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島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步德勝

《禮記•大學》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家是最小家，國是千萬家。家道正，則天下定。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家庭教育，從古至今，涌現出了很多優秀的家訓，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覽歷朝歷代的家訓，無論是父祖輩對子孫輩，還是兄輩對弟輩、夫輩對妻輩的訓示、教誡，內容多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滲透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價值觀念，從根本上傳承著“家國一體”的思想教育。

修身立志、胸懷天下，方成國家有用之才。《大學》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古今談“修身”，無論是帝王將相家，還是平常百姓家，從一開始便染上了政治色彩，融合了家庭倫理、社會規范與政治教化。《尚書》中的《無逸》篇，被稱為中國幾千年來的家訓之首，“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稿之艱難......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抵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周武王勸誡弟弟成王勤儉執政，以殷王中宗等賢德之君為榜樣，勤政愛民享國久長。《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國家強大，必需國民素質好。明末清初的理學家、教育家朱柏廬的《朱子家訓》曰：“讀書志在圣賢，非徒科第；為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 諸葛亮在著名的《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這些都是家喻戶曉的家訓名句。《顏氏家訓》中的《勉學》篇提到：“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主張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做國家應該有實際效用的人才。被稱為“近代第一完人”的曾國藩，在家書中指出：“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此三者缺一不可。”在修身養性上提出了“十六字箴言”：謹慎獨處，端肅恭敬，追求仁義，真心誠意。晚清名將左宗棠將“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懸之于新房，錄之于家訓，認為即使難以解決溫飽，也要考慮天下大事，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

在家盡孝、為國盡忠，乃齊家治國之本。《論語》中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是齊家之寶，經過先秦時期的動蕩不安、百家爭鳴后，漢代開始以孝治天下，司馬談在《命子遷》中說“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指出了孝的三個境界，正如彭氏家訓說：“孝始于事親，忠始于報國。”《孝經》的《士章》記載，“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主張孝敬父母與尊敬國君一樣，以忠事國、以孝持家的理念更被重視和推廣。《孝經•廣揚名》：“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移孝為忠是忠孝兩難時的最高境界，花木蘭女代父從軍、屢建功勛，被追封為“孝烈將軍”。岳飛精忠報國，為國家、為民族、為黎民百姓而忠義。林則徐在《復鄭夫人》中講到：“余抱此志，百折不回。來書諄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此雖保身保家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夫余生逢盛世，明智禁煙妨礙英夷大利，必有困難，而毅然決然，不敢稍存畏蒽之心者，蓋以身許國，但求福國利民，與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諸度外，毀譽更不計及也。”顯然，林則徐認為禁煙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為了禁煙應該奮不顧身，“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他一生真實寫照。

命運連體、休戚與共，折射家國一體的精神內核。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是我國現存最早、影響最大的成熟性家訓專著。其中，“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不能高談虛論，左琴右書。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認為學習目的是能夠經世致用，提高個人修養是為了國家社稷，否則沒有意義，教育子女要做對國家社會有用的人。“笞怒廢于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 進一步強調了家與國休戚與共、應該家國同構的道理。民國后期傅雷百般鼓勵兒子，要“對得起祖國”，要“替新中國爭取榮譽”，“非苦修苦練，不足以報效國家”。在民族存亡之際，“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深刻地影響和熏陶了一代代中國人。當家國利益發生沖突時，應“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正如曾國藩所言“天下事當于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不應該只有小我情懷、一味自私自利，要樹立大視野、大格局、大境界、大智慧，“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進而實現“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的目標追求。

民為邦本、法為國器，夯實家國同構的制度根基。《尚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既強調了人民作為國家根本的重要地位，又說明需要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制度體系。明初學者、理學家曹端在《家規輯略序》中說“且國有國法，家有家法，人事之常也。治國無法則不能治其國，治家無法則不能治其家，譬則為方圓者不可以無規矩，為平直者不可以無準繩。是故，善治國善治家者，必先立法以垂其后。”清代名臣、理學家張伯行說“夫家之有規，猶國之有經也治國不可無經，刑家不可無規。”明確把家規與國法并提，同時強調二者不可混為一談。百年滄桑巨變、百年翻天覆地，聚族而居、鄰里守望不復存在，家訓家規在現代家庭教育中逐步淡出。“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呼之而出、順勢而為，引導全社會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增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從而推動家庭教育由“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過渡，由“家規”向“國法”轉變，由傳統“家事”上升為新時代的重要“國事”，重新凝聚起“家國一體”同構的傳統，正是正確接續歷史、彰顯現代文明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之舉。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課研究專項“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視角下思政課建設合力機制研究”（19VSZ05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