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初級產品供給保障”就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之一。

確保初級產品穩定供應意義重大

初級產品指的是人們直接從自然界獲得的、尚未加工過或僅經過簡單加工的產品。在社會生產體系中，初級產品處于社會生產的前端，為整個經濟的運行提供能源、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食物）支撐，是社會生產的基礎和前提。沒有了初級產品，所謂中間產品、最終產品也就無從談起，甚至連人類社會都難以生存！正是由于煤炭、石油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人們親切地把它們分別稱作“工業的糧食”和“工業的血液”。

初級產品的特性，決定了其生產和供給高度依賴于自然稟賦條件。糧食的生產離不開耕地和相應的光照、水熱條件，而礦石、能源的開采更與礦脈品質和儲藏條件密不可分。我國幅員遼闊、物產豐富，但被眾多的人口平均之后，我國又是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同時大量出口制成品的獨特貿易格局。從出口角度看，在對外開放初期的1980年，我國產品出口中初級產品占50.3%，到1990年，初級產品占比就下降到25.6%，再到2020年，初級產品占比進一步下降到不足4.5%。從進口角度看，我國進口產品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1980年為34.8%，1990年曾下降到18.5%，但到2000年又上升到20.8%，到2020年又進一步上升到33.2%。從絕對值看，從1980年到2020年，我國初級產品出口從91.14億美元增長到1156.29億美元，增長了11.7倍；而初級產品進口則從69.59億美元增長到6960.07億美元，增長了97.7倍，超過58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充分說明了我國初級產品的供給特征。

初級產品進口數量的增加，使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買方地位越來越重要。202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占世界各國鐵礦石出口量的77.3%；2018/2019年度中國進口大豆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57%。2020年，中國原油進口占世界各國原油出口的26.4%，從增量角度衡量，中國原油進口的增長是驅動世界原油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多重因素的影響，2020年世界各國原油進口減少了1.57億噸，而中國原油進口卻逆勢增長5000萬噸。隨著中國成為國際市場重要買家，完善相關機制以確保中國的買方權益、確保初級產品的穩定供應就變得越來越有必要。

初級產品供應的風險逐漸顯現

在供需雙方長期而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初級產品的國際貿易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交易規則。如：上下游企業交叉持股使經營風險內在化，供求關系以長期合約為主，依托期貨市場開展套期保值和風險管理；深入細致的信息搜集與發布，生產、運輸、儲存和加工環節有機銜接，等等。

作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國是初級產品國際市場上的后來者，尚未被既有的交易網絡所充分接受；再加上對既有的交易規則不夠熟悉，國內企業就出現了許多“不適應”。具體表現在：由于數量眾多、合作意愿低，國內企業在國際談判中議價權偏弱，難以獲得與購買量相當的優惠待遇；許多企業為了獲得低價優勢，甚至大量采用短期現貨合同的交易方式；人才不足和金融意識缺乏導致國內企業對套期保值交易利用不充分，在價格下跌時削減庫存，在價格上漲時增加庫存，加劇了現貨市場交易的波動。這些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來自初級產品市場的巨大潛在風險。

由于鐵礦石、有色金屬礦、煤炭、石油等初級產品價格快速上漲，2021年國內鋼鐵、有色、化工等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導致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出現了節節攀升的局面。與此同時，受市場購買力的制約，也由于下游加工企業市場集中度較低，難以把成本上漲轉嫁到最終產品價格中去，居民消費價格則相對平穩。于是，出現了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相背離的現象。到11月份，PPI和CPI兩者之間的“剪刀差”甚至達到10.6個百分點。在巨大的落差背后，隱藏著的是利益分配的嚴重失衡：一方面，居于產業上游的大型（冶金類）企業利潤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居于產業下游的諸多中小企業則面臨原材料價格暴漲和市場銷售疲軟的雙重擠壓，企業經營壓力空前加劇。不僅如此，由于煤炭價格快速上漲而火電上網電價沒能及時跟進調整，發電企業出現大面積虧損。為了減少經濟損失，發電企業紛紛安排“停機檢修”，結果導致電力供應緊張，出現頻繁的“拉閘限電”，甚至出現了“停四開三”“停五開二”的現象，嚴重地干擾了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初級產品供應的風險充分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加快構建新的市場運行架構和風險防控制度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5年就強調要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筑牢國家安全屏障”。要“確保糧食安全，保障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如果安全這個基礎不牢，發展的大廈就會地動山搖”。習近平總書記還明確提出：“要加強保障國家安全的制度性建設，借鑒其他國家經驗，研究如何設置必要的‘玻璃門’，在不同階段加不同的鎖，有效處理各類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述新論述新要求，為做好初級產品供給保障工作、有效化解經濟運行風險指明了方向。

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樣，“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出口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格局是我國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結果。我們要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就必然會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因此，保障初級產品穩定供給，不是要回到“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而是要在發展和安全、開放和風險控制之間建立新的平衡。

這種平衡是建立在對外開放基礎之上，同時又充分兼顧社會利益的；是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之上，同時又接受政府干預的；是建立在追求“價廉物美”的經濟性之上，同時又充分考慮風險承受能力的。具體到操作層面上，就要求我們深入分析不同品種“戰略性”初級產品各自的獨特風險來源、市場波動對國內生產和居民生活的影響（包括影響性質和影響程度）、企業和居民對初級產品市場波動的可選應對措施，以及政府干預市場運行的門檻和可選政策工具箱等，有針對性地構建出“戰略性”初級產品新的市場運行架構和風險防控制度。具體如：對于糧食問題，我們必須牢記“民以食為天”，確保“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為了確保糧食安全，我們要全面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深入推進國家黑土地保護工程和高標準農田建設管理；持續推進種業振興，確保種業安全；完善好落實好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制度，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同時，還要采取措施鼓勵糧食節約、反對“舌尖上的浪費”。對于礦產品、能源類產品，則要著力增加海外生產能力建設，推動供給多元化；提高國內企業集體行動能力，提高國際談判中的“話語權”；鼓勵相關企業利用期貨交易等手段進行風險管理，減少現貨市場波動；加強運輸、中轉、儲存等保障能力建設，提高市場運行韌性；建立、完善市場運行監測機制和國家儲備制度，明確政府干預市場的門檻。同時，還要鼓勵部分生產企業積極向海外轉移產能，把進口初級產品轉化為進口制成品，以及提高產品技術標準，減少資源性產品使用，采取措施鼓勵資源再循環再利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