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簡史》中，陶行知的名字出現過一次，在第69頁：（1936年）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被宋慶齡稱為“萬世師表”的陶行知，身體力行推動平民教育，義無反顧地投身于為最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去，無私奉獻、鞠躬盡瘁，用自己生命支撐起這個稱呼所有的分量和光華。

從曉莊師范到育才學校

陶行知（1891—1946），原名陶文睿，安徽歙縣人，我國近代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先后在南京匯文書院、金陵大學、美國伊里諾伊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主修教育。1917年，陶行知留學回國。那時國家貧困到難以想象的程度，全國有兩億文盲，七千萬兒童無法接受教育。陶行知深知這個國家病根在教育，這個國家的出路也在教育，從而確立起畢生努力的方向。

他脫下西裝，走出象牙塔，放棄大學教授的優渥待遇，開始著手推廣普及平民教育的工作。1926年12月，陶行知發表《中國鄉村教育改造宣言書》，表示要“招募一百萬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辦一百萬個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他要幫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國人都識字，要使個個鄉村都得到光，合起來形成中國的偉大的光。

1927年，陶行知移居南京近郊，在這個極為落后的普通農村里，陶行知創辦了曉莊試驗鄉村師范。從此，陶行知走出了一條徹底改造舊教育的道路，創立了屬于中國的新式教育，推動了一場席卷全中國的鄉村教育運動。他布衣草履，挑糞種地，睡進牛棚，與師生一起開荒生產，自己勞動，自己修建校舍。他說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得自己干。他鼓勵學生“和牛馬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稷棉下工夫”，去艱苦的鄉村和偏遠的地區為農民辦教育，做農民的知心朋友。

1939年7月，陶行知又在重慶北碚創辦育才學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戰爭難童。育才學校實施勞動生活、健康生活、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學校的戲劇組、音樂組多次在重慶演出，美術組還在重慶舉辦多次畫展，通過多種藝術形式宣傳抗日救國和民主運動。周恩來、鄧穎超曾專程訪問育才學校，周恩來為孩子們題詞“一代勝似一代”。

從人民教育家到共產主義戰士

陶行知生命最后的十年是跟著共產黨走的十年。周恩來稱贊他“一直跟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走，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危機加重，國內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迅速轉向建立文化界抗日救亡統一戰線。1935年12月，陶行知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等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八項抗日主張。之后的兩年時間里，陶行知以國民外交使節的身份遠赴歐美，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推動各國成立華僑救國會。其間，他還拜會進步團體，廣泛結交愛好和平的正義人士，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尋求更多的國際支持和幫助。他通過自己的導師杜威，聯絡愛因斯坦、羅素、羅曼·羅蘭、拉·甘地等世界知名學者和政治家，聯名發表《我們對于日本侵略中國的態度》，“提議各國人民組織志愿的抵制日貨運動，拒絕出賣及運送軍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以幫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對日合作”。

1941年3月，陶行知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聯合文化界進步力量，支持共產黨全民族抗日主張，呼吁加強國內團結，同國民黨專制政治進行斗爭。

抗戰勝利后，陶行知與中國共產黨人同聲相應，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等共產黨人接觸，通過書信、電文往來和工作實踐，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深信只有馬列主義是真理、只有共產黨才是中國振興的希望。

在他生命最后的100天里，他依然為爭取民族解放而奔走呼號、舉旗吶喊，光演講就達100多場。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終因積勞成疾突發腦溢血辭世。延安、重慶、上海以及美國紐約等多地為他舉行了紀念活動。陸定一在延安舉行的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肯定陶行知在九一八事變后參加救國會的政治立場，并發出號召：“二百萬中國共產黨黨員也要把他當作模范來學習。”

從知行到行知

陶行知將教師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他說，“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學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學生的生命放在大眾的生命里，這才算是盡了教師的天職”。他深知找到自己所為之來的大事并不容易，為此他一輩子都在執著而堅定地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甚至為此改變自己的名字。在南京金陵大學求學期間，陶行知篤信“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陶知行”。

回國后，陶行知發現要在中國實行實驗主義教育理論并不容易，于是寫文章探求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理論。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他先贊成王陽明的思想，又批評其“先知后行”，主張“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創辦曉莊師范時期，陶行知在自己的辦學實踐中不斷剖析舊傳統教育脫離實際、脫離勞動、脫離民眾的弊端，他在學校里不斷演說自己關于“先行后知”的觀點，以致許多調皮的學生稱他為“行知吾師”，他也就樂得把自己名字改作“陶行知”。

在創辦了自然學園、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后，陶行知很快認識到不僅要“從行到知”，更重要的還要“由知到行”，于是提出了“行—知—行”理論。這也很好地體現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觀，正確地分析和處理了教育和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其目的是要使教育為振興中華服務。

陶行知說，“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正是陶行知一生的寫照。他為了自己的理想，甘于俯身走入平民之間，為他們服務，將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大眾教育中去，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般為教育事業辛苦一生，這背后若無徹底的謙和與決心，是斷不會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