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洪波 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繼續強調“兩個結合”，并豐富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涵：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內涵，這就標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要地位。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血脈、靈魂和基因，每一種國家制度都是建基于其文化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樣如此，它就是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生根、開花并結出果實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因而，在文化層面的自信就構建起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深層根基。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出現斷層的文明，5000多年燦爛悠久的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基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國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政治理想、政治情懷和政治境界等必然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建構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古代社會歷史中，既有國泰民安的盛世之治，也有兵荒馬亂的亂世之治。治世的成功經驗和亂世的失敗教訓都以史書記載的方式積淀于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中，這為當代中國建構、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基因。
求變革、謀創新的思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史記·商君列傳》）漢代思想家劉雄道：“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玄瑩》）近代學者、革命家梁啟超有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變法通議》）可以說，這些革故鼎新思想及治世良言一直成為助推中國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
尚和合、求大同思想。“和合”思想較早見之于《國語·鄭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中庸》里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論語》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應該說，“和合”文化基因的傳承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中國最具安全感的一個影響因子。“求大同”思想最早出自《尚書·洪范》，用來描述王、卿士、庶民和天地鬼神同心同德的狀態。《禮記·禮運》把“大同”描述成某種理想的社會狀態，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理想的社會狀態克服了家天下制度下包含的親疏遠近等區分，打破人我的界限，以成至公之境，構想和探索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國家以及民族之間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求大同”文化傳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接納民主、公平和正義等現代價值觀，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資源。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可見，歷史傳承與文化傳統在國家治理體系選擇與構建中的重要性地位。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正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它既不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舶來”，也不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復辟”，而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制度的創新性探索，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創造性超越，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脫離本國國情和傳統文化對國家制度進行選擇、建構必然會失去根基、迷失方向。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選擇和構建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基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以中國國情和中國歷史文化為母體的現代化制度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