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文明的實質就是進行生產、生活和其他社會活動的組織方式。這些組織方式，往往基于歷史發展和方式變化。按照馬克思提出的“人的依賴”“物的依賴”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三個社會形態理論，人類文明可以分為“前文明”“內在分裂的文明”和“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三個形態，其中“內在分裂的文明”又可以分為奴隸制、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等不同文明。而當代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理念和方向上屬于未來文明形態，從基礎和結構上則屬于現實的文明形態。

【關鍵詞】人類文明史 文明形態 中華文明

【中圖分類號】G115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一個具有重大世界歷史意義的判斷：一方面闡明了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正途大道，另一方面宣布我們在人類文明發展上邁向了新的歷史起點。我們應該回顧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以理解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怎么來的、會向什么方向發展、有什么基本特征。

人類文明的實質是進行生產、生活、交往和其他社會活動的組織方式

以史為鑒，才能開創未來；只有理解文明發展的歷史規律，才能把握文明發展的方向和道路。這里的“文明”，應該是有了文字、社會制度并由此而高度組織起來的人類活動形態。

從歷史的角度看，在遠古時代，最初的人類文明并不是出現在雨量充沛的地方，“而是出現在一些降雨量小、河流兩岸深林較少的地方”，如兩河流域以及尼羅河、恒河、黃河、長江流域，“這些河流的存在，能夠彌補降雨的不足，但這也意味著人們面臨著發展水利灌溉系統及其相應的社會政治組織的艱苦任務”①。實際上，這個現象恰恰從一開始就說明了文明的本質，人類不是被動適應環境，也不是僅僅以生理進化適應環境，而是靠人類的協作進行有組織的生產勞動。雨量充沛植被好的地方，人不必以比較復雜的形態組織起來就可以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勞動，從而生存繁衍下去，因而就難以產生文明。在大河流域，有一定的條件，但又必須付出努力，特別是要以比較復雜的形態組織起來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勞動，這反而讓人類在生產協作、合作交流中產生文明。可以說，人類文明的實質就是人類生產、生活和其他社會活動的組織方式。這些組織方式，往往基于歷史的發展和方式變化，從而表現為不同的形態。

在耕種和馴化動物的探索中，人類逐漸超越了原來的狩獵和采集活動，而進行更加有組織的生產、生活和交往活動，這就是許多歷史學家說的“農業革命”。“農業革命”給人類帶來超越自身生理限制的力量，因而也就潛在地獲得了超越其他動物的力量。這一轉變在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獵物、谷物等收獲的同時，也帶來了文化上的安排和組織形式，也就必然會出現等級差別甚至階級差別，在生產力比較低下的情況下，必須有人壟斷對神靈的解釋權、對生活資料的分配權、對生產協作的管理權，這樣才能以越來越復雜的組織方式開展生產活動、交往活動，這導致統治階級和國家的出現，文明也就出現了，人類歷史從此進入了文明史。

從生產、生活、交往活動的組織方式看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

既然人類文明表現為人類活動的組織方式，那么人類文明的形態就表現為這種組織方式的變化。人類分散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中經歷了漫長的演化過程，而文明形態的變化可以從多角度去審視和敘事。人類文明形態的演化首先是一種歷時性考察，但是在同樣的歷時性形態下，不同的民族也可能因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差異演化出不同的文明特征。在文明形態的演化中既有量的變化，也有質的飛躍，但是文明形態的飛躍絕對不是文明的斷裂，而是表現為許多復雜文化要素的轉換，因此，在許多舊文明形態中可能已經孕育著未來文明形態的基本特征，而在新文明形態中舊文明形態的某些特征可能仍然以某種方式延續著。

我們可以從生產組織方式這個事關人類是否能夠生存維系下去的主要基礎著手，去考察人類文明形態的演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形態歸根結底無非是社會形態的表現形式。馬克思指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②無論如何，人類的協作方式是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制約的，哪個民族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上找到了人類協作生產的方式，那么就會讓其文明繁榮發展；反之，哪個民族的協作方式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其文明就有可能衰落。因此，有什么樣的生存方式，就一定有什么形態的文明。

