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社科工作者】

“財政是一根扁擔，一頭挑著效率，一頭挑著公平。”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近期研究財政促進共同富裕課題時談到自己的理解。直面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時代課題，是劉尚希做學問一貫的準則和風格。

自1990年博士畢業后，劉尚希便進入財政科學研究所工作，從此深耕財政領域。一路走來，他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發展實踐，形成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創新性研究成果，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撐。

“早年學到的思維方式一直伴隨著我”

1980年，劉尚希考上湖南財經學院（現湖南大學）財政學專業，此后，讀碩士、博士，畢業后從事財政研究工作，這份“專一”的經歷讓他和財政結下了深厚的緣分。

談起自己學術生涯的重要節點，劉尚希說，讀碩士時期他就開始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他的博士論文《收入分配循環論》突破了傳統研究僅著眼于收入流量的常規，提供了關注流量分配與存量分配循環關系的新視角。1997年，劉尚希發表《財政風險：我們的看法與建議》時，國內對此問題還沒有形成概念，他的研究帶動了學術界及政府部門對財政風險的重視，劉尚希也成為我國最早系統研究財政風險的學者。此后，他又獨創性地提出公共風險理論，形成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嘗試以此為基礎創建中國特色的財政基礎理論。

大學時期，劉尚希對哲學產生了強烈興趣，那些晦澀難懂的書他卻總看得津津有味。如今回顧起來，劉尚希感慨，這些書雖然表面上和財政專業關系不大，但卻讓他受益終生，“我們研究問題不能淺嘗輒止，要不斷問為什么，培養從哲學角度思考的習慣，提升研究深度，早年學到的這種思維方式一直伴隨著我”。

勤勉工作、深入思考、不斷學習的習慣，讓劉尚希形成了嚴謹扎實的治學風格。他將自己定義為“公共領域的探索者”，打破學科間的界限，廣泛涉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這些年，他閱讀自然科學史、數學史和量子力學，將“確定性的終結”與“風險社會”的概念關聯起來，成為他從風險視角研究財政問題的思想源頭。

“把論文寫在大地上而不是書本上”

注重調查研究，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直是劉尚希重要的治學原則和方法。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遵循“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原則，劉尚希2005年在陜西的一次調研后發現了一些問題。那時，他在西安附近的兩個貧困縣和縣委書記、縣長座談，對方訴苦說，作為西安的水源地，當地很多工業不能做，財政有困難，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劉尚希問，如果當地所有稅收全留給地方夠不夠，他們說也不夠。

“我問他也是在問自己，那時就意識到對缺乏稅源的欠發達地區，這一原則如同水中望月。”于是，他在調研后通過一篇內報大膽提出“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分稅制新原則。這一表述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被采用，成為對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做出的重大調整，一直延續至今。

今天，劉尚希和他帶領的財科院仍然保持著注重實踐調研的作風。財科院關于企業成本的大型調研已連續做了6年，他們跑遍全國各地，將問卷調查與實地調研結合起來，形成了企業成本大數據和55份達160萬字的報告，為研判形勢、防范風險、制定政策提供了科學智力支撐。“理論研究并不是思想史研究，不能只圍繞經典做文章。”劉尚希說，“要從現實問題出發，把論文寫在大地上而不是書本上，多做一些對中國發展有用的、對現實有解釋力的研究。”

“站在更高的視角才能看到最根本的問題”

作為一名身兼多重職務的專家，劉尚希十分忙碌，調研、開會、寫文章、參加論壇和座談……他說，工作多年來，他只在一次編譯文集時休過一次年假。長期充實忙碌的科研工作，讓他逐漸成為善于跨領域思考問題的學者。

劉尚希說，他近期的研究更多關注整個社會的轉型發展。如財政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促進共同富裕；財政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所承擔的角色等。他認為，財政的著力點應抓住當前改革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如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市民化的成本問題，“高質量發展的載體是人，而不是某個領域的發展。促進共同富裕不只是經濟增長，更涵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分配結構的優化，尤其是人的全面發展”。

視野放寬，讓他更能準確地把握問題的關鍵所在。“碎片化研究可以有很多問題，而站在更高的視角，則更有可能看到那個最深層、最根本的問題。”劉尚希說。

除了追求高度，劉尚希也擁有縱觀歷史的視角。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財政邏輯》《新中國70年發展的財政邏輯》等著作中，系統梳理了不同歷史階段我國財政的改革發展歷程。“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重大任務，財政理論研究也不會脫離時代。”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破冰，到財稅體制改革不斷邁向現代化，財政始終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劉尚希的學術研究也始終緊跟時代步伐。

當前，隨著財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如何讓改革措施落地是專家學者最關心的問題。劉尚希在各平臺積極發聲，從專業角度解讀政策、解疑釋惑，把政策聲音準確傳達給社會大眾。同時，他也期待著提高中國財政理論研究在世界學術界的話語權，“經濟學家、財政學家要有心懷家國的理念，既要關注全人類的問題，更要關注中國的問題，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講好中國故事，形成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術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