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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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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危機下的媒介化生存與認知加速

【摘要】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人們深刻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停留在理念之中。在互聯網通訊技術及人工智能、虛擬現實與增強現實等高科技發展的背景下,政府通過優化數字社會環境,大大加快了社會數字化生存的進程。現代傳播技術所帶來的信息爆炸,為人們提供了可表達、可獲得、可互動的多種可能性,觀念與意義無時無刻不在生成中,自我認知在事物的類屬、性質與屬性中躍遷。基于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不同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背后的動機、原則、風格、習性,不斷提升人們的思維能力與認知水平。

【關鍵詞】數字社會 數字治理 媒介化生存 認知加速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社會加速發展下數字化生存的普遍化讓人們再一次認識到媒介社會化與社會媒介化的意義,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思想得以進一步證實。多種媒介在傳播速度與反饋機制的快速作用下激活出其連接與聯結訊息的活力,其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全面展開的同時,也將國際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緊緊聯系在一起,影響到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調整與變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變遷又一次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麥克盧漢“地球村”的深刻內涵。

傳播生態的變化與“即時主體性”的出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這是因為人類交往活動除了受到民族國家等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外,也受到物理空間交通、言語交流以及身體接近成本的制約。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發展,相較于其他成本,言語交流成本在不斷加大,其中的原因在于言語語言交流的基礎更多地直指人們身心彼此的認同與信任,它揭示出人的生命底色、人性、情感、情緒等心理活動在交流對話中的作用,其在公眾輿論的推動下愈來愈成為人類權力的源泉活水。

圍繞偶像所形成的各類飯圈文化,在公眾輿論以及社會權力結構的反復斗爭中不斷入戲與出戲。社交平臺通過傳播各類煙火氣十足的日常生活,帶來網紅、網紅店、網紅產品的崛起,這里有傳統的復興,也有很多自創品牌及潮牌的興起,更有多種新型的經營與營銷方式的變化,在文化興旺的同時也帶動著不同經濟觀念下經濟本身的發展。媒介化生存中傳播貫通于人們的生活、工作以及行動中,它們處于一種此消彼長、難以分割的狀態中。這一方面體現出信息反饋的復雜性,傳者與受者的多向逆轉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說明不斷轉化身份的傳者與受者間的交互性、互動性是互聯網平臺傳播的重要特征。

人們一直將文學作品作為閱讀的對象,在自我世界中不斷品味、認識與反省。而今,各種文學作品用密室逃脫、劇本殺等線下交往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輕人,讓他們走進作品,扮演著劇本中的角色,展現出了文學批評家們指出的“即興的主體性”,我們也將這種“即興的主體性”稱為“即時主體性”,它已深入到了人們的衣食住行之中。例如,由于疫情的緣故,很多國外重要的街舞賽事不得不取消,反而成就了中國的《這!就是街舞》節目。國外很多高手加入到比賽和點評中,他們精湛的技法、謙遜的態度、將自我對中西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街舞的編排中,為觀眾獻上了一臺臺令人難忘的表演。無論是制作人員,還是演員、觀眾等都在此過程中受益匪淺,對自我有了重新的認識并在與他者互動中而不斷探索與激勵自我,明白了自我的生存離不開國家的強大,許多社會矛盾與沖突是由個體思維與認知方式的差異性所導致的。個體認知在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中成為社會深刻變革的基礎,彰顯出隱匿主體背后的心理動機、價值觀等方面的不同。

從宏觀政治到微觀敘事的轉向與意義

全球傳播生態中信息傳播的把關人不是消弱而是增多,人人都可能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其所形成的公眾輿論也可能促成各方議題設立與信息報道的改變。媒體以定性化的簡單論調與急于站隊的表態已很難引發公眾的關注,人們在差異化信息的點擊與發送中有著更多自主思考與反思的空間。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全球傳播態勢成為難以逆轉的社會現實,其借助于各類互聯網平臺的多元主體互動與交互,影響到全球政治、經濟、技術、文化乃至軍事發展的走向。例如,對于引發全球關注的美軍撤離阿富汗事件,社交平臺讓我們幾乎在同一時間看到瞬間陷入困境的種種景象,這讓很多關心阿富汗問題的人在事件面前無所適從。社交平臺對這次事件的表達多種多樣,在過去能有效調動各方情緒、情感甚至行動的全球范圍內自由、正義、民主、和平的呼聲似乎很難引導輿論的走向,當這些呼聲被更多地分解和展現出各方利益、權力之復雜博弈關系時,面向各種細致入微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時,一切高談闊論都顯得那么不合時宜,一場本以為會興起的國家性乃至全球性的輿論大戰仍然存在于人們的想象中。

