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是奉行政黨政治的選舉制國家，經過多年實踐，不斷完善，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游戲規則，但也因形勢的變化，諸如選民結構的分化、多元，數字化時代的深入影響，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千禧一代與Z世代的青年群體受疫情影響，其政治認同呈現出兩極化嬗變。在政治認同背后政治正確、社交媒體對美國青年群體的深遠影響，美國青年群體的投票趨向引發眾多關注。
【關鍵詞】美國選舉 青年群體 選票 政治認同 兩極化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長期以來，美國的選舉結果基本上是在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輪流執政，幾無懸念。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與兩年一次的中期選舉，也基本是年長選民占據主導地位，左右選舉結果。比較而言，總統大選自然更為引人注目，當然也更顯重要。但中期選舉因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架構也具有相當重要性，它不僅是美國政黨爭奪國會控制權的關鍵，也是未來兩年總統大選的風向標。就最近兩次美國大選情況看，越來越多的美國青年似乎開始“覺醒”，走向投票站，投票給政治立場相同或接近者。美國青年群體這一投票趨向引發眾多關注。本文就美國青年群體在近兩次大選中的投票情況進行分析考察，探討政治正確等因素在青年群體身上的折射及其對政治認同的影響。
美國青年人的投票率為什么比他們的長輩低
在許多青年選民看來，美國大選不過是政治精英與金融寡頭之間的分贓游戲而已。空洞的承諾，夸張的誘惑，大選過后的江河依舊，一切如常，導致美國青年群體中的不少人心生倦怠，失去信心，放棄投票。2020年總統選舉中年輕人投票積極性雖然較之2016年有所好轉，但也有近一半青年沒有行使投票權，漠然以對。近一個世紀前，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梅里安和哈羅德·高斯內爾就確定了投票率相對較低的幾個美國群體，包括年輕人、少數族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和窮人。時至今日，這一狀況并無根本性改觀。為什么年輕人投票率比他們的長輩低？政治學研究中的三大主題對青年群體投票率低迷不振的癥結提供了解釋。
一是習慣的形成。投票是一種長期形成的習慣，年輕人投票頻率低的一個可能原因是他們形成和強化這種習慣的機會較少。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才能慢慢地從“習慣性不投票者”變成“習慣性投票者”。這種內部習慣的形成也從外部得到了強化，各年齡段的人都會受到他們的朋友和同齡人影響，而老年人更有可能在多個選舉周期觀察朋友做出的投票選擇。
二是機會成本。第一次或第二次投票也可能比在以后的選舉中投票更難。青年群體相較其他年齡群體可能沒有那么靈活的就業時間表，且可承擔經濟緩沖的能力也較小，對他們而言，是否抽出閑暇時間投票，涉及到一定的機會成本計算；再加上青年群體生活大都流動性較強，頻繁地搬家使他們不僅缺乏深厚的社區背景和相應的人際關系，更需要在當地重新進行選民登記，熟悉另一套投票程序和截止日期，以及尋找新的投票站等，學習投票過程也要計算間接機會成本。同時，不能否認的是，在美國青年群體投票機制中的一些障礙是人為設定的。當涉及到不同群體投票率差異時，這些差異與奴隸制和種族主義遺產是分不開的。提高所有群體投票率并非政治精英的普遍目標，而像選民身份證法這樣增加投票難度的政策，可能會對包括年輕人在內的低傾向性選民產生一定影響。
三是替代參與。如果從參與其他形式的政治行動角度看，青年群體投票率低可能會稍微減少一些人的擔憂。根據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研究所（International IDEA）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年群體投票率普遍下降，但“其他形式的公民行動主義，如大規模抗議、占領運動和越來越多地使用社交媒體作為政治參與的新平臺”，青年群體的參與度則普遍提升。另有一項分析發現，與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長輩相比，美國年輕人更有可能簽署請愿書，參加示威的可能性是他們的兩倍以上。