人類文明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但其發展是不平衡的，往往表現為彼此消長的過程。如果有外星人觀察，那么公元前3000年的時候，他們可能認為地球人類文明的中心是兩河流域；再稍晚因兩河流域的民族更替，更為輝煌的文明是古埃及；公元前273年—前232年，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的印度可能被選擇為地球文明的代表；而稍后中國春秋戰國直到漢唐時期，估計會被認定為地球文明的中心；隨后的希臘文明和羅馬帝國成為文明中心的有力爭奪者；公元9—11世紀，地球文明的代表恐怕應該算是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了，盡管這個時候從東亞到歐洲都有強有力的競爭者；而且從建筑成就看，所謂新大陸即美洲的瑪雅文明也達到了燦爛輝煌的程度。實際上，西歐的崛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這是1500年之后的文明故事，且到了18世紀西方的統治地位才明顯確立下來。

我們可以從文明形態的演化即從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去考察人類文明形態的演化。人必須組織起來才能生存，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類的組織方式卻大為不同，個人在其中所表現的獨立性也有很大的差異。馬克思曾經提出一個大框架的社會形態劃分：“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③基于馬克思的這種三分法，人類大概經歷了這樣幾個歷史階段，首先是“前文明形態”；然后是“內在分裂的文明形態”，這是人類通過內部分工而構建的文明形態，因為迄今為止的文明往往是建立在階級分裂甚至對抗基礎上的；隨后則是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形態，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方向。不難看出，馬克思說的建立在“人的依賴關系”上的社會形態，既包括前文明形態，也包括除資本主義文明之外的“內在分裂的文明形態”，馬克思說的“物的依賴性”指的是資本主義文明階段。“內在分裂的文明形態”是我們研究的重點，不僅人類歷史仍然處于這個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本身具有內在的復雜性，另外，基于對這個階段的認識，我們才能理解當代中國創造了什么樣的新文明形態。

所謂“前文明形態”，即人類的原始部落狀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其“第一個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④。在這種形態中，人類素樸地把一切當作共同體的財產，盡管為了生存也有食物等方面與共同體外部及內部的爭奪。無論如何，個人在這個階段，離開群體是無法生存的，對群體的依賴關系是非常明顯的。正如馬克思所說，“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最后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⑤。隨著定居下來從游牧、采集逐漸轉換為耕種以及家畜的蓄養，剩余產品逐漸多了起來，這就為共同體內部的分工創造了條件，文明的曙光開始顯現，狩獵和采集的生存方式就轉化為耕種和畜牧。人類真正進入了文明時代，但是這個文明是以共同體內部的差異化分裂為代價的。

所謂“內在分裂的文明”，就是說，這種文明是建立在階級社會的分裂和對抗基礎之上的。迄今為止，真正的文明形態還沒有完全超出其范疇。我們可以根據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將這個形態的文明劃分為奴隸制文明、農奴制文明、資本主義文明。

在文明孕育的初期，或因不同群體之間的征服，或因同一群體內部的斗爭，一部分人掌握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命運，并且將其從生產主體降低為生產工具，或者將其變為附屬的存在。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以這種赤裸裸的外在的強制力驅使人們去勞動，就讓一部分人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從事管理、文化等職業，為文化、思想、意識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把俘虜的生命作為生產力保留下來，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隨意屠殺掉，這本身也是在野蠻狀態下的一種“文明”表現。當然，不同地區人類的歷史，奴隸制表現形態是多樣的，但一部分人強制另一部分人勞動的組織方式是顯而易見的，區別只是方法和程度的差異。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奴隸制關系和農奴制關系中，……社會的一部分被社會的另一部分當作只是自身再生產的無機自然條件來對待。奴隸同他們的勞動的客觀條件沒有任何關系；而勞動本身，無論是奴隸形式的，還是農奴形式的，都被作為生產的無機條件與其他自然物列為一類，即與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屬物”⑥。在這個階段，從社會的階級分裂上，此時的文明不同于原始的部落階段，但卻仍然處于馬克思說的“人的依賴關系”范疇之中，只是這種依賴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就“人的依賴關系”而言，在奴隸社會，不僅奴隸能否生存和如何生存掌握在奴隸主手中，而且奴隸的生活也是依賴奴隸的勞動；在農奴制下，封建主和農奴之間亦是這種對峙且相互依賴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分裂的雙方都沒有真正的“自由個性”。

