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鄉村振興的全面推進，我國農村經濟與社會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民收入有了大幅增加，物質生活實現了飛躍，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尚不健全，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相對滯后，村民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亟待滿足。尤其是農村青壯年大量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婦女、兒童群體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狀態值得關注。由于精神生活的支持與引導不足，不少留守婦女易怒、脾氣暴躁，影響家庭和諧，留守兒童出現自卑、自閉心理，留守老人因孤獨感而陷入絕望甚至自殺。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如何促進農村留守群體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農村群眾尤其是留守群體精神生活狀況，也成為檢驗鄉村振興成果的重要指標。近年來各地政府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積極探索激發農民內在活力的模式與機制，破解農村留守群體的精神生活困境，取得了一些成效。

河南省商丘市楊善廟村：挖掘傳統優秀文化，激發留守群體活力

2014年，以孝治家領導小組在全國先后建立了若干個示范基地，不但極大推動了農村養老保障建設，而且有效地破解了農村留守群體的精神生活問題困境，成為基層治理的新標桿。如在河南省商丘市楊善廟村，“以孝治家”項目落地后，在村兩委的帶領下，組織村內留守人員，通過實施幸福大食堂、鄉村書院和健康家園三大工程，實現了代際團結與精神愉悅。

每天中午在幸福大食堂的餐敘，不僅解決了留守老人基本的飲食需求，而且排解了老人的孤獨寂寞。特別是在節假日，志愿者服務隊還為其獻上當地喜聞樂見的節目，豐富了老人們的精神生活。老人與外出務工的子女分隔兩地，志愿者借助微信視頻為其與子女架起感情橋梁，排解思念之苦。村內曾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老人，在鄉村書院與晚輩分享當年的戰爭經歷，不但讓留守的婦女和兒童懂得當下和平發展來之不易，而且讓老人重新體會到個人的社會價值，收獲久違的社會尊重。

對于留守婦女而言，雖然參與志愿者的工作較為忙碌，但能體悟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真諦。曾經因為與婆婆置氣而不愿承擔贍養義務的兒媳婦，看到自己的婆婆被志愿者無微不至地照顧后，感到羞愧，主動向婆婆道歉并承擔贍養義務。隨著“五好媳婦”“五好家庭”評比活動的推進，曾經因為婆媳隔閡而造成的家庭矛盾銷聲匿跡。

對于留守兒童而言，每天可以放學后在村委會議室得到志愿者的集中輔導，周末可以在鄉村書院學習《道德經》《弟子規》《孝經》等國學文化，還能經常參與到志愿者精心組織的唱歌、舞蹈、做手工等多種文娛活動。留守兒童在寓學于樂的過程中，既能鞏固文化知識，又能沐浴傳統優秀文化，還能快樂成長。

楊善廟村的留守人員之所以能夠享受精神愉悅并獲得心靈滿足，離不開當地村兩委對傳統優秀文化資源的挖掘與傳承，離不開村兩委對村內人力資源的激活與整合，更離不開家庭代際團結功能的發揮與延展。

山東省東平縣陳流澤村：激活培育草根組織，促進精神生活健康

由于文化平臺缺失、文化人才匱乏、文化資源有限，農村地區的文化供給難以滿足村民的文化需求。一些地方在推進鄉村文化振興的過程中，探索激活和培養草根社會組織，有效供給鄉村文化產品，滿足村民文化需求的新模式。如在山東省東平縣，以草根組織為載體，以文化骨干為樞紐，激活了現有文化資源、豐富了文體活動內容、創新了文化娛樂形式、升級了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在滿足村民日益增長文化需求的同時，促進了鄉村文化振興。

在山東省東平縣陳流澤村，村兩委積極激活村內老年協會、文藝宣傳隊以及紅白理事會，重點解決老人（特別是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單一、村內文化活動匱乏以及移風易俗、擯除陳規陋習等問題，不但豐富了留守群體的精神生活，引領了文明新風，還激活了村民參與文化振興的熱情。如老年協會自成立后，每年通過舉辦家庭敬老養老“學、比、評”活動，樹立敬老愛老典型，表彰村風民風建設先進家庭（個人），不但提升了村民敬老養老的責任意識，而且創新了互助形式，把鰥寡老人照顧得更好，還激活了留守老人“老有所為”的信心與勇氣——關心村莊環境建設。老年協會的成員也因此多達230余人，占村內老人數量的八成以上。