從宏觀政治到微觀政治,再從微觀政治的立場到微觀敘事,這其中最為重要的轉變是從重事物轉向了重人事,重立場轉向了重敘事,即從宏大敘事轉向了微小敘事,從微小敘事轉向了具體事件本身,回到了細致入微的日常生活中。影響事件發展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以及主體話語、認識水平等都需要我們在微小敘事中進行理解、解釋與回應,而遮蔽其后的感覺、感應、著魔與震驚等美學、情感也成為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而無當的分析話語在快速傳播的社會語境中常常會瞬間淹沒在鮮活的、反轉巨變的真相中。我們對于事件表達的熱情與熱衷首先考驗著自我的認知能力,是否在傾聽中從自我懷疑、反思出發捕捉到有關事件的蛛絲馬跡,進行審慎的細微分析,這可能是接近事物真相或尋找問題答案的必由之路。

媒介魔力中的反轉對數字化生存的影響

正如馬克思所言:“歷史首先作為真實事件發生,隨后則如鬧劇般重演。”媒介事件的頻頻發生是數字化生存的一種表征,它映射出人們在事物看法上的思想觀念沖突,這也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媒體以及個體等社會多元主體思維與認知方式最為忠實與細微的表達。媒介再現著社會,也塑造與再造著媒介環境。社會加速中不斷變化的媒介環境愈來愈成為社會發展的觀念、思想來源的母體,影響著人類與社會的走向與未來。我們應對變化的媒介環境在保持距離與警覺的同時,也應意識到數字化生存其實已將人類演變為一種媒介化生存。

媒介魔力對人們的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提出了挑戰,在信息快速傳播中打破邊界后的各種信息又迅速連接,產生行動,甚至帶來改變,顯現出了個體間觀念、意識等的差異。麥克盧漢曾深刻地指出:“一切技術都具有點金術的性質。每當社會開發出使自身延伸的技術時,社會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變,以適應那種技術的形式。一旦新技術深入社會,它就會立刻滲透到社會的一切制度之中。”為遏制與隔斷疫情,在政府主導下人們的出行與數字通行碼結合成為一種必須,智能手機也順理成章變成一種普遍需要,人們自覺不自覺地開始了各種數字化生活。全國各地發放上百億的消費券,很多都可以在網上直接消費,讓許多不愿意或不熟悉智能手機的人也慢慢適應了數字化生活,很多人已經習慣了這種獲取信息的全新生活方式。政府消費券的發放是為了帶動經濟的發展,消費券等的數字化應用卻讓社交媒介深入到了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智能手機、數字通行碼、消費券作為媒介不僅僅是增加了一種生活方式,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引發了人們思想觀念、思維認知以及社會規則、規范等的革命。電子商務平臺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各類產品豐富多彩、應有盡有,商家良好的服務態度、價格優勢以及越來越便捷的送貨上門服務,讓人們在享受網上便捷服務的同時,也對傳統商場、超市以及菜市場等都造成了巨大沖擊。同時,人們所使用的文字、聲音與圖像等作為媒介糅合在一起形成的跨媒介敘事所釋放出情緒、情感、言語、語言、形象等的魔力,逆轉為組織社會和日常生活的新動力。跨媒介敘事的瞬間爆發力深耕于人們的娛樂、消遣及工作中,卻在超越時空中轉向社會關系、社會建制的解構與重構。過去人們常常所依據的經驗所形成的穩定審美、認知、風俗、習慣、規則、規范等發生著動搖,都需要返回為人事本身進行重新反思,在具體的人們對媒介形式的認知與認同中作出具體的認識與判斷。