資本主義在階級社會屬于“內在分裂的文明”，不過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卻又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人的依賴關系”的“物的依賴”社會形態。在分析社會形態的變化時，馬克思指出：“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來說，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⑦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展開，個人從法權上獲得了自由，人在權利的形式上擺脫了社會的羈絆。正因如此，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表現為一個與以往的“內在分裂的文明形態”非常不同的歷史階段。如果在奴隸制和農奴制條件下，勞動者是作為生產的客觀條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隸或農奴，那么對資本而言，工人不是生產條件，而只有工人的勞動是生產條件，所以資本占有的是工人的勞動，并且是通過交換占有的。由此，“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里，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等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⑧。“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⑨不過，資本主義讓人形式上擺脫了“人的依賴關系”，卻又陷入了“物的依賴”之中，那就是資本這種“物的關系”或“死勞動”對工人“活勞動”的支配。當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也沒有徹底擺脫“人的依賴關系”，西方對其他民族的殖民統治，在美洲開發中對黑人公開的“奴役”，以及當今世界金融和貿易霸權。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文明演進的復雜性。不過，馬克思的確揭示了從資本主義開始人在法律上獲得了個人自由權利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隨著人民的抗爭而逐漸被充實起來，但人們卻又陷于對資本的依賴之中。平時，資本的力量往往獲得了冠冕堂皇的價值觀的遮蓋，危機時刻，如經濟危機之下，人們才能意識到：自己的自由只是必須出賣勞動力才能活下去的自由。法國學者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也告訴我們，在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的利潤率總是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任何人的自由程度依賴于其與資本的關系。總體上而言，作為社會分裂的文明形態，當資本主義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后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對抗上。因此，社會分裂和對抗是這種文明的基本特征。

“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是未來社會的文明形態，這應該是擺脫了對抗性的文明。按照馬克思的設想，這種文明形態應該擺脫了以往“物的依賴”和“人的依賴”關系，實際上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不僅給人的自由發展創造物質條件，而且在資本主義文明形式給人自由的基礎上，擺脫資本對人的控制權，給人以真正的自由。在《共產黨宣言》“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一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來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⑩。在資本主義文明中，“物的依賴性”還表現為人們的生產與生活還處在必然王國的制約下，即人們進行生產活動的盲目性，人類自身還不能自覺地根據需要來合理調節社會生產，這種調節只能依賴市場自發的盲目性。而未來社會“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指向的是未來無階級社會中人的自由和解放。可以預期，在未來的文明中，因為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那么個體人和全人類的徹底自由和解放，就獲得了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

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理念和方向上應該屬于未來的文明形態，但在基礎和結構上卻是屬于現實的文明形態，即是在歷史現實中孕育著的未來文明形態。

之所以說當代中華文明在理念和方向上是屬于未來的文明形態，是因為中國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已經內在地孕育著未來文明形態，是未來文明形態的萌芽和某種歷史雛形。一是我國根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為超越資本的權力和特殊集團的利益奠定了制度基礎。二是我國的社會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引領的。在中國人均收入剛剛實現中等偏上國家的標準之后，就全面實現了脫貧攻堅的任務，這證明中國的一切發展都是依靠人民、為了人民，以人民的利益為目標的。這種理念顯然為擺脫文明社會的內部分裂創造了根本指引。三是在協和萬邦、和而不同的傳統觀念基礎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文明的共處提出了確實可行的方案。這在以殖民和霸權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道路之外，創造了新的現代化文明發展路徑。四是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促進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也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開辟了新途徑。

