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貧富分化的基本特征是頂層1%和其他99%的對立，中產階級被剝奪是美國貧富分化形勢嚴峻的重要特征。當前，美國正處于經濟不平等、社會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交織不斷引發大眾抗爭、民粹主義興起和新思潮涌動的躁動期。近年來，美國政府陸續推出了促進機會平等、實現包容性增長的政策清單，但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理念成為主流思潮之前，美國貧富分化的嚴峻形勢仍將持續。

【關鍵詞】中產階級 貧富分化 機會平等 反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F171 【文獻標識碼】A

一般而言，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經濟增長和發展，一國國內貧富分化會經歷一個先惡化而后不斷改善的過程。但是在后工業社會，發達國家二戰后普遍卻經歷著一個相反的過程。自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經濟總量不斷擴張、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逐步縮小，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派欣欣向榮。但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不斷加大，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程度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這一趨勢持續了近40年。自2020年以來，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系統性失敗，使貧富分化的形勢愈加嚴峻。由于較長時期內不平等的體制性根源難以得到解決，這種嚴峻形勢將長期持續。

美國貧富分化的基本特征是中產階級被剝奪的貧富分化，收入和財富更多向頂層集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財富占比不斷下降

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經歷過貧富分化加劇而后減緩的過程。19世紀下半葉，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不斷擴張，工業快速發展，經濟總量激增。一方面，在這一經濟欣欣向榮的“鍍金時代”，資本壟斷不斷加深，大量財富集中到少數資本家和大財團手中。截至1910年，占美國人口10%的群體擁有全社會高達80%的財富，其中一半以上集中于前1%群體；而另一方面，底層工人收入低、工作條件差，陷入長期貧困。市場壟斷、環境污染和民眾普遍的沮喪感等嚴重的社會問題激發了一系列進步運動。20世紀初，美國政府改革稅法，對高收入、高額財富征收累進稅，頒布反托拉斯法，允許工會組織罷工。之后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對美國社會財富分配的重新洗牌，到20世紀上半葉美國財富不平等現象得以大為緩解。二戰結束時，美國前10%群體的財富占比降到65%。二戰結束后，機會平等、經濟平等的價值理念得以持續，累進稅、遺產稅、強勢工會和金融管制等經濟制度抑制了收入和財富集中。20多年間，美國經濟強勁發展、國民財富不斷擴張，機會平等造就了順暢的社會流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通過自身努力實現了“美國夢”，中等收入階層不斷擴大，貧困家庭日益減少，“中產階級的美國”得以形成。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程度不斷提高，導致貧富分化日趨加劇。

貧富分化來自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美國收入不平等體現了絕大多數底層和極少數頂層之間的分化。總體來看，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發達國家。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從1985-2013年，美國收入基尼系數從0.34上升到0.40，達到收入差距過大的警戒水平。雖然同期發達國家國內收入不平等普遍加大，但絕對水平遠低于美國，基尼系數在0.35以下，甚至0.3以下。收入不平等加大的主要因素是工資收入水平變動的巨大差異，一方面是絕大多數底層群體工資小幅度增長，另一方面是極少數頂層群體工資大幅上漲。根據華盛頓特區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收入最低的10%群體的工資水平在20世紀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一直在下降，90年代后半期才開始緩慢上升，直到2017年才回升到1980年的水平。從1980年到2018年的30多年間上漲幅度只有4.1%。與此相對，頂層群體工資水平卻是數百倍的增長。1965年，美國企業高管年薪是普通員工的20倍，1978年增長到29.9倍，但到1995年大幅提升為122.6倍，2000年躍升為376.1倍，2008年金融危機后差距有所下降，經濟復蘇后又回升，2014年依然高達303.4倍。此外，頂層群體除了工資收入之外，還有其他收入來源。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報告，2015年，前1%家庭收入的只有不到40%來自工資性收入，而后90%家庭收入的80%以上來自工資性收入。就是說，一方面，底層群體工資水平長期無增長、收入來源單一；另一方面，頂層群體工資水平大幅上漲，且有其他多種收入來源。這兩方面因素導致美國絕大多數人口和前1%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長期以來，美國中低層收入和財富縮減、頂層收入和財富大幅提升，造成了“貧者貧富者富”和“中產被擠壓”的貧富分化。美國政治家桑德斯在其著作《我們的革命》一書中指出，當今美國的貧困率為13.5%，高于20世紀60年代，貧困人口達4310萬人之多；兒童貧困率最高，有19.7%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1999年到2014年間，貧困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增加了約10%。由于收入和財富更多向頂層集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財富占比不斷下降。中等收入家庭是家庭收入位于該國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水平的75%與200%區間的家庭，在這個區間之上的為高收入家庭，之下的為低收入家庭。中產階級一般指的就是中等收入家庭。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項研究，OECD國家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比例平均而言處于下降趨勢，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64%，21世紀10年代中期降到61%。其中，美國下降幅度最大。2017年美國有60%的人口認為自己屬于中等收入家庭人口，而實際中等收入人口占比只有50%，為發達國家最低。也就是說，不僅貧者更貧，那些在二戰后數十年間已經上升為中產階級家庭的一部分已滑入低收入群體，難以維持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美國貧富分化的根源是機會不平等，經濟不平等和貧富分化是機會不平等下扭曲的市場競爭的結果