所有這些情況表明，青年群體參與投票的活躍度低或者完全不參與并不在于缺乏興趣。近年來，在美國“表示對選舉感興趣（76%）、關心誰是總統（74%）、對公共事務感興趣（85%）和打算投票（83%）的年輕人數量特別多”，這顯然意味著分析家和學者們在如何辨析正確理解美國青年選民參與（不一定反映公民參與）和公民參與（不一定促成投票）之間的差距上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最近兩次美國總統大選青年群體投票分析
當前的美國青年群體，大致可分為“千禧一代”和“Z世代”。前者指出生于1981年至1996年的一代人，后者指出生于1995年至2012年、在智能手機時代度過青春期的第一代人。他們中間左翼民粹力量的抬頭不容小覷；也有中間偏右青年群體力量的悄然崛起并占據上風。美國的選舉政治游戲固然與金錢關系重大，但人還是關鍵因素。青年群體這一重大票倉，成為美國民主黨、共和黨激烈爭奪的重要選民對象之一。在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中，拉美裔民主黨人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年僅29歲就當選眾議員，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國會女議員，成為青年群體在政治博弈中迅速崛起的象征。
首先，千禧一代與Z世代青年群體投票率激增。美國塔夫茨大學公民學習和參與信息研究中心（CIRCLE）對青年群體投票率的數據分析表明，在2020年秋的總統選舉中，美國青年群體投票率雖仍舊與前些年一樣不如年長者積極，但年輕新銳的年齡組在選舉投票中卻顯示出最大的增長。隨著Z世代和千禧一代投出超過2500萬張選票，CIRCLE估計18—29歲的年輕人有50%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參與投票，比2016年（39%）顯著增加了11個百分點，可能是自投票年齡降低到18歲以來青年參與選舉的最高比率之一。更令人矚目的是，年輕人中18至24歲的Z世代投票率顯著上升，政治參與熱情愈發高漲。由于青年人在新一輪“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種族正義抗議運動中的活躍表現，一些分析家猜測這種行動主義也許會轉化為選民投票率，此后出爐的大選結果也證實了這種預判：Z世代中，亞裔和白人選民投票率超過一半，黑人選民投票率接近一半，拉丁裔或西班牙裔選民投票率超過五分之二。同時，青年人在選舉中嚴重傾向民主黨，在2020年的許多搖擺州中展現了扭轉乾坤的影響力，幫助拜登在至少十幾個“紅色”州贏得了大多數30歲以下的成年人。
影響美國大選的因素很多，如種族、宗教、地域、家庭背景、社會階層等，而美國青年群體的構成雖然多元且復雜，但總體上看，除延續其他成人選民群體的習慣之外，這一青年群體還普遍思想活躍、關心政治、希望社會更為公平、渴望得到更多機會、反感社會利益分配的固化、參與社會活動的熱情也很高漲。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的生活處境并無太大改善，美國經濟在經受金融危機重創之后雖然在緩慢復蘇，但競爭依然激烈，就業市場依舊嚴峻，助學貸款負擔加重、房租持續上漲，凡此種種，對青年群體都是極為現實的生存壓力。特朗普毫無章法的所謂減稅、叫停奧巴馬醫改法、減少高等教育投入等政策，也使青年群體嚴重不滿，渴望改變現狀，希望通過投票對政策變革起到一定作用。同時，不少年輕選民也表示，種族主義和氣候變化也是影響投票意愿的重要因素。
其次，疫情影響美國青年群體的投票意愿。美國的選舉政治已有效運作經年，有相對完備的程序設定。但是否參與投票，有許多相互關聯的因素，影響著青年群體的取舍。例如：競選綱領是否具有吸引力，競選活動的組織水平，參選政黨對年輕人的宣傳鼓動程度，不同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教育政策，青年人口的不同族裔構成，以及不同州的投票法。凡此種種因素，既可以促進青年群體參與投票，也有可能對其投票構成障礙。2020年，雖然近一半有資格的年輕選民參與了投票，但正如之前每個選舉周期的情況一樣，全國各地青年選民投票率差異很大：投票超過60%的州，有67%的新澤西州、65%的明尼蘇達州、64%的科羅拉多州、61%的緬因州；在40%以下的州，有32%的南達科他州、34%的俄克拉荷馬州、35%的阿肯色州和39%的新墨西哥州。