之所以說當代中華文明的基礎和結構仍然屬于現實的文明形態，是因為中國的文明道路與世界其他文明處于同一個時空體系之中，中國發展的物質基礎、程度、外部環境等，仍然沒有達到人人能夠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形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發展與資源環境、生態之間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國際上仍然面臨霸權主義的遏制和打壓威脅。

無論如何，伴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而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前景是光明的，但是人類文明發展絕對不是先驗邏輯的展開，人類文明需要塑造和構建，中華文明的發展仍然需要我們許多代人的持續奮斗才能不斷向前推進，中華文明無論怎樣發展都需要與世界文明同向同行。

人類應該超越文明沖突而走交流互鑒的道路

文明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國際公認的古代文明，如古巴比倫文明（亞洲西部）、古埃及文明（非洲東北部及亞洲西部）、古印度文明（亞洲南部）和古代中華文明（亞洲東部），起源都在北回歸線上，后來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則是基于西亞北非文明基礎上的文明，而后來歐洲的文明是在中東起源的猶太-基督教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基礎上的延伸，美國文明則是歐洲文明的延伸和發展。西方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文明是1500年之后才逐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文明形態，但是應該承認它對人類歷史作出了很大貢獻，如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多的財富；另外，還以血與火的方式將人類納入到世界歷史的發展階段，從而為未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文明形態做了歷史準備。

當前，人類文明正處于一個錯綜復雜的岔路口。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后，文明進入了所謂“美國世紀”。為了與蘇聯競爭，美國還提供了許多國際公共產品，因而也獲得了顯著的影響力和軟實力，而且至今美國仍然是全球綜合國力最強的存在。但是，美國奉行的個人主義在國際上必然表現為唯我獨尊的霸權心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搞勢力范圍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是有傳統的。譬如，早在1929年，當時美國的副國務卿就宣布：在美洲地區范圍內，“除了我們，不容許任何其他外部勢力施加影響。……中美洲的國家已經認識到，只有我們承認和支持的政府才能夠保住執政地位，而那些我們沒有認可并支持的政府注定會倒臺”?。美國的霸權主義，不僅干涉其他國家內政，而且經常試圖以武力推行自己的意志，這不僅造成被干預國家的動蕩，而且也因耗散其力量導致美國社會內部政治分裂，國際權威性明顯削弱。可以說，特朗普“美國第一”的支持者2021年1月6日攻擊國會以及拜登政府從阿富汗的倉惶撤離，就是美國霸權日薄西山的標志性事件。與此同時，歐盟也因為英國的脫離而顯得失去往日的光彩，很難形成統一的聲音，歐洲人現在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建立不依賴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戰略。由此可見，美國文明絕對不代表人類發展的方向，也不屬于未來的文明形態，而仍然屬于馬克思說的“物的依賴”的文明，這種文明不僅因嚴重的貧富分化而呈現內部分裂的形態，而且也表現出極端的國際不包容性。

美國的現實發展已經與文明發展的進程呈反比。盡管美國仍然是這個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但是人類世界已經不是美國所希望的世界，能夠塑造這個世界的力量呈現多極狀態。早在上個世紀末，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意識到，“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之際，龐大的全球力量正在運作，經過一段時間后，它將使得美國不再那么獨特。……美國很可能在下個世紀仍保持全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可是，財富將越來越普遍分散，產生財富的技術也會分散各地”?。不過，作為美國政治家和思想家，基辛格只從國家競爭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而沒有考慮美國文明的性質是不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因此他盡管意識到美國的優勢將會被削弱，但仍然希望美國繼續是“最偉大、最強盛的國家”。美國的衰落不是因為其他國家的崛起，而是在于其文明的不包容性，這與未來文明的方向不一致。正因如此，美國如果不改弦更張，那么必然被歷史所唾棄。實際上，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領先優勢已經大大不如20年前的地位，那種超級大國頤指氣使的世界霸權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美國不得不越來越借助外交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意愿。