不難發現的一個事實是，近40年來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在提高。不平等是當代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和正常現象嗎？新自由主義的主流觀點認為不平等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自然結果。經濟自由的含義就是人們擁有獲得不平等結果的權利，恰恰是不平等的結果激勵各種要素參與市場競爭，努力提高生產率以獲得豐厚回報。自由市場競爭激勵資源有效配置，驅動經濟不斷增長，使國家和個人財富日益增加。經濟繁榮和財富擴張自然會向下滲透，形成涓滴效應，改善底層收入和福利，實現整體福利改善。所以不平等和貧富分化是正常現象。但不幸的是，這個觀點的兩個論斷——自然結果和涓滴效應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并不成立。

首先，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并非基于自由公正的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所謂自然結果，指的是投入獲得相應回報。受教育水平低的簡單勞動的生產率低，報酬低；而受教育水平高的熟練勞動，其生產率高，報酬也高。生產率差異造成了收入差距。比如，技術進步會提高資本和勞動的生產率，因而會改變其報酬的差異。全球化激勵了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要素競爭，會提高生產率更高的勞動或資本的回報，也會通過要素需求的變化影響其報酬。回報的不平等體現了要素生產率和需求的差異。作為現實結果的不平等不是“自然”的結果，取決于所有勞動者和資本是否可以自由地、機會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美國存在過高的經濟租金，體現了機會的極不平等。一個直接的證據是美國公司利潤30多年來在實際市場利率下降的情況下不斷增長。企業利潤大于資本回報表明一部分本該屬于勞動者的報酬被資本攫取了。此外，部分行業過高的市場集中度、一些傾向于保護富人的土地管制、甚至越來越多的職業許可政策都激勵了尋租行為。大量尋租行為和過高的租金表明不平等不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是機會不平等下的非自由競爭的結果。

另一個證據是美國工資收入差距與受教育程度的關系越來越弱。受教育程度某種程度上反映勞動者的生產率水平。20世紀80-90年代，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差距與其受教育程度相關性很大。1980年制造業白領工人工資是藍領工人的1.5倍左右，20世紀90年代中期增加到1.7倍。這一變化是白領實際工資持續上漲的同時藍領工人實際工資大幅下降帶來的結果。但是近20年來，大量的尋租行為不斷增強市場勢力，收入不斷向大企業、大資本、壟斷性行業傾斜，美國工資差距越來越大，與受教育程度的關系越來越弱，要素的生產率不再是決定其收入的關鍵因素。

其次，經濟增長沒有通過涓滴效應實現水漲船高式的福利改善。在涓滴效應作用下，經濟增長會帶來整體福利改善，在社會中上層收入和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社會底層的收入也持續穩定提高，生活、健康和教育因此得到改善，財富得以積累，存在向上的社會流動性。但從美國不平等加劇的結果來看，涓滴效應并沒有發生有效的作用。第一，幾十年來在國家財富總量不斷擴張的同時，底層群體的收入和財富幾乎沒有增長，造成貧者更貧，大量底層人口陷入再貧困化，營養、教育、培訓和醫療等方面都難以得到相應改善。第二，中產家庭向下層滑落意味著向上的社會流動性被阻斷，中產階級的經濟和社會福利也沒有得到改善。第三，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的貧困化加劇。20世紀60年代，美國白人的收入是黑人的 2.5 倍左右，20世紀80年代之后，種族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不斷擴大。近些年一個典型白人家庭的財富是黑人家庭的8倍。這種差距之下，美國黑人相對于白人更加貧窮，使得種族問題和社會不平等加劇。

收入之所以向少數行業、少數群體集中，是因為市場并未實現充分競爭，回報沒有自然地流向投入者，而成為少數群體的經濟租金。福利之所以沒有向底層大多數滲透，是因為向上層傾斜的民主制度、經濟制度，導致財富向頂層集中。傾斜的政治經濟制度造成市場競爭中的機會不平等，經濟不平等和貧富分化是機會不平等下扭曲的市場競爭的結果。向上層傾斜的政治經濟體制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必然產物。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令發達國家陷入經濟滯脹，之后，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興起，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等自由理念取代平等的價值觀，美國經濟制度轉向推崇私有化、放棄強征累進稅、削弱工會、放松金融管制，推動美國經濟走向新版“鍍金時代”。一方面，經濟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推動之下飛速擴張；另一方面，財富不斷集中，社會流動性趨于停滯，貧富分化不斷加劇。