這次大選中，對投票最大的制約因素無疑是新冠肺炎疫情，因此，選民注冊和投票的便利性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變得尤為重要。許多州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改變或擴大了郵寄投票，選民首選投票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根據美國選舉表現調查，郵寄投票的選民（所有年齡段）比例增長到46%，比2016年增加了一倍多。在選舉日投票的選民比例從2016年的60%下降到2020年的28%。2020年各州采取了不同的郵寄投票方式：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自動向所有登記的選民郵寄選票已經成為慣例；其他州則自動郵寄選票申請或允許選民自行申請郵寄選票，其中加利福尼亞州等不需要選民說明申請郵寄選票的原因，而印第安納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則要求選民注明缺席現場投票的原因；限制性更強的一些地方，則還未放開將流行病作為缺席現場投票的有效“借口”。平均而言，在自動向選民郵寄選票的州，青年選民的投票率最高（57%），且比2016年有更大增長；相反，對郵寄投票進行嚴格限制的州的青年投票率最低，平均為42%。同時，如今也沒有任何問題能像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議題討論那樣激勵Z世代和千禧一代踴躍投票。根據2020年末CIRCLE與Snapchat（色拉布）合作撰寫的“Z世代白皮書”，18至23歲青年群體中的82%認為，這場大流行病使他們更深切地意識到政治領導人的決定與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其中包括42%的拜登支持者。也就是說，新冠病毒大流行確實是2020年影響青年群體投票行為的最大因素。
美國青年群體政治認同呈現兩極化趨勢
出口民調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大選投票中30歲以下成年人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而不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比例接近2比1，有色人種年輕人明顯傾向于左邊。支持拜登的30歲以下選民中，黑人選民占76%、亞洲選民占69%、拉丁裔選民占51%，而白人選民對拜登的支持率只有6個百分點。拜登和特朗普分別成為美國歷史上獲得普選票第一和第二的總統候選人，這個投票結果讓美國社會政治認同兩極化趨勢暴露無遺。21世紀已進入第三個十年，美國目前依舊維持著全球最大經濟體地位。伴隨著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青年群體對美國政治運行規則的態度也正在發生微妙變化。探討他們如何通過選票彰顯政治態度與價值取向，有助于了解美國青年群體與美國社會發展趨勢。概而言之，當代美國青年群體認同呈現出多元但極化的文化認同、政治認同與身份認同，“Z世代”美國青年政治認同的兩極化出現歸因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政治正確成為黨派爭斗的工具。今日美國，“政治正確”被當作一種“語言柔術（linguistic jujitsu）”，成為常見的政治運作武器之一。各種政治派別的人都頻繁使用“政治正確”這一概念，只是使用的含義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這也恰恰說明政治正確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不能簡單定義，也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內涵。早年，一些學者將政治正確描述為尊重個人身份、文化和觀點的努力，福山則給出了一種更直觀現實的解釋：“政治正確指的是那些你不能在公共場合說出來，否則就要擔心受到道德譴責的東西。每個社會都有一些觀念違背基本的合法觀念，因而不能進入公共討論。”當前的美國政治生態，更多人認為這個概念促進了意識形態上的狹隘、不容忍和對反對語言和觀點的壓制。
有關政治正確的話題在美國社會引發廣泛討論，而作為熱心于社會議題且政治參與度最高的青年人聚集地的高等教育機構則首當其沖，成為政治正確紛爭的核心戰場。近幾年的學術辯論，人們對“政治上正確”的態度逐漸從稱贊和肯定變調成了諷刺與挖苦。20世紀90年代美國大學校園里盛行的“PC文化”仿佛又卷土重來，并且由于得到網絡時代下Twitter以及TikTok等新型社交媒體傳播力的加持，這種潮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正在削弱政治話語，甚至可能反噬民主自由本身。越來越多的人質疑和否定那些主張在大學校園設立“安全空間（safe space）”和在教室中設置“觸發式警告（trigger warning）”的人，認為他們過度焦慮且不切實際的天真。
