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文帝劉恒的治政風格可以概括為廣恩博施、恭儉自律、舉重若輕、寬仁玄默這十六個字。低調內斂、謙恭謹慎的性格特點是成就他如此治政風格的人格底色。正是這種治政風格,造就了中國歷史上鼎鼎有名的文景之治。后世學者稱漢文帝為三代之后第一賢君,司馬遷稱贊他為仁君,班固稱贊他的仁道,司馬光更用“后世鮮能及之”這樣的評語評價漢文帝。
【關鍵詞】漢文帝 治政風格 低調內斂 謙恭謹慎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漢文帝的文治功績歷來為人稱頌,十六年的代王生涯和被邊緣化的角色鑄就了漢文帝劉恒低調內斂、謙恭謹慎的性格特點,當二十三歲的劉恒繼承帝位的時候,低調內斂、謙恭謹慎的性格特點便成為他的人格底色。漢文帝劉恒在位二十三年,是一位承上啟下的守成皇帝,廣恩博施、恭儉自律、舉重若輕、寬仁玄默是其治政風格的集中體現。
為政為民廣恩博施
漢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所以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處理好與功臣和劉姓宗族兩股勢力的關系。對于劉姓宗族,漢文帝稱帝后的第一天,就改封瑯琊王劉澤為燕王;封立趙幽王之子劉遂為趙王。文帝還下令,把呂后當政時割奪齊、楚兩國封立諸呂的封地,全部歸還給齊國和楚國。齊襄王忙前忙后只得故地,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不到一年時間,齊王劉襄郁悶而死。同年,在劉氏宗族中與劉邦關系最密切的小弟弟楚王劉交也病故。第二年,燕王劉澤也離世。劉氏宗族中最有影響的三位都相繼離世,劉氏諸侯對漢文帝的威脅就此解除。漢文帝稱帝后,立自己的兒子劉啟為太子。在諸侯王方面,先立趙幽王的小兒子劉辟強為河間王,立鏟除諸呂有重大功勞的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立有清宮之功的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然后才立自己的兒子劉武為代王,劉參為太原王,劉揖為梁王。這樣一來,太子之外,自己的其他三個兒子雄踞外藩,其他劉氏宗親也各得其所,皆大歡喜。對于功臣,時任右丞相的陳平主動提出讓周勃取代自己的地位,解了漢文帝的一大難題。于是文帝將陳平調任為左丞相,任命太尉周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接下來,朝廷對誅滅諸呂的人論功行賞,右丞相周勃以下,都被增加封戶和賜金,數量各有差別。處理好劉氏宗親和功臣集團兩股政治勢力,對天下普施恩惠,遠近的諸侯和四夷部族與朝廷的關系都很融洽。然后,文帝才表彰和賞賜跟隨他從代國來京的舊部功臣,封立宋昌為壯武侯,其余六位追隨漢文帝赴京的代國屬下都被封為位居九卿的高官。
作為一位仁君,關鍵還要對老百姓施行仁政。在位二十三年,漢文帝“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勸課農桑,減省租賦,并且多次下詔撫恤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歷史學家們特別關注漢文帝這方面的政治眼光和作為。特別是班固,他一共記載了漢文帝十幾道關于減輕百姓負擔的詔書,一部《漢書·文帝紀》,幾乎就是一部文帝重農惠農的文集。公元前178年、公元前168年,漢文帝曾兩次將租率由十五稅一蠲減為三十稅一。三十稅一,遂成為了漢代的定制。公元前167年,他還一度宣布全部免去田租,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舉措。也是在漢文帝時代,當時的算賦——人頭稅,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錢銳減為四十錢。另外徭役的征發也有明顯的減輕,一般民眾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史記》研究名家張大可教授就曾經指出,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免除農民農業稅的皇帝;漢文帝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開放言論,實行言者無罪的皇帝。正是因為漢文帝廣恩博施,普惠黎民百姓,所以司馬遷稱贊說他“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
