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原創性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中，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原創性的鮮明體現，是植根中國經濟發展的時空方位，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獨特規律，深刻洞察新時代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的特點、優勢和深層矛盾、主要問題；重要性的突出體現，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宏闊、復雜背景下，為中國經濟發展揭示原理、指明方向、提供方法，以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深刻變革和實踐，推動經濟穩中求進、高質量發展。

概括起來，有5個方面的鮮明特征是認識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學理體系、思想邏輯、豐富內涵的鑰匙。

一、從社會主要矛盾出發，統籌需求與需要，習近平經濟思想聚焦于“美”，構建起為人民謀幸福的經濟學

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新需要，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邏輯起點。習近平經濟思想也由此出發，形成了一個相互銜接、層層深入、系統完善的經濟學說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是“需要”而不是“需求”。按照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解釋，受預算約束的、購買某個物品或勞務的數量叫作需求，這個西方經濟學中的“需求”，必須用錢作前提，浪漫不得、想象不了；而“需要”則是老百姓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產生的真實愿望，甚至是美好的想象。“需求”是受財力（預算）約束的，而“需要”則有持續展開的空間，有不斷增長的可能。由此，回答“如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一重大理論命題，不能僅僅囿于狹義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范疇來尋求答案。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答案。從政治角度考量，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決不是僅僅為了滿足溫飽小康的基本需求，獲取一個“及格分”，而是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一個永恒目標，“上不封頂”，并將為此不懈奮斗。從經濟學理分析，影響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人的需要”，過去幾十年推動我國經濟成長階段迭代的一個基本動力是“人的需要更替”。正視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存在，沖破“需求約束”的思維窠臼，迫切需要創新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習近平經濟思想正是在這一重要理論命題上，從經濟哲學的高度，把人類現實生活基本需求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新需要有機統一起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啟了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新空間。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個“需要”不是一般需要，而是“美好生活需要”，它緊扣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消費心理、居民需求結構的質的變化，抓住了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依據和動力。沒有錢怎么滿足需要？答案是，黨要帶領人民創造更多財富，徹底擺脫絕對貧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致力于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中，“美麗”既指美麗中國，更可擴展到美麗中國與美好生活的“美美與共”，由此構筑起幸福中國的堅實支撐。

落實到經濟工作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讓供給側與需求側更好地匹配，為產品和服務注入更多科技含量、文化含量，不僅用起來更方便，而且看上去更美；不僅滿足使用需求，而且帶來精神愉悅。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等，都是要驅動質量變革、效益變革、動力變革，讓產品、服務、環境“美”起來，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是經濟治理的出發點，指向著經濟發展的理想境界，貫穿著中國共產黨人的不變初心。

二、從勞動價值論出發，統籌經濟學與哲學關于價值的雙重意蘊，習近平經濟思想聚焦于“實”，構建起為民族復興奠定更強大物質基礎的經濟學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與基石。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的尺度，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當然，這個勞動指的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但它也是從具體勞動中“抽象”出來的。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中，印證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這一“價值”源頭，例如“勞動創造幸福”“實體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任何時候都不能脫實向虛”“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等等。這些重大判斷和重要要求都表明，習近平總書記把經濟活動的起點、主體牢牢錨定在生產、制造、創新等勞動性活動上，體現了一個“實”字，就是希望企業實實在在做產品、實實在在提供服務，以真實的、具體的、能夠滿足生產生活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作為一切經濟活動之本，而不是操縱資本市場、制造泡沫、引發幻想。

資本主義不講生產嗎？也講。但馬克思早就指出：“資本是沒有辦法才從事物質生產這種倒霉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從事物質生產，它總希望有更快、更輕松的賺錢手段。”他們希望不通過生產過程就能賺到錢，對泡沫經濟心存僥幸，“每個人都知道暴風雨總有一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并把錢藏好以后，落到鄰人的頭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這種過度的投機心理，充分顯示了資本主義商業資本的巨大貪婪性。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理解、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向和根本，明確指出“不論經濟發展到什么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這就要求將金融服務、資本市場、虛擬經濟、數字經濟等的“風箏線”都牢牢地拴在實體經濟這棵大樹上，讓它們繞著大樹轉、貼著大樹飛，在圍繞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中實現創新發展。