“作為青年人政治認同形成最重要的場域之一，大學應當在彌合政治認同分裂的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鍛煉學生學會面對和思考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觀點，質疑他們以往認為理所當然的個人信念，以幫助其成為視野宏闊的成熟社會公民。但當“觸發式警告”“言論守則（speech code）”等涉及的道德議題越來越多，一種受害者文化逐漸在美國高校校園氛圍中彌漫開來，有意無意地阻撓學生成為高等教育知識過程的充分參與者。部分學生甚至主動濫用言論守則和觸發式警告，隨意上綱上線，肆意打著政治正確的幌子，以回避了解、學習那些只是讓他們感到吃力或者不舒服的內容。由此，美國大學校園在成為“政治認同兩極化的孵化器”的路上越走越遠，“塑造并輸出具有鮮明政治偏好的公民”。針對“PC文化”對高校影響究竟是好是壞的爭論還有很多，也很熱烈。但幾乎沒有人能夠否認，近年來美國高校對“PC文化”響應行為的興起，說明在當今美國社會內，政治正確早已不僅僅是一種想法，而是已經成為一種運動，不可否認地影響到了高等教育中語言的使用，并使得美國青年群體成為美國政治正確運動中的急先鋒。
第二，社交媒體推進政治認同兩極化。2011年，美國社會活動家埃利·帕里瑟（Eli Pariser）提出了“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一詞，將其定義為“算法使我們在網上獲得的各種信息偏向于我們喜歡的東西”。當時，他擔心人們對不同觀點的接觸大幅減少可能會導致政治上的兩極分化，而近十年后，美國總統大選中創紀錄的選民投票率充分展示了這種分化和撕裂之嚴重。美國人在超黨派大選中不僅不同意另一方的觀點，彼此還極其憎恨，思想市場上不同群體之間的競爭看似是健康民主的標志，但很多人早已不再關心思想上的勝利，比起為了把自己心儀的領導人推選上位，更多的人似乎是為了把另一黨派候選人擋在勝出可能性之外。不同黨派在看似不同的現實中運作，講述著不同的事實，或者至少是對這些事實做出完全不同的反應。
不可否認，如今無遠弗屆的社交媒體的確是問題的一部分。但是，兩極化的情況和加劇這種情況的社交媒體，究竟誰更先出現，已很難追究，倒不如說，兩者相互影響，已然成為一個龐大且會不斷自我強化的系統。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在多個場合駁斥了關于其公司煽動黨派分裂以及加劇政治極化的說法，然而，不少專家依然認為，社交媒體的使用確實助長了美國黨派間的敵意。2020年10月，一篇名為《美國的政治宗派主義》的文章，如此總結學術界的共識：“近年來，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公司在政治話語中發揮了影響力，加劇了政治宗派主義（political sectarianism）。”盡管美國人在政策偏好上的分歧似乎沒有增加，但對反對黨成員的敵意卻非常高，認為對方“不同”“不道德”，所以“不喜歡”。2021年8月，另一篇發表在《認知科學趨勢》雜志上的文章也表示：“雖然社交媒體不太可能是兩極分化的主要驅動力”，但是，“一定是一個關鍵的促進因素。”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民意調查顯示，共和黨人在政治方面依賴和信任的新聞網站比以前少了，福克斯新聞是特朗普的喉舌和虛假信息的源頭，是他們經常閱讀和相信的少數來源之一，信息來源的單一也使得他們的看法越發極端和抱團。超黨派的激烈競爭、緊張的社會因素和不同的新聞“飲食”，或者至少是對新聞的不同解釋，然后再通過社交媒體選擇性地反饋，放大了美國社會的分歧。2016年大選后，社交網絡更是調整了其平臺算法的基本設計，對用戶瀏覽的內容進行定制，最大限度地促進來自朋友和家人的帖子，以提高用戶參與度。這意味著除非用戶自行在平臺上進行探索，否則他們不太可能看到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以外的人在討論什么。缺乏社會經驗與閱歷的青年群體即Z世代，是社交媒體的天然使用者，更容易受到這些社交媒體的左右與影響，再加上他們繼承來自父母長輩的偏見，或是在同伴壓力（peer pressure）下無意識中被某些偏見同化，社交媒體在形成與傳播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也成為意識形態的回音壁，強化了同一陣營的認同，阻斷了不同陣營之間的有效溝通。
