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市出資超1億元幫扶廣東河源建設的深河中學，是深圳幫扶河源市建設的重點民生項目之一。資料圖片

2020年4月，深圳市援建的“邊境小康村”西藏察隅縣竹瓦根鎮雄久新村竣工。資料圖片

貧困是人類社會的頑疾，迄今為止全球仍有7.36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飽受貧困問題困擾。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中國提前10年完成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創造了“當驚世界殊”的減貧奇跡。

消除貧困是一系列政策安排和制度創新的結果。在脫貧攻堅中，我國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奇跡，也探索了諸多的減貧經驗，其中以對口支援、東西部地區協作為重點的區域間大規模橫向幫扶發揮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鮮明特點的中國式幫扶。作為中國式橫向協作幫扶的一個樣本，深圳在過去30年幫扶歷程中以強大的政治擔當力、情懷驅動力、觀念引領力、機制創新力、社會動員力、組織保障力、示范帶動力書寫了以橫向幫扶助力后發展地區脫貧奔小康的深圳答卷。深圳幫扶30年案例表明，中國式橫向幫扶作為國家層面的制度安排，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消除貧困方面的巨大制度優勢，具有如下鮮明特征。

從目標上看，中國式幫扶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錨定“一個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無論是美國“向貧困宣戰”運動、印度“向貧困進軍”計劃，還是巴西“發展極”反貧困戰略，消除貧困是世界各國努力實現的重要目標。但是，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和政黨像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這樣，敢于向全國人民作出“一個不能少”“一個不能掉隊”的莊嚴承諾，并為兌現這一承諾劃定時間線、確定任務書。“一諾既出，萬山無阻”。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始終不改初心、賡續奮斗。從一窮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從“8億人吃不飽”到“14億多人要吃好”，中國僅僅用了幾十年就走過了一些經濟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歷程。

從理念上看，中國式幫扶始終高揚“共同體”價值，超越了西方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局限。與西方社會長期奉行個人主義價值觀、“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造成的社會割裂、“原子化”傾向明顯不同，中國式幫扶既傳承于中華民族五千年“家國一體、守望相助”等優秀歷史文化，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共同體”思想的當代繼承，是愛國主義情懷最真切的表達，反映出人民對互幫互助的深切體認和對黨和國家的高度認同。據一家知名國際公關公司2020年發布的信任度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信任度高達95%，在受訪國家中高居第一。課題組調查顯示，96.7%的深圳受訪者愿意為幫扶事業作出貢獻。

從制度上看，中國式幫扶以系統完備可持續的體系為支撐，避免了其他國家因政黨輪替、政府更迭導致朝令夕改、半途而廢的減貧困境。從“一攬子”的政策體系到“遞增式”的投入體系，從“最嚴格”的考核體系到“全方位”的監督體系，中國式幫扶既有宏觀的規劃布局，又有微觀的實操舉措，“四梁八柱”的制度架構緊密咬合、系統高效，形成了一整套穩定的、持續優化的制度體系，真正把制度效能轉化為減貧脫貧的治理績效。反觀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則難以保障減貧制度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如美國奧巴馬政府2010年力推的“醫療改革法案”，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廢止。如尼加拉瓜2000—2006年實施的“社會保護系統”計劃，2007年因政府更迭而被取消，此前資金投入和良好成效全都付諸東流。

從主體上看，中國式幫扶動員了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超越了其他國家有限合作、缺乏協同的局限。東部9個省、14個市結對幫扶中西部14個省區市，343個東部經濟較發達縣市區與中西部573個貧困縣開展攜手奔小康行動，307家中央單位定點幫扶592個貧困縣，軍隊定點幫扶4100個貧困村，12.3萬家民營企業深入7.28萬個貧困村開展“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億萬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幫扶事業，中國式幫扶形成了“人人都是幫扶主體”的能動格局。更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式幫扶實現了政府、企業、個人等多元主體之間高效協同、步調一致，避免了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反貧困中出現的主體相互掣肘、有限合作等問題，比如美國在“向貧困宣戰”計劃中，橫跨13州400多縣的71個開發區始終無法形成有效合作關系，導致計劃推進嚴重受阻。比如印度就曾因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地方社區自治組織之間的相互制約，使得減貧項目進展嚴重受阻。