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還把經濟學的價值意蘊與哲學的價值意蘊結合起來，從更深層面理解“勞動”的本質意義。勞動創造價值，勞動時間是衡量價值的標尺；作為個人，勞動者還有自身奮斗的價值，他因為勞動而美麗、崇高。所以強調“幸福不會從天降，美好生活靠勞動創造”，指出“我們都在努力奔跑，我們都是追夢人”，要求“征途漫漫，唯有奮斗”。雖然在西方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價值”的概念最早來源于哲學家，但在學術上和實踐中，這兩個“價值”的概念還是被分開的。而習近平經濟思想將這二者從本質上結合在一起，更加完整地反映了價值內涵，體現了作為杰出政治家的理論視野和深邃洞察。

三、從經濟規律和發展實際出發，統籌政府與市場，習近平經濟思想聚焦于“效”，構建起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但也沒有一概否定西方經濟學，指出“西方經濟學關于金融、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產業、企業、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認為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的方式，要求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

從實踐層面觀察，現代經濟治理要實現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最難把握的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黨的十四大以來，黨中央一直研究這一重大課題。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直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給出了更加明確、更加完整的答案，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大理論創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高度，也體現了駕馭市場、掌握發展主動的自信。

傳統的計劃經濟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管得太多太死；西方的市場經濟則往往迷信市場的力量，出現了起伏榮枯的“逃不開的經濟周期”。習近平總書記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命題，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積極有為地創造更便利、更優越的市場環境，及時防止市場的無序、失靈。這就從理論上劃定了政府與市場協調運作的“分”與“位”，二者始終互動互補、各展所長、各盡所能，從而實現經濟治理效率最大化。這既可糾正西方市場理論的偏頗，也可有效治理市場經濟的一些局限性問題，如自發性事后調節、催生過度壟斷、排斥公共利益、引發兩極分化等固有缺陷。這一重大論斷，無論從經濟學上看還是從政治學上看，都是最科學、最有說服力的。

四、從新發展階段出發，統籌經濟社會、物質精神、人與自然，習近平經濟思想聚焦于“協”，構建起為萬世開太平的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掌握能夠科學判斷把握發展階段的科學方法論。在馬克思眼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同一概念，列寧則把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在這個最大國情下，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了新發展階段。這是準確把握時空方位、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階段性任務得出的重大結論，需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推動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牢牢把握發展的歷史主動。

在新發展階段，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是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惠及人口最多，反對貧富差距、兩極分化；追求物質與精神相統一，不僅要實現物質極大豐富，而且要推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不吃子孫飯，不斷子孫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反對國強必霸。反觀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欲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現代化道路固有缺陷的糾正與超越。

習近平經濟思想從經濟學視角探求文明進步的真諦，包括當代發展不影響后代，中國發展惠及其他國家，協調發展、協同進步、協和萬邦，努力實現“帕累托最優”，等等，是為“為萬世開太平”的經濟學。

五、從社會主義本質出發，統籌效率與公平，習近平經濟思想聚焦于“共”，構建起共同富裕、天下大同的經濟學

毛澤東同志講，“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鄧小平同志講，“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等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體現了與資本主義“以資為本”價值取向的根本區別。

按照西方經濟學遵循的逐利原理，人與其他生產要素統統被化為資本，并以此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力量。然而現實情況是，大量影響經濟發展的非經濟因素特別是人的因素，并非全靠資本就能解決；只有把人的因素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心，才能廓清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簡而言之，社會主義是努力讓大家都過好日子，資本主義則是有資本才有出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個人主義至上、資本至上、本國優先等經濟觀念，來自于殖民文化、種族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一以貫之、根深蒂固的邏輯，也由此形成了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法理解的“價值天塹”。

事實上，我們不僅推動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回顧大國崛起的世界歷史，早期工業化時期的英國，在倡導自由競爭理念和拓展全球市場的同時，也給自己留下了極不光彩的殖民掠奪的時代烙印；二戰以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把推進經濟全球化與強勢推銷“美國式普世價值”緊緊捆綁，埋下種族沖突與戰亂的隱患，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困擾。面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的嚴峻挑戰，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在全球更大范圍整合經濟要素和發展資源，提出破解人類面臨共同挑戰的重大倡議，指出“在人類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我們要直面貧富差距、發展鴻溝等重大現實問題，關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關愛貧困民眾，讓每一片土地都孕育希望”。

“以天下萬民為事”。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中華民族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人文情懷為旨歸，以人民為中心為立場，攜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體現了堅定的文化自信，更彰顯了努力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文化自覺。共同富裕、共建共享、命運與共，形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個鮮明特色。這個“共”字，是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