為發展村莊文藝宣傳隊，村兩委一方面積極整合村內公共資源，將村委會閑置的房屋改造為文體活動空間，另一方面積極鼓勵優秀文藝骨干組建宣傳隊。文藝宣傳隊組建后，為村民提供專業的文藝教學，激發村民參與文藝活動的熱情，結合當地特有的“水滸文化”，借助腰鼓、秧歌、高蹺和二胡等傳統技藝編排村民喜聞樂見的文娛節目。文藝宣傳隊舉辦不同主題的文化活動，不但能夠吸引村內留守人員走出家門參加集體活動，而且吸納越來越多的留守婦女加入，成員從最初的幾人發展到近百人。除在本村演出外，還經常受到其他鄉鎮的表演邀請，甚至多次在“東平微公益”縣級大型志愿活動上表演。一位留守婦女表示：“除了每天晚上去廣場跳舞外，還經常參加村莊的表演，隔三差五還代表村莊外出參加廣場舞比賽，每逢節假日參演村莊晚會，生活再也不枯燥了。”

在紅白理事會成立之前，當地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的現象非常常見。即使是經濟拮據的家庭，因為怕掉面子，也不得不借錢操辦，盲目攀比不但給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而且給群眾造成極大的精神負擔。紅白理事會成立后，為村民提供婚喪服務，明確紅白事的宴請標準，如婚宴每桌飯菜不超過300元，白事每桌不超過100元。移風易俗的開展，不但制止了鋪張浪費、盲目攀比的不良風氣，宣揚了勤儉持家、厚養薄葬等理念，還降低了喪葬糾紛的發生率，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

為了推進建立文化振興的長效機制，陳流澤村兩委積極引導老年協會、文藝宣傳隊以及紅白理事會建章立制，在成立之初便明確工作的具體程序、方式與規范，讓村民開展活動時有章可循，同時加強組織的自我監督與村民監督。如老年協會每年召開兩次大會，文藝宣傳隊和紅白理事會每年各召開一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公布收支情況，接受會員及村民的監督。又如紅白理事會，在村內遴選出六位德高望重的村民組成監督小組，一方面監督村民配合移風易俗情況，一方面監督理事會的運行情況，極大地保證了理事會的規范有效運行。

山東省平原縣：創設完善聯絡員制度，鏈接精神生活供需

多年來，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由政府唱“獨角戲”，導致供需脫節、農民參與熱情不高，甚至出現“服務無人管、演出無人看、活動無法辦”的窘境。山東省平原縣通過創設“文化聯絡員制度”，不但促成了村民文化需求與政府文化資源的精準鏈接，而且實現了“演出有人看、活動積極辦”，還增強了政府回應性、提升了群眾滿意度，有力地促進了鄉村文化振興。

平原縣為了破解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落地難題，從文化服務的“供給端”著手，以村民文化需求為導向，從村民中選出“三專文化人才”。一是專業，從各村的廣場舞隊、鑼鼓隊、戲曲隊等挑選出具有較高文藝才能和較強組織能力的人員；二是專注，通過“半志愿”形式招募文化聯絡員，選取具有較強烈奉獻精神、對農村文藝較為熱愛的人員；三是專一，文化聯絡員專門負責本村的公共文化事務，實行專職管理。與此同時，由文化聯絡員、村干部、鄉鎮文化站站長和縣文化局領導干部共同搭建的“文化微信工作群”，將縣、鄉（鎮）、村三級組織聯系在一起，實現了協同工作、聯合響應。以鄉鎮文化站為單位召開月例會，尤為重視聯絡員的經驗交流，讓其他聯絡員學習到好的做法和典型經驗，進而推進其他村的文化建設。以“授星制”為基礎的激勵考核機制，大大增強了文化聯絡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意識。

內生于“草根”的文化聯絡員，帶有強烈的“鄉土”氣息，最了解村民的文化需求。活躍在村民中間的文化聯絡員，不但可以將村民的文化生活訴求及時反饋給上級文化管理部門，而且可以激發村民參與文化活動的熱情。如五麻社區的文化聯絡員收到村民反映農家書屋缺少兒童讀物后，通過“文化微信工作群”匯報的當天，便在縣文化局的引導下與縣圖書館取得聯系。兩天后，縣圖書館為五麻社區送來了100本兒童讀物。文化聯絡員自身具有較強的專業素質和組織能力，能夠影響和帶動更多村民參與文化活動、組建更多文化團體。如杏仁店村的聯絡員擅長二胡和唱歌，不但在村里組建了一支文藝團體，而且吸納更多的文藝愛好者參與，豐富了本村及周邊村莊的文化生活。

