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當今世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氣候變化危機、貧富差距拉大、民粹主義崛起、全球治理體系滯后等全球性問題挑戰加劇了全球化的脆弱性。特別是當前全球確診的新冠肺炎疫情病例已超兩億六千多萬，疫情的“反復無常”讓“疫情何時結束”成為未知數。而中國如何面對后疫情時代的全球化變局，也成為一個具有全面性、系統性、綜合性的新命題。

在與病毒的賽跑中，人們逐漸認識到，這場百年疫情或將永久改變全球化秩序。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聯系的世界，關系到人類存亡的真正威脅并非源于單個國家的崛起，而是全球性的挑戰。在這些挑戰面前，只有各國通力合作才能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各類國家及非國家全球治理主體的推動努力下，后疫情時代的新型全球化，必將向著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贏、合作團結方向發展，在開放融通與互信合作中共同應對人類面臨全球性挑戰，打造韌性全球化。

當前，全球化已跨入一個新的歷史節點，全球化的發展帶來了基礎設施、數據安全、技術發展及商業模式等的新變化，對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中國等新興國家崛起也改變了國際格局的力量對比，舊有以美國等西方大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而且盡管美歐實力有所下降，仍維持了較強的制度創建和制度控制能力，發展中國家的話語影響力及規則制定權受限，利益訴求不能得到很好的彰顯，會被忽視甚至犧牲。現有全球治理機制在建構與改革上存在滯后性，推動各國通力合作上顯得力不從心，面對多重全球性挑戰及全球化變局，其有效性已明顯不足。

以中國為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年來的貨物出口增長了7倍多，進口總額也增長了將近6倍，世界貿易總額將近翻了一番，極大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繁榮發展。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及第二大出口國，但在傳統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制度性話語權相對不足，議題設置能力、談判能力及話語影響力與其經濟地位并不匹配。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盡管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中的投票權份額提升，但其話語弱勢地位并未從根本上改變。

因此，如何通過改革并完善全球治理體系，使其充分體現現有國際力量對比，提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并維護其切實利益，是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中國應發揮大國領導力，反哺全球化

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時代困境，究其根本在于現有全球治理體系與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存在一定脫節和矛盾，從而導致既有治理機制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也限制了既有機制改革完善及新型全球治理機制創新創建。而目前全球治理機制之所以屢屢失靈，領導力缺失是主要短板。時代呼喚多邊主義，而成功的多邊主義實踐大國發揮領導力是關鍵。中國是近幾十年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后疫情時代在推動打造更加包容的韌性全球化上，日益崛起的中國有責任承擔起與自身經濟體量相符合的國際責任，反哺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發展的產物，也是全球化發展的原動力。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為切入點，凝聚華人華僑、留學生等人的力量，溝通全球，構建共識。第二，可在“筷子文化圈”基礎上推動建立“亞盟”，通過推動區域性的、更高標準的一體化新安排，帶動其他區域的一體化合作。第三，可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多邊化發展，填平東西方發展“洼地”，為新型全球化提供發展動力。第四，可深化新型南南合作，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臺，推動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發展。第五，要主動分擔全球治理責任，在現有全球治理機構改革中發揮更多作用，倡導構建基于“共治”理念的多邊合作機制，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打造“東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格局。

中美歐需探索建立常設性的對話合作機制

隨著全球東西差距與南北差距縮小，我們需要與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相對應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代表性要有所提高，中美等大國及歐盟等區域性一體化組織也當更多展現領導力、國際人道主義及包容性，承擔相應改革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完善的國際責任。

就中美歐大棋局而言，一方面，如今中美相爭不可避免，但仍可爭取建立良性的競合關系。中美應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國關系，將斗爭管控在可控領域和程度，在全球性問題上創造更多雙多邊溝通對話及合作機制，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將為穩定中美關系及維護世界局勢的和平穩定作出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中美歐作為世界力量重要三極，可探索建立中美歐協調發展機制。當前中歐、美歐均有相關機制，中美對話渠道此前中斷，通過建立中美歐常設性、機制化、多層次、寬領域對話合作機制，中美歐可對氣候變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突出問題進行經常性對話，從而可增進中美歐相互理解與互信合作，同時提升全球治理效率，更好維護世界和諧穩定與繁榮發展。

此外，跨國企業、社會組織、智庫及個人等非國家行為體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如何在國家間協調引導下融會貫通多元主體力量實現全球治理全球治，使可持續發展、包容普惠、公平正義、多元和諧等價值理念融入到市場化與非市場化運作機制中，構建起新的價值導向、價值規范和社會風尚，也是完善全球治理、打造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的一個時代命題，需要各國各界人士互通有無，增進溝通，通過凝聚更大共識在共同價值理念指導下開展實踐合作，從而為全球化向好轉變作出切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