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體時代，青年亞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青年群體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著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青年亞文化的背后往往隱含著青年加班工作、努力生存、渴望“逆襲”的事實，只要不逾越法律紅線，其所扮演的其實無外乎青年群體宣泄、釋放負面情緒的“垃圾桶”角色。我們無需妖魔化青年亞文化，對于國家治理力量而言，真正需要做的是在深刻理解其內涵本質的基礎上，關注青年的焦慮與訴求，幫助青年抵御亞文化中不利因素的侵襲，引導青年亞文化健康發展。

【關鍵詞】青年亞文化 青年焦慮 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當前，借助于新媒體技術的賦權，各式各樣的青年亞文化在網絡上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它們既是青年在時代大潮中自我創作的群體生活畫像，同時也形塑著青年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對待青年亞文化這一特殊文化現象，既不可坐視不管任其自由生長，也不可視其為洪水猛獸，應理性看待，客觀分析，創新方式，正面引導。

認清青年亞文化及其影響

青年亞文化是相對于主流文化而言的邊緣文化，是青年群體基于共同的興趣、價值以及利益訴求表達自我、建構自身意義的文化實踐。自新媒體技術勃興以來，以“喪文化”“粉絲文化”“佛系青年”“躺平主義”“飯圈文化”“宅文化”為代表的各種青年亞文化被互聯網所激活，吸引了越來越多青年的加入，并逐漸向整個社會層面蔓延。作為亞文化的主要創造者和實踐者，青年群體一方面充滿著朝氣與希望，追求個性與創新，另一方面受限于人生閱歷和學識水平，青年群體又極易受到網絡空間、社會輿論以及生活環境的影響，這些要素潛移默化地進入青年亞文化的生態圈，讓青年個體成為“網絡狂歡”的一份子。不可否認，青年亞文化對于青年群體疏解自身壓力、尋找社會認同、建構自身意義而言是一劑良藥，從而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還能夠與主流文化形成互補，增強社會總體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相當一部分青年經過亞文化的侵襲，開始借助于新媒體的庇護，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不思進取、消極頹廢直至麻木不仁的犬儒心態，并伴有享樂主義、泛娛樂化甚至反智主義傾向。一些商家為了謀取利益不擇手段地消費青年亞文化，使得一些低俗、媚俗、庸俗的實體商品和文化產品在社會大肆流行。長此以往，青年亞文化中自有的顛覆性要素會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形成挑戰，受眾青年也會持續徘徊在社會的邊緣地帶，使自身的發展大大受限，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由于青年亞文化的前衛性、龐雜性、虛擬性，僅靠家庭與學校的力量顯然不足以進行把控，因此，對青年亞文化進行正確引導，幫助青年群體健康成才，需要國家治理力量的參與。

由于青年亞文化所內含的對固有秩序的挑戰因素，主流文化和利益集團不可能坐視不管，而對青年亞文化進行適當的介入與干預也符合國家乃至青年個體的長遠發展利益，但具體的介入方式非常值得推敲，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應當立足于現實，從國家文化治理的角度出發對待青年亞文化，在消解青年焦慮的同時，創新文化治理路徑，以青年易于接受的方式實現對青年亞文化的引領。

把握青年焦慮本質

任何文化的流行背后都隱含著多種角度的解讀，并承載多方面的信息。當代青年亞文化所具備的去中心化、平面化、娛樂性等特點，與后現代語境下的文化精神在內在邏輯上是契合的，也與當代青年崇尚個性、熱愛自由的思想特質相適應。事實上，種種亞文化的背后往往隱含著青年加班工作、努力生存、渴望“逆襲”的事實，只要不逾越法律的紅線，青年亞文化所扮演的其實無外乎青年群體宣泄、釋放負面情緒的“垃圾桶”角色。后亞文化研究發現，青年亞文化有時強調的并不是抵抗，而恰恰是恪守常規。有些亞文化形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抵抗形式，充其量只是一種自由選擇的表達。

我們無需妖魔化青年亞文化，對于國家治理力量而言，真正需要做的應當是在深刻理解青年亞文化內涵本質的基礎上，關注其產生背后的青年焦慮與訴求，例如“喪文化”“屌絲文化”隱含青年對于社會階層固化的無力，“佛系文化”“躺平主義”暗含青年對于以“996”為代表的不平等勞動雇傭制以及過度消費主義等社會問題的拒斥，“飯圈文化”“粉絲文化”的產生離不開社會泛娛樂化氣息對于青年的荼毒，“宅文化”隱含的是青年對于社會競爭的逃避，“惡搞文化”的背后則是青年對于傳統權威規制的挑戰。從表面看，青年亞文化反映的是當代青年群體生存壓力大、競爭殘酷的現實，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青年亞文化的流行也映射著我國社會的一些結構性矛盾，正是這些矛盾使得青年群體在本該奮斗的年紀選擇了消極怠工。

引導青年亞文化健康發展

因此，直面矛盾，回應青年訴求，保障青年權益，從根本上遏制青年亞文化中的負面因素，這是國家文化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國家和地方應充分重視并回應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出臺更多專門針對青年群體的政策措施并給予實際支持，為青年發展搭建起更好更大的平臺；通過構建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為青年的努力與奮斗提供強有力的秩序保障，助力青年在社會競爭壓力下茁壯成長成才；利用好共青團這一聯結黨和青年的橋梁與紐帶，充分發揮其緊密聯系青年的優勢，積極融入青年的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充分了解青年發展的實際情況，回應青年的困難與訴求。

