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話題被提出并凸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都鮮明地從文明的高度來總結我們黨的歷史，闡釋中國道路。比如，提出近代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遭受“文明蒙塵”；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提出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提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提出黨一百年來開辟的偉大道路、創造的偉大事業、取得的偉大成就，必將載入人類文明發展史冊；提出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影響力明顯提升，等等。這些新論述、新概念、新表達和新要求，構成了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且自成體系的理論范疇，為理論界拓展出一個廣闊而深刻的學術空間。

一

從黨的歷史來看，文化和文明的創造與創新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優勢。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個人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風雨兼程一百年，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究其原因，除了堅持黨的堅強領導以及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戰略策略取得的成功之外，必定還有文化上的天然稟賦、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作為基礎、作為依靠。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文化自覺的黨，黨的百年奮斗凝聚著我國文化奮進的歷史。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大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產兒，對于在文化上批判什么、揚棄什么、追求什么、構建什么，他們從一開始就有相應的歷史自覺。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等實際上是被他們當作新文化的模樣、新的文明形態來學習、追求、實踐、創造的。1920年，毛澤東便公開發表文章說：大家都在鬧新文化，但并不懂得新文化是什么，“徹底些說吧，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可見，在毛澤東心目中，中國應該建設的中華新文化、新文明，并非五四時期讓人眼花繚亂的一切新東西，他只把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出現的新社會看作新文化、新文明的雛形。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瞿秋白最早提出“文化革命”的主張。毛澤東的名著《新民主主義論》，原題就叫《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也就是說，他在構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框架時，就把文化作為一種很重要的底色，并由此明確提出“文化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中華新文化”。這篇論著還特別談及：“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么（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人們“深長思之”的結論就是：中國共產黨擁有文化創新自覺和文明創造能力，從根本上代表了中華新文化和人類新文明的前進方向，因而，站在對立面的文化勢力，無論看似多么強大，都會敗下陣來。

于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黨受到思想界、理論界、文化界的熱烈擁護，這在世界上革命成功的國家中是罕見的。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進行新型文明創造的文化環境與文化條件，甚至明顯優于十月革命成功時的蘇聯共產黨。以作家為例，據老舍統計，新中國成立時離開大陸的中國作家不足10%。也就是說，超過90%的作家都選擇留了下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中華新文化、新文明。

新中國誕生的時候，毛澤東曾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可以說，從那時起，一個以新社會制度為基礎的新型國家文明形態，就已經在中華大地上開始建立了。

二

從現實看，“中國共產黨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空間的拓展，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緊迫性。

第一，中國道路發展到今天，越來越需要從文化、文明的角度提煉它的內容規定性。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進一步說，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要堅定道路自信，就必須站在文化和文明的高度來觀察、思考和梳理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和內容規定性。為此，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并充分論述了“文化自信”這一理論范疇，認為它是道路、理論、制度自信的“基礎”，還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所以說，“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中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別人的選擇，重點或許在經濟發展方式和路徑方面，但經濟發展的動能從來不只是集中在物資和技術層面，其背后必然有理論、制度、文化等方面因素的支撐。為此，就需要我們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明屬性和文明特征揭示清楚，傳達出來，講明白中國共產黨何以為人類探索更好社會制度和文明新形態，提供了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第三，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實質是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深刻調整，以中國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到第三次工業革命進程中，呈現出群體性發展勢頭，促使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變化，雖然西強東弱的情況還沒有完全改變，但是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的絕對優勢，正逐步演變為相對優勢。在此背景下，西方輿論中確實出現了把不同國家發展道路的差異歸結為“文明沖突”的想法。對于這樣的觀點，我們需要予以回應。在百年變局的形勢下，講清楚中國道路的文明屬性和文明特征尤其顯得緊迫。和西方進行一場既針鋒相對又有理有利有節的文明對話，事實上已經成為我們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不能回避的事情。文明的話題，已經不容忽視地擺在了新時代中國同西方的“對話桌”上。

三

百年變局的實質是國際力量深刻調整，其根源也在于世界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價值觀多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盛行幾百年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受到挑戰。普遍來看，不同國家、民族、地區之間確有發展戰略、經濟利益和生產生活方式，乃至價值觀上的差異。但這些差異，難道真的會導致“整體性的文明沖突”嗎？至少從中國文明來看，答案并非如此。

第一，中國文明沒有必然和其他文明發生沖突的基因。中國傳統思維，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說，你自己都不想干的事情不能強求別人去干。還有，中國人習慣的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講的是在大家的相處中每個人都可以堅持自己的愛好和習慣，各種愛好和習慣是可以相互包容，甚至是相互欣賞的。這種“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正是今天中國處理國際關系、看待百年變局的思想資源和文化依據。對于中國人真誠地講“和平共處”“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卻仍然難以被一些缺少“和而不同”傳統的西方世界理解和認同。其原因則在于，他們的話語體系、思維習慣都是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

第二，中西方看待文化差異的態度不一樣。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寫過一本《中國悖論》的書，其中指出：在西方希望向中國強加他們的觀念及體系的時候，中國人在努力證明，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中國方案”；西方人認為，相對的事物必定沖突，真相只有一個，中國的陰陽平衡文化讓人們認為“反者道之動”，即矛盾雙方循環往復是道的運動規律。確實，中國為追尋現代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研究和學習已經持續了將近兩個世紀。中國不會無端反對和自己不一樣的東西，更不會強求別人接受自己的文明，而總是努力用實踐告訴別人，“我和你確實不一樣”，但可以“求同存異”，就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間盡量找出相同的地方，在互動中接近，努力地朝著一個方向去走。

比如，中國人最崇拜的本土思想家是孔子，最崇拜的西方近代思想家是馬克思，他們既有文明背景的差異，又有時代的差異。按理說，這兩個人在一起是會“爭吵打架”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卻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了起來，進行文化和文明的創造和創新，于是便有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出現。中國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在1926年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叫《馬克思進文廟》。他在這篇文章中想象，有一天馬克思來到了上海，走進供奉孔子的文廟，看見孔子的塑像，忍不住要和孔子討論各自的社會理想、產業政策和富民主張。他們各自申述了自己的觀點，討論的結果讓馬克思發出這樣感慨：我不想在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的一個老同志！你我的見解完全是一致的。這是文學想象，也是中國人的愿望和思維習慣，是中華文明的鮮明特點。

四

英國的克里·布朗教授提到一個觀點，他說：“無論西方是否承認中國的價值觀，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中國作為一個龐大文明體系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在未來與西方體系長期共存。”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更為明確，他指出，“歷史反復證明，任何想用強制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不會成功，反而會給世界文明帶來災難”。

如何擺脫“文明沖突論”的困擾、擁抱共同的未來，更為睿智的建議已經擺在了世界面前。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沖突的根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不同文明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

實際上，全人類的許多價值追求和善惡標準是共同的，比如都崇尚自由、追求公正、愛好和平、向往安寧富足的生活，都反對奴役、壓迫、暴力、貧困、對生態的破壞等。為此，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歷史決議明確宣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引領人類進步潮流”。弘揚的是“全人類共同價值”，而不是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這是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設想的文化價值觀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符合時代潮流的文明大道，是百年變局下不同文明對話的應有趨勢，更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優勢所在。向這一理想目標前進，首先要擴大利益匯合點，同時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命題，在我們對外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的過程中，起著“四梁八柱”的作用。

（作者：陳晉，系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