美國青年群體未來投票趨勢及影響分析
美國新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年的選舉在選民投票規模上雖然破了紀錄，但這種投票率有兩方面需要特別引起注意：一是白人非大學生選民的投票率急劇上升，這是一個強烈支持共和黨的群體；二是青年群體與有色人種投票率上升，這代表了嚴重傾向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選民群體的影響力在增加。這兩個群體對2020年選舉結果產生了反作用力，導致兩黨在少數幾個州的普選票數相當接近，幾乎難分伯仲。不過，美國選民的基本人口統計顯示，在全國快速增長和緩慢增長的地區，傾向于民主黨的選民人口都在增加。這就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在未來的總統選舉中，非大學生的白人選民群體的投票率甚至更高，或者共和黨為改變對他們有利的投票要求所做的努力，是否足以抵消年輕選民和有色人種選民的影響。年輕的白人選民不成比例地支持特朗普，53%的18至29歲的白人選民投票給他。但是，美國的選民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白人在選民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下降。青年群體的崛起是自然規律，而這一群體在種族和族裔方面更趨多元化。
雖然青年群體長期以來給人以偏左的印象，但千禧一代與Z世代的這種政治偏好很可能并不是一個短暫的現象。二十年前，18至29歲的青年群體對布什和戈爾的支持率大約是50比50，表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并沒有向民主黨傾斜，但在近年來的歷次大選中，年輕人傾向民主黨越來越明顯。民主黨雖然在2016年大選中未獲得最終勝利，但在千禧一代青年選票上希拉里獲得了近55%的支持率，遠超特朗普獲得的37%。這意味著美國青年群體的政治傾向性已發生了結構性轉變，他們確實比以前更傾向于民主黨了。面對已經開始擔任社會職能，逐漸在美國社會運作中占據重要分量的Z世代青年人，共和黨要考慮的真正問題是自己是否還能繼續確立其作為一個合法選擇的地位。以特朗普為首的共和黨政治精英在處理美國社會2020年爆發的多起抗議和集會的方式，以及他們對種族多元化、女性墮胎權利等人權議題上的低容忍度，和在氣候問題上的落后認識、防疫政策上的反智作為，凡此等等，使他們越發突兀地站在了大部分Z世代和年輕千禧一代價值觀的對立面。誰失去青年群體，誰將失去整個世界，這是亙古不變的一大法則。
共和黨逐漸流失青年選票的同時，第117屆國會民主黨人正在推動2021年為民法案（HR1，the For the People Act of 2021），及其各種進化版的通過。該法案將在全美范圍內統一一些選舉法，并建立自動選民登記（AVR）、在線選民登記（OVR）、當天或選舉日登記（SDR）、提前投票、無理由缺席投票、預先登記以及在高中進行選民登記要求的多種平臺系統。CIRCLE就此政策是否與更高的參與度和HR1具體如何擴大青年選民的潛力進行了分析，他們將擁有HR1中大多數選舉政策的州和擁有少數政策的州比較之后發現，平均而言，擁有更多這些政策的州的青年投票率更高，擁有四項或更多HR1政策的州的青年投票率合計為53%，而少于四項政策的州的投票率為43%。由此可見，制定更有利于青年參與的投票制度，會激發青年群體的投票熱情，而缺乏這些政策的支撐，就可能會產生相反效果。無論是通過像HR1這樣的國家立法，還是通過各州立法機構的決定，投票法律和程序的持久性或變化將是未來影響美國選舉周期的一個關鍵因素。現在，年輕人在2020年的投票人數創下了新高，意味著美國選民名單上的年輕人數量也創下了新高。如果沒有立法者、教育工作者、組織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努力，以確保年輕人做好準備并鼓勵他們投票，那么期待青年投票率的繼續上升，未必就是天經地義、水到渠成。若類似HR1或選舉自由法等法案通過，美國青年群體投票率毫無疑問會再度攀升。
就2021年11月2日弗吉尼亞州州長改選來看，此次地方選舉吸引了全美媒體的關注。由于弗吉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選舉早于其他州舉行，媒體常把他們的地方改選結果當作次年中期選舉的風向標。而隨著共和黨候選人格倫·揚金（Glenn Youngkin）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前州長特里·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民主黨在弗吉尼亞州這個標準“深藍州”的落敗，無疑使拜登團隊的中期選舉開局不利。