“個人開始為‘個人的行動’負責”

媒介魔力中不斷發生著逆轉和反轉預示著個體認知革命的到來,麥克盧漢將這種逆轉與反轉稱為“轉化點”,即“個人開始為‘個人的行動’負責”。社會秩序建構的基礎愈來愈與個體心理意念有關,它關系到個體思維與認知對社會風向、癥候的感知力和對社會制度、社會結構變遷的回應力。媒介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急劇變革,具體體現在人們思維與認知方式的改變上,每個人需要在更大的時空中思考才能接近事物真相,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人自我的認知革命。

“社恐”“996”“我太難了”“社畜”“社死”“喪”“打工人”“工具人”“尾款人”“內卷”等網絡用語一經傳播便很快被人們心領神會。網絡用語是日常語言的創造,更是時代的癥候。它們在表達出了很多人心聲的同時,每個人的接受方式與程度也是千差萬別的。很多人只是將其當成生活中的社交用語和“調味品”,把問題推向社會卻很少反思自我。人在無法完成對自我認識的前提下,對他者與社會的理解也會永遠在路上。對于自我與他者在自我中的確定都易于造成“鏡中我”,將自我局限在自戀與自說自話中。每個人都活在自我建構的信息“洞穴”之中,人們往往以為自我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這成為現代人焦慮痛苦的原因之一。

個體發展是一個不斷認識自我并與世界持續互動的過程,人的主體性是在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尤其是人真正成為自我的主體,需要人主動積極地參與到自我與社會的建構中。這種主動性首先需要自我具有自省與反思的認知與能力,而這個反省過程是人對自我已形成的習慣性思維與認知方式的自我革命,在自我對自我的不斷分裂與淬煉基礎上形成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它承認個體差異性,并將其作為交流對話的前提,在鑒照他者中延伸與強化著對他者與世界的認識。媒介化生存強調跨媒介敘事中看似真理的事物可能會變成荒誕的,而普遍認為荒誕的其中卻成為孕育真理的搖籃。麥克盧漢一再強調,很多人對待新媒介首先不是報以擁抱與接納,反而采取自我麻木、自我截除等方式在感覺知覺中拒絕承認新媒介對自我與社會的影響。當人們接受與使用新媒介時,又會發現自我深陷其中,苦中作樂,很難控制自我的感覺與欲求。現代傳播技術提供高效率、高效能的同時,人們發現自己可支配的時間多了反而會更加忙碌與疲憊。

個人對自我行動負責,體現在意志力與節制力上。但這只是一個方面的認知,人認知差異從人們對知識的不同認識上就開始了。認知加速強調知識本身與知識探求過程同等重要,自我在事物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認知,能夠透過人身上所附加的國家、民族、種族、性別、階級、階層、身份等從人的自我生存、自我肯定、自我否定以及自我沖突等認知到人的本質與作為社會關系總和中的人。人作為社會秩序、制度以及規制等的尺度的認知加速中,個體認知加速中自我的認知與思維方式決定著自我觀察事物的視角與方式,自我在審視和評判社會中作為事件的重要參與和卷入者,它們都決定著自我對事件理解的深度與廣度。人們思維方式發生著如下的變化:即從無所不知和“上帝的視角”的不知反省的判斷,到反省思量后的延遲判斷;從人無所不知的自我肯定到一切意義尚待生成;從單純追求效率效能到良心發現以便產生更多的智慧策略;從意志力的增強到整體感知力的提升;從分割分化到整體性和整合性的思維和認知方式;從對信息的感知、接受、吸納到不斷連接、聯結的行動能力。這些認知加速都推動著自我的再現與再造。