從動能上看，中國式幫扶具有多來源、高強度、可持續的特征，超越了國外地區間橫向幫扶意愿不足、動力不強的局限。支持中國式幫扶的動能具有多來源、高強度、可持續的特征，既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驅動力，又有各級政府的行政驅動力；既有社會各界源自內心的情感驅動力，又有發揮市場作用的強大市場驅動力。分析中國幫扶歷程，可以看到兩條走勢相反的曲線：一條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仍然持續上揚的幫扶資金投入曲線；另一條是逐漸下降直至為零的貧困發生率曲線。兩條曲線生動驗證了中國式幫扶的可持續強大動能。相比來看，西方幫扶動能主要基于宗教傳統的慈善救助、市場行為的利益驅動、政府福利的救濟保障，動能來源不夠廣泛，幫扶的各種意愿和理念也莫衷一是，各政黨即使出于選舉考量作出相應的承諾，也往往因政黨輪替、政府更迭、經濟波動而改弦易轍、不可持續。

從組織上看，中國式幫扶在黨的全面領導下攥指成拳、聚沙成塔，全面超越了其他國家和地區“枝分葉散”的減貧局面。省、市、縣、鄉、村層層立下“軍令狀”，“五級書記”層層抓幫扶，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一道，將鮮紅的黨旗插在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以強有力的組織化運作方式，最大限度將全社會的扶貧資源從“離散”狀態中凝聚起來、化零為整。其組織動員范圍之廣、力度之大、程度之深，都遠遠超越了世界其他國家所能達到的水平。這一獨特而強大的組織優勢，為“斬斷窮根”提供了堅不可摧的力量保障，反觀世界其他多黨制國家，由于沒有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在實施減貧計劃和資源調度上，難以調動、集結全社會力量。

從路徑上看，中國式幫扶把區域間整體開發與“點對點”精準扶貧結合起來，超越了西方國家涓滴減貧廣度、準度不足的局限。中國重視開發式扶貧，尤其是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以來，全國各地按照“六個精準”“五個一批”要求，以“一村一策”的幫扶品牌、全面詳盡的幫扶檔案、到戶到人的幫扶手冊將貧困資源精準“滴灌”到每家每戶。區別于以往“大水漫灌”的幫扶方式，精準幫扶既注重區域發展的“基本面”，又注重到戶到人的“點對點”；既注重對產業的全力扶持，又注重對缺乏勞動能力人群的兜底保障；既加強黨委政府人力物力的直接投入，又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最大限度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和社會連接成本。反觀世界多數國家，普遍采用通過經濟發展的“滴漏效應”惠及貧困人口的減貧方式，不僅難以避免邊際效用遞減的局限，更是無法徹底解決貧困問題。即便是零星的直接幫扶，也因條件設置過于復雜、苛刻，使得大量資源和扶持政策被精英階層截留占有，出現“精英捕獲”現象，真正流入需要“被幫扶”的底層少之又少。

從效能上看，中國式幫扶形成了益貧性共贏型幫扶生態，為推進人類反貧困事業提供了“最優解”。中國式幫扶把“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結合起來，有效兼顧了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把“經濟賬”“政治賬”和“民生賬”結合起來，有效兼顧了當前發展和長遠利益的有機統一；把區域間發展的“動能”和“勢能”結合起來，有效兼顧了幫扶主體和客體協同發展的有機統一；把利己、利他和利群結合起來，有效兼顧了自我發展和互利共贏的有機統一，實現了“人人愿為、人人可為、人人能為”的良性循環，形成了效能最優的益貧性共贏型幫扶生態，為國際減貧事業提供了鮮活而生動的范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中國式幫扶的探索，不是對世界現有減貧理論的照搬照用，而是中國推動區域間協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創新探索。共同關注、深入研究，不斷深化對中國式幫扶的規律性認識，將這一探索的“現實文本”轉換為“理論文本”，為世界反貧困理論注入中國智慧，對豐富世界反貧困理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快推進全球貧困治理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