中國主張和平發展。按照李光耀的說法，“美國人的問題是，他們帶著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制度的想法介入，結果是一次又一次證明他們錯了，他們沒有改變世界”。“中國的外交政策方針更為明智，他們從不認為改變別人的制度關他們的事。”?對于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說，中華文明的發展道路本身具有很好的參照價值，這當然會現實地削弱美國“山巔之城”幻象。中國不刻意改變別人，不等于沒有世界塑造力。在這個多極的世界之中，中國對世界的塑造能力，與其他力量如歐洲、俄羅斯、印度、日本有很大的區別，這不僅表現為中國是一個具有獨特文明傳統的國度，而且表現為其是一個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大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成功，不僅在現實上是對美國霸權或“卓越”地位的挑戰，而且在邏輯上就否定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現代化普遍有效的價值預設。

中國有幾千年綿延不斷的文明歷史，有自己獨特的文明理念、文化傳統和哲學觀念。人類文明始終在發展中，從現代化的角度看，中國是后發的、外鑠的進程。但中國的優勢就在于在古老的文明基礎上吸納和改造了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文明，這個改造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回到古典的中華文明，而應該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淬煉，構建一種面向未來的、超越當下的新文明。實際上，綜合東西方文明是中華文化的未來，在這一點上，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以及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都已經提出過。

盡管美西方對中華文明的復興感到很不舒服，美國是公開的遏制，歐洲則認為中國已經不是他們體現自己文明優越感的市場，而是系統的競爭對手，他們都不希望出現“西方缺失”的世界。但是，從長遠看，人類文明的進步應該是不可阻擋的，其中中國的影響力和塑造力都會有所提升。美國學者奈斯比特等人說過，“中國最大的優勢還在于，作為一股具備全球影響力的力量，在道德倫理層面，各國對中國的認同度很高”?。與西方的排他性文明特征不同，中國更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同時，當代中國更關心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可見，中華文明形態與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

中華文明在道德上的優越性還在于這種文明更關心大多數人的利益。就如西班牙學者說的，“如果公民更多關心的是獲取個人利益而不是做出貢獻，任何文明都注定要崩潰”?。西方文明出現的問題，是其極端個人主義盛行的必然產物，個人主義的極端化必然導致公共意志的消失。德國圖賓根大學的R·基普克就尖銳地指出，“意義并不適用于自私的競爭，其原因最終在于意義的結構：只有通過與某種超越個人價值的聯系或創造某種超越個人價值的東西才有意義。僅僅為自己而‘具有’意義是不存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西方社會的亂象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當代中華文明煥發出新的活力，卻又與其他文明在交流互鑒中保持著合理的相互促進的關系。未來學家奈斯比特等人指出：“中國將會成為改變21世紀世界格局的領導者。”?中國試圖以一種嶄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框架來重塑經濟全球化，從而貫徹新發展理念，建成人人參與的全球化，而不是西方主導下的、舊的、排他性的全球化。“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世界如何轉變成一個多中心的世界。‘一帶一路’正是多中心全球秩序、多樣化經濟結構的重要支柱，也是穩定動蕩地區和國家局勢的重要力量。最后，‘一帶一路’會對財富更均衡地分配發揮實實在在的作用。‘一帶一路’要做的不是提供援助，而是創造出適宜的條件幫助人們自食其力。”?中華文明主張相互幫助、相互借鑒，而不是像西方那樣按照自己的尺度裁剪別人。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

【注：本文系2021年度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體系研究”成果】

【注釋】

①[美]丹尼斯·舍曼等著、李義天等譯：《世界文明史》（第4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頁。

④⑤⑥⑦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5、684、741、684、683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169頁。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頁。

????[奧]多麗絲·奈斯比特、[美]約翰·奈斯比特、[美]龍安志著，張巖譯：《世界新趨勢——“一帶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7年，第52、17、3、5頁。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750頁。

?[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觀天下》，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社，2017年，第78頁。

?[西]胡里奧·麥克倫南著、黃錦桂譯：《歐洲文明如何塑造現代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407頁。

?[德] R·基普克著、張國良譯：《生活的意義與好生活》，《國外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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