反全球化措施并未真正緩和貧富分化，卻助推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保守主義浪潮的興起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經濟持續疲軟，陷入了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失業率一度高達9%，貧困人口進一步增加。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2010年美國貧困人口達4620萬人，貧困率高達15.1%，為52年來最高。房地產泡沫破滅使中產家庭的資產嚴重縮水，經濟衰退降低了他們的收入，加劇了他們向社會底層下沉。危機沖擊之下，大眾對不平等的怨恨不斷升級，不滿情緒一觸即發。2011年美國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大眾走向街頭抗議前1%群體對其他99%群體的極端不平等，抗議社會不公、政治不公，變革不平等的民主的呼聲日漸高漲，美國不平等與貧富分化形勢惡化達到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美國積極推進反全球化措施來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21世紀以來，信息通訊技術進步和互聯網的發展不斷降低跨國生產和經營的成本，美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建立了全球性的生產和供應網絡，不僅制造業的生產環節，很多服務業的工作崗位也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因而降低了對美國低技能群體的需求。因此，疊加了技術進步效應的全球化很容易成為美國失業和工資差距加大的替罪羊。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不斷采取措施，發動貿易戰，增加貿易和投資壁壘。來自國外的進口規模下降和本國生產規模擴大，在短時期內確實會增加某些群體的就業和收入，有利于緩解經濟蕭條。但是中長期內，由于低價進口品減少，物價上漲、消費支出增加，將令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下降。企業應對國內高工資和生產成本的方式是不斷增強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這將導致資本對勞動的進一步替代，使得反全球化的就業效應在中長期內失去作用。

雖然收入不平等有所緩和，但是財富高度集中、中產被掏空的狀況并沒有改善，民眾對美國中產階級境遇的失望、對不平等民主的憤怒不斷積累，推動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保守主義浪潮的興起。特朗普總統執政期間，在加大反全球化的同時，實施了一系列反移民措施，激化了種族矛盾，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侵蝕了美國經濟復蘇以來經濟不平等方面的改善，造成了更大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機會不平等背后的價值觀和經濟理念日益成為反思、辯論的焦點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嚴峻社會經濟形勢令美國不平等和財富分化的形勢更加嚴峻，而反全球化措施未能根本解決問題，越來越多的民眾認識到必須對不平等采取新的行動，轉向有效率且更公平的經濟增長被廣泛討論。2016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將推動倡導機會平等、尋求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經濟增長即包容性經濟增長確立為政策目標，體現了政府層面經濟發展理念的轉變。政策清單包括利用貨幣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增加就業和收入；擴大對低收入家庭的支出來促進機會平等；減少尋租行為，尋求公平的市場競爭；通過累進稅等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向上的社會流動性，這也表明政府層面對機會不平等和市場不公平競爭這一內在根源的認識及解決方向的針對性。

2021年11月，價值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終于出臺，顯示了政府在提振美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方面的信心和努力。大力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化解疫情之下的經濟蕭條、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如前所述，一定時期內確實能增加就業和提高收入，但既難以推動美國經濟持續增長，也不能從根本上緩解貧富分化。因為美國嚴重的貧富分化已經對經濟增長潛力造成幾方面不利影響。首先，中產群體萎縮、底層群體巨大，抑制了消費的增長，導致總需求不足。其次，收入和財富不平等造成的教育、培訓、營養、醫療等機會不平等，削弱了勞動者的質量，對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投入具有負面效應。最后，由于底層群體龐大，社會對基礎設置、公共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投資的動力不足，造成公共投資規模有限，削弱生產率提高和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可以改善公共投資不足，不能解決影響長期增長的其他問題，與推進包容性增長的政策清單更是相距甚遠。

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是“鍍金時代”的再現。不平等和財富分化形勢嚴峻亟待采取行動在美國已經達成共識，作為根源的機會不平等正在不斷被揭示——不平等不是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是向上層傾斜的政治經濟體制、是機會不平等造成的不公正的結果。機會不平等背后的價值觀和經濟理念正在反思、辯論與碰撞中，在回歸機會平等的價值觀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理念成為主流思潮之前，即便包容性經濟增長的藍圖已然繪制，政策制度清單也只會停留在紙上。無論如何，在不觸動制度根源的前提下，反全球化措施只能治標。走向包容性經濟增長，美國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的嚴峻形勢還將持續。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②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How to fix economic inequality?, 2020.

③Elise Gould,Decades of ris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S, 2019.

④Lawrence Mishel and Alyssa Davis,Top CEOs Make 300 Times more than Typical Workers,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Issuer Brief,2015.

⑤OECD,Under Pressure: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OECD Publishing,2019.

責編/孫垚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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