》時強調：“近幾年，黨中央部署推動一系列改革，通過取消藥品加成、帶量集中招采和加強成本控制，把藥品耗材價格降下來了，老百姓負擔減輕了，也為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創造了條件。”這段話有兩個深層次含義：一是改革是需要條件的，改革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二是當前的改革是為下一階段改革創造條件的，全面深化改革永遠在路上。認識當前改革面臨的條件，也要從兩個層面著眼。

共同富裕視域下再認識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既是我們認識當前改革面臨條件的起點，也為我們堅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明確了行為邊界。

一是需求側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賦予了產品和服務以復合屬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賦予教育以“成長”“發展”、賦予醫療以“舒適”“健康”等復合屬性。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當前，教育、醫療等領域面臨的“學區房”“看病貴”等問題，很多都是在教育、醫療與其他產品和服務進行組合的過程中產生的。但需要強調的是，教育和醫療領域面臨的問題，不是這種“組合”本身，而是在組合的過程中，其他產品或服務“喧賓奪主”，放大了教育和醫療的某一種功能，而弱化了教育和醫療本身的更多功能乃至本質功能。究其原因，在于供給側“組合”的多樣性不足。“組合”少，一方面表現為優質的教育、醫療等資源供給不足，另一方面表現為“向上流動通道”不暢，引發過度競爭，進而將教育和醫療問題與社會問題混淆在一起。因此，既要認識到共同富裕視域下產品和服務的復合屬性，不能單就醫療而談醫療、單就教育而談教育，堅決避免“一刀切”，這主要是教育、醫療與其他產品和服務進行組合的專業化問題；又要盯緊復合屬性背后的更高需求，不斷探索和創新其他資源滿足這些需求的方式方法，避免對決定性產品或服務某些屬性的過度開發，這主要是教育、醫療本身的專業化問題。

二是供給側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放大了資源多重屬性的外部性。資源具有多重屬性。當前經濟上“以所有權為中心”向“以使用權為中心”的轉變趨勢，如買賣合約向租賃合約轉變、新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交叉補貼”現象等，加速了資源多重屬性的外溢。在這種情況下，供給側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放大了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在資源屬性應用上的“剪刀差”，資源的多重屬性具有了更大的應用范圍。這就使得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必然推動產權在更高層次實現細分。網約車、外賣等平臺的“算法”正是利用和放大了產權細分的趨勢，在實現分工細化的過程中，推動向“上”升級的動機和投入不足，而向“下”挖潛、分散成本的動力和投入更足。雖然客觀上提升了資源的配置效率，但也導致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等群體承壓，“模式創新”抑制了“技術創新”。因此，“算法”需要進化，平臺需要引導。當前正在推進的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就是在進行這種引導、促進這種進化。需要強調的是，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防的不是資本，而是“無序”；反的不是逐利，而是逐利的某一種傾向或方式。這種傾向或方式是否被防被反，取決于其是推動分工升級還是降級，推動的是不是高質量發展。當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資本的報酬仍將高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高于勞動的報酬，但其將更多地依賴知識的專業化，依賴其所創造的系統收益。更進一步說，推動產權在哪一層次實現細分，事關共同富裕依賴什么樣的發展，事關共同富裕為什么必須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

三是供需兩側的矛盾，帶來了不同群體選擇范圍“脫嵌”的風險。不同群體選擇范圍的互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穩定器。在供給側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需求側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下，不同選擇之間的“張力”被放大了。在需求側，對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和行動，出現了層次提升但多樣性不足的問題，在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出現了過度“擁擠”的現象。當前，生育上的“不敢生”“不想生”，教育上的“課外班焦慮”“學區房焦慮”等，都是這一問題的突出表現。在供給側，分工的多樣性得以釋放，但在不同分工的深化上同時存在不均衡和不充分的問題。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很多產品或投資項目同時存在“過度包裝”和“質量不過硬”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推動不同群體選擇范圍的互嵌，產權的細分和組合就容易走向極端，為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埋下隱患。因此，推動共同富裕需要加強對不同群體選擇范圍“脫嵌”風險的過程控制。當前正在積極推進的三孩及配套政策、“雙減”政策等，就是在為全體公民享有應有的權利、履行應盡的義務提供條件、增加選擇。