克己利民恭儉自律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園林、車騎儀仗、服飾器具等,都沒有增加;有對百姓不便的禁令條例,就予以廢止以利于民眾。《資治通鑒》記載的三件小事能夠體現漢文帝的自律。
一是拒獻千里馬。漢文帝繼位不久,有人向皇帝進獻日行千里的寶馬。漢文帝說:“每當天子出行,前有鸞旗為先導,后有屬車做護衛,平時出行,每日行程不超過五十里,率軍出行,每日只走三十里;朕乘坐千里馬,能先單獨奔到何處呢?”于是,文帝把馬還給了進獻者,并給他旅途費用。接著下詔說,朕不接受貢獻之物,并命令全國各地官員不必要求前來進獻。
二是納諫毋奔。漢文帝在代國經常要過戎馬生活,所以做了皇帝之后還想體驗一下策馬狂奔的感覺。有一次文帝從霸陵上山,想要向西縱馬奔馳下山。中郎將袁盎騎馬上前,與文帝車駕并行伸手挽住馬韁繩。文帝說:“將軍膽怯了嗎?”袁盎回答:“我聽說‘家有千金資財的人,不能坐在堂屋的邊緣’。圣明的君主不能冒險,不求僥幸。現在陛下要想放縱駕車的六匹駿馬,奔馳下險峻的高山,如果馬匹受驚,車輛被撞毀,陛下縱然是看輕自身安危,又怎么對得起高祖的基業和太后的撫育之恩呢!”文帝一聽,馬上停止了冒險之舉。
三是禮對寵妃。漢文帝所寵幸的慎夫人,在宮中經常與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她們一起到郎官府衙就坐時,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慎夫人惱怒,不肯入坐;文帝也大怒,站起身來,返回宮中。袁盎借此機會上前規勸文帝說:“我聽說‘尊卑次序嚴明,就能上下和睦’。現在,陛下既然已冊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與主人同席而坐呢!況且如果陛下真的寵愛慎夫人,就給她豐厚的賞賜;而陛下現在寵愛慎夫人的做法,恰恰會給慎夫人帶來禍害。陛下難道不見‘人彘’的悲劇嗎!”文帝這才醒悟,轉怒為喜,召來慎夫人,把袁盎的話告訴了她。慎夫人賜給袁盎黃金五十斤以示感謝。
面對挑戰舉重若輕
漢文帝的舉重若輕,以下兩件事就可以體現出來。一是禮安南越。南越國在趙佗的帶領下越來越有分離的傾向,這是關系南方邊疆安定的大事。呂后七年,曾經派兵征伐,結果受困于惡劣的自然環境,呂后去世后便撤兵了。趙佗趁機壯大,自稱皇帝,與漢朝分庭抗禮。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首先,漢文帝下令,為趙佗在真定的父母親的墳墓設置專司守墓的民戶,按每年四季祭祀;又召來趙佗的兄弟,用尊貴的官位和豐厚的賞賜表示優寵。趙佗是今天河北石家莊人,秦漢相爭時去了南越,呂后時期其祖墳被破壞,這也是趙佗與中央政權對抗的原因之一。如今漢文帝改弦更張優寵趙佗的兄弟,禮遇趙氏宗廟。其次,漢文帝親自給趙佗修書一封。文帝派遣陸賈出使南越國,帶去文帝致趙佗的一封書信,漢文帝的這封書信體現了大漢天子的胸襟和氣度。他一上來就直言不諱地說:“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漢文帝出身不好,非嫡非長,這個身份本來極不光彩,一般而言,皇帝對他的庶出身份從來也羞于承認,更不會公開向人(況且是居于蠻夷之地的人)挑明。漢文帝如此坦誠,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位。在這封信中,漢文帝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同南粵王趙佗搞壞關系的是高后呂雉,如今新人新氣象,咱們應該重新來過。為表誠意,您在真定的親兄弟,朕已派人前去慰問,并修整了您先人的墳墓。第二,如今的邊界沖突給雙方百姓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朕不忍心做得一亡十的事情,允許你繼續保持南越自治。第三,漢文帝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國不可有二主,決不允許出現兩位皇帝同時并立,然后以力相爭的局面。只講力爭而不講謙讓,這是仁人所不屑于做的。趙佗被這封謙卑不亢有禮有節的書信大為感動。他十分惶恐,頓道謝罪,表示愿意遵奉皇帝明詔,永為藩國臣屬,遵奉貢納職責。趙佗還表示:“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漢文帝一封低調的信解決了南方邊疆的一個老大難問題,這就是舉重若輕。