認知加速中的溝通與理解

美國存在主義心理學家和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區分了兩種無知,一種是“具有想象性質的無知,也就是詩人或藝術家的無知。那是保留在成人內心的童稚般的澄明。萬物都具有一種新鮮、純凈、嶄新而多彩的性質。敬畏與驚奇便是從這種無知中流出的”。另一種無知是虛假無知,即“這種虛假的無知會利用天真幼稚,是永遠長不大的童年,是一種對過去的固著。它是幼稚而非童稚”,它極易“把無能、軟弱和無助當成美德”。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讓事情變得明晰清楚”,后者“只能讓事情看起來變得簡單容易”。非常遺憾的是,社會上總是虛假無知大行其道。認知加速是面對變化的事物自我應具有不斷校正觀察事物角度、方式等的能力。虛假無知中我們會以固化的立場與姿態作為自我的生命底色,而在想象的無知中人的認知卻是開放的、理性的,在實踐中持續獲得在靜默中觀照與反觀的能力。無知已深刻影響到自我與社會的發展,社會加速中迫切需要的是人認知能力與水平在日常交流對話中的不斷提升,認知加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

數字化世界中普遍存在著道德、倫理以及價值的話語,在多元異質的表達與行動中建構共識需要在國家、民族、宗教、體制、機制、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等復雜關系中互動展開,其中長期被遮隱的個體審美、信念、價值觀等的“共情覺照”也加入到了觀念意義的生產中。人們價值評判與評判框架很難一勞永逸,快速變動的社會中人們的認知加速導致自我評判的標準也在不斷變化,有時甚至是自我否定的。這正是自我糾正校準的魅力,也是無知在溝通對話中最為基礎的特征,它不斷適應著變化的語境,也在變化中不斷強化著主體自我意識。我們只有對自身偏見進行不斷矯正,才能在面向未知中虔誠接受自我的無知。無知中的思考與理解不僅僅針對的是事物本身,更注重的是理解者自身是如何進行理解的,進而需要我們理解為何我們以如此的方式理解事物。對事件的理解,有著自我思想底色是如何勾勒事件情境的邊界的,在事件的情境邊界線中不斷照見的是自我對他者的理解,并由此而不斷學習到如何理解自我。

現代傳播技術所帶來的信息爆炸,為人們提供了可表達、可獲得、可互動的多種可能性,觀念與意義無時無刻不在生成中,自我認知在事物的類屬、性質與屬性中躍遷。每個人的世界都在與信息交互中不斷變化,這使得人與自我、人與他者間有著無限深遠的交流、解釋與理解的空間。理解是精細的,需要超越時空的洞察和具體而微的自我認知。在此,超越時空不是空洞的概念,它是事物相互復雜連接的一種表達。事物間的互為因果有著因果同時與因果異時之別,很多學者將因果異時當作事物神秘、神圣、崇高的體現,殊不知東方智慧中直接指明其背后的時機、緣分對事物發展的重要性,它們是意料之外的,非個體自我乃至人類所能防控的。所謂的“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正是其題中之義。

理解是通過各種媒介而得以實現的。現代傳播生態中語言只是作為溝通的媒介之一,人需要在自我對自我無知的認知中,跨出阻止我們認知發展的界限,敞開自我與他者溝通的通道,釋放出人感知與感覺的力量。一本異域文化的畫冊能更多地引發關注的是異域的人而不是本地人。本地人的習以為常會降低人們對日常生活中細微差異的敏感度,因此,本地人如果看到異域人對事物的不同理解,也可能會發現自身遺落的東西,重新檢視和認知自我。

總之,疫情之下,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將人們的數字化生存帶向了人類前所未有之道路。自我在他者中不斷認識與理解自我的無知,才能對各種事件及影響事件的諸多因素有所認知。自我是一個不斷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認知加速讓我們不斷面向廣闊無垠的未知與不確定的世界;虔誠的具有想象力的無知讓我們的意識、觀念、思想處在持續地生成之中,它不會為過去停留,而是在現實中不斷理解過去與未來,這種理解也使得現實與過去、未來成為一體。無論人們愿意還是不愿意,個體責任意識的增強以及承擔義務的能力是通往美好社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紅十字國際學院人道傳播與資源動員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①[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加]弗蘭克·秦格龍編,何道寬譯:《麥克盧漢精粹》,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②[美]羅洛·梅著,郭本禹、方紅譯:《權力與無知:尋求暴力的根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責編/孫垚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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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一丹]
標簽: 數字社會   數字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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