共同富裕視域下再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性成就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這段話同樣有兩個深層次含義：一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是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條件的，是接續奮斗的前一棒，主要解決的是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二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成就進一步夯實了基礎、準備了條件，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條件基本成熟，主要解決的是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問題。準確把握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性成就，對于接好新時代的“接力棒”、走好新的趕考之路，更好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校準了實現共同富裕的認知結構。改革開放以來，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理性人意識、主人翁意識逐漸在整個社會普及，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逐漸覺醒并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做大蛋糕，解決我國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然而，這一時期的認知結構，主要追求各類要素的配置效率，仍然屬于以物為本的發展范式，在解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問題時往往捉襟見肘，不斷暴露出新的問題。資本的無序擴張，“無序”就體現在“逐利”對以物為本范式的強化。而新時代的發展呼喚以人為本的發展范式。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黨和政府著力推動“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轉變，強化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新發展理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不斷校準人們對什么是高質量發展、依靠誰推動高質量發展和怎樣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認識，為走好新的趕考之路凝聚了新的思想共識。

二是優化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權利結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經營責任制、財政包干制等改革，有效調動了生產經營積極性、解決了很多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逐步形成和發展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認識。然而，這一認識是建立在“以所有權為中心”的權利結構基礎之上的。在產權細分不足的情況下，所有權的排他性有利于強化激勵。但隨著產權細分程度的提升，所有權的排他性給進一步發展帶來了越來越高的成本，而細分出的使用權越來越發揮出決定性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其中重要的含義就是所有權在產權結構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來，黨和政府有效發揮使用權的決定性作用，在產權的細分和再組合上進行創新，對教育、醫療、金融等領域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作出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如推進教師、醫生薪酬制度改革，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開展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等，推動相關領域向著更高質量、更公平的方向發展。

三是調整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利益結構。改革開放以來，各項改革舉措之所以能夠有效發揮激勵作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剩余利潤的分配。在產權細分不足的條件下，剩余利潤主要分配給了投資者或企業家。但隨著使用權決定性作用的鞏固和發展，這一分配方式越來越不適應權利結構的變化，其激勵作用反過來又抑制了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事實上，剩余利潤是產權無法準確衡量的產物。隨著產權的技術衡量手段和制度衡量手段的協同發展，整個經濟系統的收益中可以歸為剩余利潤的比例在下降，系統收益的分配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制度設計的核心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逐步將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要形成與新的權利結構相適應的利益結構。

共同富裕視域下再認識我國改革發展的寶貴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十四個堅持”的基本方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提出了“九個必須堅持”的寶貴經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又闡釋了以史為鑒、開創未來“九個必須”的根本要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用“十個堅持”總結了我們黨在百年奮斗中積累的寶貴歷史經驗。這些都是我們從一個階段走向更高階段的致勝法寶。準確認識這些寶貴經驗，對于我們以什么樣的姿態接好新時代的“接力棒”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強化黨的全面領導，在不確定性中增進了確定性。這關乎共同富裕何以成為新時代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為什么進行改革的問題。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改革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前所未有。在不確定性中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其艱巨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必須要有一個先進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啟動改革并持續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一最本質特征、最大優勢源自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先進性體現在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純潔性體現在我們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為發展的不確定性注入了強大確定性。這種確定性，是建立在“信任機制”基礎之上的，建立在黨為其他組織和個人賦能的基礎之上。這些基礎突出體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實踐中，人們對黨踐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信任度、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可度空前提高，基于信任的發展得以鞏固和深化。