二是賜仗劉濞。吳王劉濞是劉邦的哥哥劉仲的兒子,是漢文帝的堂兄。文帝時期,劉濞的兒子入朝,與皇太子劉啟發生沖突,被劉啟失手打死。劉濞因此惱羞成怒,借口腿有疾病不再朝拜漢文帝。漢文帝心知肚明,但仍然賜給吳王幾杖以示慰問。吳王劉濞盡管心懷不滿,卻無從發作。蘇轍就指出,漢文帝的這番舉動很高明。劉濞比漢文帝大十三歲,假如漢文帝健在,不出十年,劉濞就老死了,那么之后的吳楚七國之亂就無從談起。可惜漢文帝死在了劉濞的前頭。王夫之說:“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幾杖而啟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齊,庸劣無大志,濞不先舉,弗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國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很可惜的是,往往人算不如天算。
寬仁玄默無為而治
對于漢文帝時期的政治風氣,司馬光高度推崇,在《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漢文帝自身謙遜自守,而將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質樸。君臣以導致秦滅亡的弊政為鑒誡,論議國政講究以寬厚為本,恥于議論別人的過失;這種風氣影響到全國,改變了那種互相檢舉、攻訐的風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樂于自己的生業,府庫儲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風俗歸于篤實厚道,禁制法網寬松,有犯罪嫌疑的,從寬發落,所以,刑罰大量減少,甚至一年之內全國只審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現了停止動用刑罰的景象。這就是為后世津津樂道的文帝盛世圖景。這段話源于《漢書·刑法志》,相比班固的記載,司馬光少了“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八個字,而格外強調了他的無為而治。
躬修玄默的意思是清靜無為。漢文帝鼓勵臣子們進諫,每次上朝,郎官和從官進呈奏疏,他從來都是停下輦車接受。他對待臣子進諫的處理方式很有鑒借意義。他的做法是奏疏所說的,如不可采用就放過一邊,如可用就加以采用,未嘗不深加贊賞。晁錯以雄辯著稱,他的上書有很多真知灼見,但漢文帝也不是全都采納。漢文帝提拔晁錯的官職,但對他的上書卻是“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意思就是文帝雖然沒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見,卻對他的才能另眼相看。這就是典型的躬修玄默。
漢文帝的寬厚仁慈是非常有名的,但寬厚不等于沒有原則和底線,漢文帝對兩位至親的處理就體現了他的這種風格。一是對親兄弟劉長的處置。劉長擅殺大臣而文帝縱容,繼而越發變本加厲,終致身死。從某種程度來說,漢文帝的一再寬容也是導致劉長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二是對薄昭(漢文帝的親舅舅)的處置。將軍薄昭殺了漢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國法殺他,就派公卿去與他喝酒,想讓他自殺,薄昭卻不肯自殺;文帝又派群臣穿著喪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殺。所以,為了防止外戚專權作亂釀成禍端,一定要防微杜漸。
(作者為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河北行政學院)教授,央視百家講壇系列節目“評說《資治通鑒》”主講人)
【注:本文系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河北行政學院)創新工程科研項目“秦崩楚亡漢興背后的制度抉擇與治政風格研究”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②[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③[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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