文化聯絡員制度建立后，平原縣聘請了203名文化聯絡員，覆蓋全縣175個農村社區，不但提高了文化下鄉的精準度，而且提升了政府服務的回應性。針對不同年齡村民的文化需求，文化聯絡員借助“文化微信工作群”，積極整合縣文化局、鄉鎮文化站和鄉村業余文化團體資源，為中老年村民“送戲下鄉”實現全覆蓋；為孤寡、留守老人安排專題活動，宣傳常見老年病防范與緩解措施的同時，與老人結對子，定期陪老人“拉家常”，紓解了老人們的孤獨寂寞；為農村殘疾人舉辦健康專題活動，指導其科學康復訓練；為中青年村民量身設計廣場舞，激發村民參與積極性；為留守兒童搭建活動場所，適時開展適宜的文娛活動，為其彌補家庭缺失的關愛；綜合考慮文體活動設施的分布與村民生活的空間距離，合理選址，讓“下鄉”的文體器材物盡其用，為村民的健康生活服務。正是生活在村民中間的“文化聯絡員”，借助“文化微信工作群”的協同工作機制，讓上級文化管理部門及時感受到“熟人社會”的脈動，并針對村民精神生活的需求予以反饋，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效率與成效，讓村民共享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激活主體性是促進農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

隨著我國農村物質生活實現了質的飛躍，農民精神生活發展的短板日漸凸顯。為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各地積極探索因地制宜的實踐方案。特別是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通過挖掘傳統優秀文化、激活培育草根組織、創設完善聯絡員制度等激活村民主體性，不但能夠激發文化振興的活力，還能提升政府公共文化服務的回應性，實現公共文化服務與村民精神生活的精準對接，有力促進農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推動農村地區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要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地方政府要有效推進文化振興建設。不少地方農村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相對滯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健全，相關政策落實力度不夠。一方面因為有政策無制度。對于鄉村文化振興如何實現，不少地方政府在引導落實政策的過程中只是停留在規范層面，沒有上升到制度層面，無法保證這項工作長期執行，經費、人員等亦無保證，難以有效推動鄉村文化建設。另一方面因為有宣傳無動員。一些地方政府對鄉村文化振興認識不足，甚至錯誤地認為鄉村文化建設周期長、見效慢，對政績貢獻不大，導致地方政府對推進鄉村文化建設的積極性不高；一些地方政府因財力人手有限，各項措施的落實僅僅流于形式宣傳，缺乏具體動員；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民的精神生活需求回應性不足，忽視了農民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的熱情。為此，各級地方政府須正確認識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意義，在積極推進鄉村文化振興中既要主動擔當，又不越俎代庖。

二是激活村民參與文化振興的主體性。鄉村振興背景下的村落共同體，是村民進行生產經營的場所，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村民不僅是物質生活的富裕，而且追求精神生活的豐富。鄉村振興，主體在民。地方政府、基層黨組織需要積極引導和激活村民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的主體性共識，激發村民創新組織形式和機制的積極性、能動性，以滿足村民多方面、多樣化、多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與此同時，各村要注重結合當地實際，充分挖掘傳統優秀文化，以村民的實際需求為導向，策劃編排當地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娛節目，形成獨具特色、永續發展的鄉村文化振興模式。

三是創新制度機制保障文化振興長效運行。制度作為一種規范體系，強制性是其本質屬性。正是制度為社會提供行動框架，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像“以孝治家”“草根組織”“文化聯絡員”等各地探索出的文化振興形式，需要相應的制度保障，保證村民參與的主體性。如文化聯絡員制度的長效運行，不但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制度，在滿足當地民眾精神生活需要的同時，將當地的特色文化、戲曲、戲劇等加以傳承發展，而且需要激勵考核制度，確保聯絡員的工作干勁和責任意識，還需要強化法律約束，適時推動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增加鄉風文明相關內容。與此同時，利用正面激勵機制，加快移風易俗，為村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掃清障礙。

【本文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國農村研究院研究員；案例來源：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中國農村數據庫”；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多元化鄉村治理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9ZDA114）階段性成果】

責編：程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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