二是發揚自我革命精神，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共同富裕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開創性的，其所追求的全體人民富裕，在自然條件、自發秩序下很難形成，必須付出極大的成本。就當前來看，必須解決那些“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如醫療領域“看病難”“看病貴”同時存在的問題，教育領域“學區房”治理問題等。而且，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完備條件是不可預知的，推進改革勢必付出極大的試錯成本。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發揮好改革決定性主體的作用，必須勇于帶頭承擔改革的成本，不斷適應共同富裕視域下的新要求。這也是自我革命的本質要求。事實上，沒有對改革成本的帶頭承擔，改革就難以啟動。當前，全國上下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推動國有企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等，都是黨政機構帶頭承擔改革成本的具體體現。

三是傳承艱苦奮斗作風，凝聚起了改革發展的強大合力。這關乎共同富裕依靠什么、如何消化改革成本的問題。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既要一切為了人民，也要一切依靠人們。這是改革啟動后得以持續的根本保障。一方面，自我革命中體現出的“遠見”，飽含對人民利益的維護，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可并投身實踐，進而將“遠見”轉化為整個社會的系統收益。這個“轉化”，可期但不可強求，根本途徑是共同奮斗。這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對河北塞罕壩林場建設者感人事跡作出重要指示所指出的，河北塞罕壩林場的建設者們聽從黨的召喚，在“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的荒漠沙地上艱苦奮斗、甘于奉獻，創造了荒原變林海的人間奇跡，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鑄就了牢記使命、艱苦創業、綠色發展的塞罕壩精神。另一方面，條件成熟后，系統收益能夠有效內化，“個別成本”能夠轉化為“一般成本”。這是“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以“共享單車”為例，在其產生之前，主要是政府運營的公共自行車。為了提供交通便利、實現公共自行車可持續運營，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承擔自行車丟失、損壞等硬件成本，并通過設計押金制、有樁設計等分散成本。“共享單車”產生之后，系統收益被內化到了平臺、個人等多主體，成本也被轉化為了“一般成本”，并降到了較低的水平。

如何認識當前改革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既是在我們黨百年奮斗的偉大成就基礎上進行的，也是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達到更高階段上展開的。更高階段與偉大成就的疊加，進一步凸顯了我國發展的道路優勢、理論優勢、制度優勢和文化優勢，造就了現階段改革發展的中國特色。

共同富裕仍然以供給為基礎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這一定義既有“一切為了人民”，也有“一切依靠人民”，后者是基礎和根本動力。定義中強調“不是整齊劃一”“分階段”，是因為人具有差異性和適應性，能夠造就復雜性和涌現性。

一是要看到共同富裕的本質是人的全面發展。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高質量發展的形態和結果。共同富裕必須“一切依靠人民”，更進一步說，必須依靠人的全面發展。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投入增加，“人的行為”相對于“生產要素或資源”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服務經濟”“零工經濟”“無形經濟”等新經濟形式逐漸成為主要經濟形式。2015年，服務業在我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首次超過50%，我國進入了“服務經濟時代”。這就給人的全面發展帶來了全新課題。主要涉及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知識的專業化問題。隨著技術的進步，出現了知識載體媒介化、虛擬化的跡象，許多專業知識并不必然以專家為載體。人作為知識的載體，逐漸演變為組織作為知識的載體。相應的，個人向組織讓渡權利，逐漸演變為組織為個人賦能。第二個問題是異質性要素對同質性要素的替代問題。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投入增加，規模化、批量化生產繼續向更加基礎性的產業發展，定制化、個性化生產成為經濟的主流。要素中居于優勢地位的資本，是同質性要素的典型代表，其收益水平也將逐漸與其背后的知識水平相一致。第三個問題是收益及其分配的問題。隨著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投入增加，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承擔嚴格責任而非過失責任，更多嚴格責任的落實，帶來了系統收益的極大增長。剩余利潤的分配方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的發展。第四個問題是服務消費升級的問題。供給的多元化激發了消費的多樣化，在多樣化消費中，提供推動消費升級的服務，有效促進了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再生產。