融入創新，消解青年亞文化中的負面因素。事實上，青年亞文化與創新文化往往相伴而行，亞文化本質上就是青年群體的文化創新，創新又往往與經濟增長和商業模式緊密相連。此外，根據美國學者迪克·赫伯迪格的觀點，對于亞文化進行適度的商業開發有利于主流文化對其進行“收編”，從而降低其負面效應。從積極的角度看，青年亞文化的出現及其所帶來的“網絡狂歡”反映出當代青年富有創造力與想象力、勇于自嘲、善于利用互聯網等優勢特點，如果這些特質得到正確引導和積極發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喪文化”所帶來的隱性危害，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促進互聯網經濟的壯大。應該意識到，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青年亞文化不會形成與主流文化分庭抗禮乃至顛覆主流文化的力量，在形形色色的青年亞文化形態中，雖然存在著消極和病態的部分，但同時也有許多積極的、活躍的、充滿創意的因素。針對包含這些因素的青年亞文化，政府應當出面肯定和鼓勵，并投資購買服務，將其變成創新創業的創意和元素，促進文化產品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從根本上消解精神世界的娛樂性和商品性。反過來，這部分亞文化也能夠促進主流文化不斷反省、調整、更新，從而成為一股優化社會總體文化結構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要嚴防一些不良商家為了謀取利益、賺取流量濫發“毒雞湯”，推出各種博眼球的訊息，放大、販賣社會焦慮，制造社會不穩定因素。有關部門要對青年亞文化的衍生產業進行密切關注，引導、控制青年亞文化產業規模，提升青年亞文化產業開發質量，倡導文化開發者和消費者從事積極健康的商業活動。

轉變宣傳方式，推進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創新。社會固然需要多元價值，同時也需要主流意識形態的掌舵。青年亞文化作為青年社會輿論的表達陣地，主流意識形態不去占領，就勢必受到各種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因此，通過正能量的注入抵御青年亞文化中的負面因素同樣必不可少。近年來“學習強國”的風靡就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范例。作為一種多媒體呈現與多資源整合的信息交融平臺，“學習強國”以學習、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主要內容，自推出以來，常年占據蘋果中國應用商店教育類app排行榜前5名。“學習強國”的成功啟示我們，文化宣傳部門應主動占領并利用好新媒體傳播的途徑與方式，尤其要注重打造主流意識形態信息集成平臺，并創新傳播形式，營造積極、健康、向上的輿論環境來幫助青年抵御亞文化中不利因素的侵襲。

國家宣傳部門需要根據青年群體的特點，主動研究、借鑒與吸收青年亞文化的呈現形式、傳播手法以及話語體系，改變以往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刻板、僵硬、高高在上的宣傳方式，將內容結構由文本敘事轉化為圖像敘事、傳播手段由靜態文字圖片轉化為動態的視覺形象、話語體系由呆板枯燥的宏大敘事轉化為新穎活潑的微觀敘事，積極探索、打造與當代青年群體相適應的主流文化產品，從而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例如2020年突然爆紅于微博等社交媒體的畫手“烏合麒麟”，以發布具有強大沖擊力和話題性的時政畫作為人所知，通過成功運用反諷、戲謔、“燃”等元素，在創作藝術作品的同時，也為青年傳遞了一套正確理性的價值評判標準。而這些元素正是由廣大青年在亞文化實踐中所大量運用的，正因為此，該網絡畫手也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創新的代表之一。同時，主流意識形態應當在正視青年亞文化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增強自身的包容度，以寬容的姿態揚棄青年亞文化，主動引導普通民眾正確看待青年亞文化的發展，轉變其對于青年亞文化普遍存在的偏見，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青年亞文化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抵抗性。

優化互聯網生態，加強互聯網文化監管。青年群體是網絡空間的主要活動力量，而依托于新媒體技術不斷發展的網絡空間同樣也是青年進行亞文化創新實踐的重要陣地。近年來，諸如抖音、快手等的爆紅催生了網絡亞文化，但低俗、色情、暴力、詐騙等一系列問題也伴隨而來，對青年群體乃至于整個社會都造成了惡劣影響。對此，國家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優化互聯網生態，引導青年亞文化健康發展。加強對于網絡傳播的監管，緊跟迅速發展的網絡文化產業，不斷完善、細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通過行之有效的政府規定與強有力的法律效應，在規范青年網民言語和行為的同時，引導互聯網文化產業形成成熟的內容規則與產業倫理規范，避免網絡青年亞文化庸俗化和過度商業化；為社交媒體公眾號、網絡社群專欄等自媒體的發展創造條件，通過鼓勵非商業性的閱讀和寫作，重構自力更生、自我認同、自我建構的價值觀，從而淡化“他評價”的唯一性和權威性，打破權力與金錢在社會價值上獨霸的局面，創造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評價氛圍；建立健全青年群體的意見網絡反映機制，暢通青年意見的網絡傳達渠道，盡可能使政府自身做到信息透明化，最大限度地保障青年群體的表達權與知情權，彌合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間隙；成立政府、高校、社區、家庭“四位一體”的監管力量，逐步形成網絡監管工作政府主導、高校主抓、社區主動、家庭熏陶的工作格局，以合力保障青年網絡的全方位監管。

（作者均為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美]迪克·赫伯迪格著，陸道夫、胡疆鋒譯，《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②馬中紅：《西方后亞文化研究的理論走向》，《國外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③林峰：《網絡青年亞文化的轉向、癥候及發展》，《新疆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責編/張忠華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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