但選民在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并不是新鮮事。關于中期選舉，長期共識是：不在白宮的一方更有利。這種規律似乎暗示著選民中間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和黨一家獨大，選民就會在下次選舉中投民主黨，反之亦然。但這種歷史傳統并不代表民主黨可以合理化他們在弗吉尼亞州的失利。從強調青年群體選民的角度看，這次弗吉尼亞州的選舉中，麥考利夫丟失了大批青年群體的選票。基于本文前述的判斷，有色人種在選民人口中的比例逐漸上升，其中有色年輕人的民主黨傾斜越來越明顯，這些非白人民主黨年輕選民不認同身為白人的麥考利夫，迫切希望民主黨推出一名更加“政治正確”、更加“進步”的候選人。這種結果對于剛剛在去年大選中獲得青年選民青睞的拜登及其背后的民主黨來說，無疑是強迫他們面對“青年群體能有多么善變”這一現實的當頭一棒。民主黨人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幾乎沒有犯錯的余地，只要失去五個眾議院席位或一個參議院席位，就意味著這些議院會變成共和黨的天下。
同時出爐的新澤西州改選結果對民主黨人的危險境地雪上加霜。新澤西州本也應該像弗吉尼亞州一樣，是一個安全的民主黨港口。現任州長菲爾·墨菲（Phil Murphy）在2017年以14個百分點的優勢贏得選舉，而拜登則以16個百分點的優勢在去年贏得了該州。根據美國最新人口普查數據，新澤西居民中白人勉強占到一半，作為一個種族多元化地區本應不會輕易投向共和黨懷抱。然而，與預想背道而馳的事情確實發生了：雖然墨菲險勝，但他的共和黨人競爭對手杰克·西塔雷利（Jack Ciattarelli）幾乎與他打成了平手。這一結果確鑿表明，民主黨在弗吉尼亞的失敗并非個案，而他們試圖將共和黨描繪成由狂熱的特朗普支持者組成的，大興種族主義、壓制選票的極端主義黨派的努力是有限的，諸多選民還是有著自己的判斷能力，不會輕易把所有共和黨候選人與特朗普相提并論。
依據慣例，美國中期選舉將于2022年11月8日舉行，其關注度雖然遠不及大選，但因其被視作美國在此之后大選的體檢，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都對此高度重視，不敢小覷。弗吉尼亞州和新澤西州州長選舉，明年秋天的中期選舉，2024年的總統大選，三個時間段不同的選戰，看似獨立，實則環環相扣，牽動著未來幾年美國政壇的風云變幻與大致走向。至于民主黨究竟能否吸取在弗吉尼亞和新澤西的失利教訓，重新思考行動方針，目前尚無法作出清晰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民主黨的政績不佳，民調繼續走低，經濟復蘇措施口惠而實不至，且持續不斷在內部斗爭上消耗精力，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選民面前，共和黨人乘虛而入，絕地反擊，以期挽回去年大選中的失敗，也并非癡人說夢。在這樣的政治博弈中，美國青年群體選票的流向如何，將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參眾兩院的基本面及一些州的州長選舉，進而會對中美關系產生怎樣的影響，都有待我們密切關注，進一步觀察。但可以預見的是，拜登的民主黨政府不會輕松過關，青年選票能否再次改變民主黨的命運無法定論，而虎視眈眈的特朗普等共和黨派力量重占上風，也并非絕無可能。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王一葦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專項課題”（項目編號：21XNQZ34）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孔寒冰：《認同政治的挑戰——中東歐在民族關系、國家建構和區域整合中的困境》，《國際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北京：中譯出版社，2021年。
③周順：《美國“Z世代”大學生政治認同兩極化及其原因》，《國際展望》，2021年第2期。
責編/韓拓 美編/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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