二是要看到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優勢。資源具有多用性。一個人再博學、一個組織底蘊再深厚，也不可能知曉資源的所有用途。因此，資源總是存在更優的配置方式，人們無法完全擁有某種資源。換句話說，產權天然是不完整的。即使以法律上的所有權實現排他，也無法從技術上排除某些屬性的外溢。這就決定了，從“以所有權為中心”轉向“以使用權為中心”具有必然性。這一轉向使得產權的共享性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發展逐漸脫離基于個體的知識專業化模式，走向基于組織的知識專業化模式。在這種趨勢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天然的優勢，能夠避免陷入資本主義社會“私人占有與公共財富”的矛盾，更好完成向以使用權為中心的產權關系的轉變。當前正在推進的國有企業重組整合和深化改革，就是要進一步發揮和鞏固所有權的基礎性作用，激發出使用權的決定性作用。

三是要看到初次分配在分配體系中的關鍵作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這一制度安排也是基于供給的，要求依托人的供給能力。可以說，初次分配仍然居于主要的和關鍵的地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是重要補充。當前條件下，過度強調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作用，一方面不利于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的擴散，遲滯知識的專業化進程；另一方面不利于低收入群體改善供給，遲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而一旦經濟發展的主流建立在多元化高質量供給的基礎之上，資源的多重屬性還將進一步外溢，系統收益也將進一步內化。屆時，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有了更深厚的根基，高福利也將成為一種選擇。當前強調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而要分階段促進；對新經濟的監管仍然要秉持包容審慎的選擇，都是在為更高水平的全民富裕創造條件。而這個更高水平的富裕，也必然包含更高的福利水平。

系統收益的分配成為制度設計的核心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社會財富取得了極大增長。但這個增長是不平衡的，貧富差距問題越來越困擾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產權結構、知識專業化程度的演變，解決系統收益的分配問題成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重要突破口，也成為建立與共同富裕視域相適應的利益結構的重要實踐。

一是要看到強化按勞分配為主體在調整利益結構上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為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重大舉措旨在建立與供給側的變化相適應的分配制度，提供進一步釋放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勞模精神、工匠精神的激勵。如前所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資本的報酬仍將高于勞動等要素的報酬。但這個時期，已經是一個更高發展階段的轉折期。在這個轉折期，按勞分配為主體主要通過規定收益權的基本準則影響產權制度的基礎設置。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公有制經濟中，還延伸到了其他所有制經濟中。作為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一個重要體現，其他分配方式也將參考按勞分配的標準。按勞分配與其他分配方式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是按勞分配因市場關系而轉化為、表現為按要素分配。當前，醫療領域深入推進醫生薪酬制度改革，就是讓收入回歸“勞動”的重大探索。

二是要看到相對衡量手段在調整利益結構上的關鍵性作用。當前，按勞分配在實施上還存在很多難題，如醫生和教師薪酬應當如何確定？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轉化收益如何分配？其實質是各類生產要素貢獻的衡量手段問題，而勞動特別是復雜勞動又是所有要素中更難以準確衡量的。隨著資源多重屬性的外溢，對要素貢獻進行技術上的絕對衡量越來越困難，而制度的相對衡量手段越來越發揮關鍵性作用。價格就是相對衡量手段的典型代表。然而，因為資本相較其他要素在分配上具有優勢，“資本的無序擴張”會制約相對衡量手段發揮作用。構建新的利益結構，以價格為代表的相對衡量手段必須沖破這種束縛。這種“沖破”是多層次的，從國際市場看，新的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正在沖破“逆全球化”的束縛，以相對衡量手段的大發展和評價標準的多樣化，構建起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六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開幕式上強調“秉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就是要促進新秩序的生成。從國內市場看，“隱形冠軍”、企業家、科學家等多元力量正在沖破“資本分配占優”的束縛。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宣布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促進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從科技發展趨勢看，以區塊鏈技術為代表的科技創新正在沖破“單一評價標準”的束縛，實現更多元化的發展。

三是要看到推進再分配、三次分配在調整利益結構上的引導性作用。當前初次分配進入轉折期，這個轉折是曲折的甚至是反復的。減少這個轉折期的彎路，必須有一個先進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必須有一批勇于犧牲、自我革命的領軍人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人就是促成這個轉折的關鍵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一方面直接調整利益結構，另一方面通過引導初次分配改革的改革方向調整利益結構。再分配主要通過“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來調整利益結構，而這里的“精準性”就是引導作用的體現，其本質是黨政機關自身的專業化建設，包括對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更準確把握，對公平與效率張力的更合理把握，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更科學把握等，如正在推進的全面預算績效管理。三次分配主要通過道德力量調整利益結構。此外，脫貧攻堅中形成的“消費扶貧”模式，對改善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供給質量發揮了重要作用，奠定了改善初次分配的供給基礎。在推進三次分配過程中，應繼續運用這一模式。

需求側管理成為改革發展的重要補充手段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1年經濟工作時首次提出需求側改革；同年12月17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注重需求側管理”。從“需求側改革”到“需求側管理”，既體現了中央對需求側的重視，又展現了對需求側的精準定位。推動共同富裕，要求準確把握需求側的發展和治理趨勢。

一是要看到需求管理的目標是實現需求的科學化。供給的多元化為需求帶來了更多的選擇。從供給側看，供給既創造并滿足了新的需求，又滿足并深化了已有需求。從需求側看，整體需求實現了進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但局部需求和個體需求仍面臨退化風險。這種退化風險如果不加以管理，就可能反作用于供給，遲滯高質量發展的進程。醫療服務需求方的道德風險就是一個典型，其直接導致醫療資源的過度使用和醫療費用的快速上漲，最終損害需求方的利益甚至健康。管理醫療服務需求，突破口就在于發揮支付方對需求的管理作用，以個性化的健康管理實現醫療服務領域的高質量發展。

二是要看到需求管理的途徑是實現治理的精細化。對需求管理的滯后，往往伴隨著較低的治理精準度。以疫情防控為例，疫情暴發初期，我國很多城市推出網上預約搖號購買口罩等政策，一方面直接暴露了衛生管理部門并不掌握口罩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也間接反映出他們不了解、不掌握公眾對公共衛生服務的有效需求。這種忽視需求管理的治理，難以把握問題的本質，容易使治理流于形式。因此，要把實現治理的精細化作為需求管理的有效路徑，促進供給的專業化。例如，對口罩需求的科學化，對應衛生部門管理公共衛生服務的精細化和健康服務的專業化；對共享單車需求的科學化，對應城市管理部門管理公共區域的精細化和出行服務的專業化；對學區房需求的科學化，對應教育部門管理優質學位的精細化和教育服務的專業化……這些都要求公共部門找準自身的定位，提出正確的問題，抓住問題的本質，進而強化自身建設，為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如何認識改革的下一步走向

在發展的過程中，信息不對稱、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增長是客觀的、必然的。因此，要從解決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問題，轉向適應復雜性不確定性；從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轉向利用信息不對稱問題。但這并不是坐以待斃，而是要通過各個領域的專業化實現更高層次的合作行動。在共同富裕視域下深化改革，更要把握這一取向。

一是把握發展依賴的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在2014年7月8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平衡點，準確把握近期目標和長期發展的平衡點，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的著力點，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結合點”。前一句講的是事務本身的專業化；后一句講的是治理的專業化。二者缺一不可。近年來，公立醫院改革進入“深水區”，突出表現就是醫院本身的管理現代化與政府對醫院的治理現代化之間的不協同。兩者存在的問題相互交織、相互聯系，出現了緩解其中一方問題卻加重另一方問題的現象，改革面臨“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困境。這種困境就是未抓住背后規律的結果。這個規律，就是醫院自身管理現代化和政府對醫院治理現代化的協同基礎，即醫療服務作為信任品的供需機制。醫療服務作為信任品，突出體現為醫療服務質量的低可衡量性，不僅患者難以判斷醫療服務的質量，甚至醫生自身也無法做出準確判斷。推進醫療服務領域的改革，必須升級信任品的治理維度，將醫療服務委托于“健康”等更高層次的需求，推動醫療服務價格改革、醫生薪酬制度改革等，以相對衡量手段理順整個醫療服務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設健康中國的戰略主題；共建共享是建設健康中國的基本路徑；全民健康是建設健康中國的根本目的。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圍繞這一主題，遵從這一路徑，服務這一目的。

二是把握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統一。落實按勞分配為主體，要順應“以所有權為中心”向“以使用權為中心”的轉變趨勢。“以使用權為中心”，就是在“剩余”分配上向有權實施“行為”的主體，即掌握剩余控制權的主體傾斜，實現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統一。在現有條件下，首先要進一步釋放剩余索取權。當前正在推進的醫生薪酬制度改革，正是理順醫療資源配置的關鍵之舉。一方面，醫生是連接醫院內部循環與外部循環的關鍵節點，內部循環不暢，外部循環的資源輸入就會發生極大的損耗和浪費。另一方面，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要建立在信任機制基礎之上。這一機制不同于“以所有權為中心”所依賴的信用機制，更多的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在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情境中對互利互惠的期待。換句話說，信任公立醫院的“公益性”，關鍵要信任醫生。否則，對醫生的不信任終將轉化為公立醫院公益性的降低。明確了釋放剩余索取權的方向，接下來就是如何釋放的問題。鑒于絕對衡量手段的有限性，需要訴諸相對衡量手段，把好“合約”這一抓手。從長租公寓涉及的金融服務來說，銀行與租戶的合約既可以是分期消費合同，也可以是抵押合同。此時，要根據長租公寓平臺對房產使用權的控制力對合約進行監管：平臺的控制力越強，如平臺自己持有住房越多，越要允許銀行與租戶間的合約更具有“分期消費合同”的性質；反之，更具有“抵押合同”的性質。這一方面有利于發揮銀行對平臺的風險管理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倒逼平臺更聚焦住房使用權的開發與管理創新。

三是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質屬性。新時代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復合商品屬性，但其本質屬性也越來越回歸“以人為本”。雖然醫療服務不再僅僅是診療服務，教育也不再僅僅是教學服務，但無論這些服務如何復合，其最核心最本質的屬性始終沒有發生改變。這也是當前改革強調“全民健康”“立德樹人”的根本原因。把握這一點，就能更好地把握當前教育均衡改革、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的趨勢。以教育均衡改革為例，事實上，教師流動是一個趨勢，但是這個趨勢不是建立在“教師依附于學校”，而是建立在“學校為教師賦能”的基礎之上。這既是學校管理的專業化建設問題，也是教育自身的專業化發展問題。前一個問題，是學校與教師的職能再細化的問題，表現為教育服務的多元化、延伸化發展。教師掌握更多的自主權，在學校擴大自身服務輻射能力；學校掌握不依托教師尤其是不受“特級教師”束縛的核心競爭力，由“平臺”轉變為服務供給者。后一個問題，是如何回歸教育本質的問題，表現為教育服務回歸“以學生為中心”。這也是當前服務領域由“以產品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的具體體現。這一轉變有助于進一步厘清教育服務與依附于教育的服務，避免夾雜在教育服務中的其他服務“喧賓奪主”。沒有這一轉變，教育服務一方面將與其他可衡量的服務過度結合，產生“學區房”等復合產品，另一方面將強化教育中可衡量的部分，產生對英語和“奧數”等的過度依賴。當前取消“學區房”、弱化英語和“奧數”的作用，就是要推動這種轉變，助推教育服務的復合屬性更好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周其仁：《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

[2]王文娟：《以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應對不確定性》，《國家治理》，2020年第16期。

責編：蔡圣楠／美編：王嘉騏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Wang Wenjuan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has become a distinct them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unprecedented reforms in a myriad of fields. These reforms, based on the new changes of major contradictions of our society, on the new structures of cogni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on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endeavors over the past century, accurate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of common prosperity with supply and demand and with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o promote further reform, we must,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economic and natural rules, activate the supply side on the one hand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demand side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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