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的治理價值在于實踐、在于執行，國家制度的治理價值要能通過治理實踐來發揮。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重要意義和時代內涵進行了深刻闡釋。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才能更好推進“中國之治”治理水平的現代化發展；同時，只有不斷提升“中國之治”的治理效能，才能凸顯出“中國之制”的實踐價值。

【關鍵詞】中國之制 中國之治 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完善和發展“中國之制”、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重要意義和時代內涵進行了深刻闡釋?！稕Q定》中高度凝練的13個顯著優勢為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量身定做了“行程圖”“時刻表”和“說明書”。

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理論創新

《決定》第一次以具有歷史意義的論述視角將我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構建什么樣的治理體系以及怎樣鞏固和發展“中國之制”等重要問題進行了研究分析。“中國之制”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在我國實際國情發展下的重要理論果實，是我們黨對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刻認識。“中國之治”是“中國之制”的治理價值的集中體現，“中國之制”是“中國之治”的核心關鍵。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才能更好推進“中國之治”治理水平的現代化發展；同時，只有不斷提升“中國之治”的治理效能，才能凸顯出“中國之制”的實踐價值。“中國之制”與“中國之治”二者之間內在邏輯緊密相連，互為支撐，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決定》中也進一步將實現“中國之制”的治理價值轉化為“中國之治”的治理實踐成果作為國家建設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目標，這是我國首次將“中國之制”與“中國之治”的關鍵作用上升到國家重點戰略任務的高度。“中國之制”與“中國之治”具有獨特的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優勢和深厚的現實意蘊，不但能為全面深化改革“定盤子”，而且能夠為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指方向”?！稕Q定》創新性地將完善和發展“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治理效能范圍由之前“四個全面”中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升級為“總體目標”，雖一字之差，但“中國之制”的治理實踐價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戰略地位以及社會發展中的歷史內涵卻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之制”離不開“中國之治”這個現實治理實踐“肉體”，“中國之治”離不開“中國之制”在國家治理實踐過程中的價值歸因。

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實踐成果

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彰顯了中國道路的獨特價值。我們黨堅持以中國實際國情為“中國之制”建立和完善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從國情出發為國家制度完善方向，使得我國制度體系建設與治理能力建設能夠與時俱進，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歷史成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下扎根于中國并發揚光大。尤其是蘇聯解體后，部分西方政治學家認為西方民主制度已經大獲全勝，甚至出現了“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雖然度過了此次危機，但是社會主義制度在合法性上有著不可克服的缺陷，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必然將在短期內崩潰。然而“中國之制”的政治價值與實踐價值不僅經受住了時代的考驗，而且在時代的浪潮中愈發亮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僅沒有像“中國崩潰論”預言的那樣崩潰，還在不斷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實踐中凝結為具有顯著治理實踐價值的“中國之制”。“中國之治”的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保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下的“中國之制”的治理價值的實踐與應用。

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推動了平安中國取得重要成效。“平安中國”是“中國之制”的治理價值實踐成果。“中國之治”治理效能的重要標準在于“平安”二字，同西方所謂的“民主”政治體制相比，“中國之制”的治理價值在于平安、和諧、穩定。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所謂“民主”制度下的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并不能給民眾帶來平安，反而加劇了社會的動蕩與不安，西方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應對乏力。而中國卻能夠在“中國之制”的治理價值規范下，快速遏制疫情蔓延的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建立起雷神山與火神山兩座醫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這不僅體現了“中國速度”，更體現了“中國之制”治理價值在“中國之治”治理實踐中的力度與速度。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定不移地以“中國之制”治理價值歸因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規范準則，不斷提升“中國之治”的治理實踐效能，才能讓“平安中國”成為世界范圍內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平安需求是我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最為基本的民生需求，隨著世界大環境的不斷變化，我國面臨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挑戰不斷增加，只有堅持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之制”，以“中國之制”的治理價值歸因提升“中國之治”的治理實踐能力，才能進一步增強“平安中國”的治理價值。“平安中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我們黨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之制”，不斷推進“中國之治”而得來的實踐成果。

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使得中國經濟發展邁向新臺階。在全球經濟發展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改革促發展，不斷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強大的“中國之治”的治理效能維護經濟穩定運行，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大范圍低迷的情形下依舊能夠保持穩步增長。不論是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以99.1萬億元占全球經濟總額六分之一、2020年國內經濟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元；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實現同2010年相比翻一番、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突破一萬美元，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亦或是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全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無不以經濟發展的實踐成果向世界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下的“中國之制”的顯著優勢。改革和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只有堅持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經濟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才能將我國經濟推向更高質量發展軌道，使我國早日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實現路徑

黨的領導是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重要保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引領“中國之制”治理實踐價值不斷完善提升的重要保障，要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在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過程中所展現并將持續展現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政治優勢和治理效能。我們黨擁有能夠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堅強、偉大的核心領導力量，擁有能夠建立廣泛群眾基礎、凝結全國人民意志、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的科學指導思想，我們黨能夠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上至下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滿意度為黨的執政工作標準、堅持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人民，我們黨能夠堅決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能夠帶領中華民族不斷走向偉大復興，這無一不體現出黨的領導是打造“中國之制”治理價值的“加速器”，更是提升“中國之治”治理效能的“承重桿”。在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治理價值轉化過程中要突出黨的領導，通過黨的領導這一根本保障，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下各項制度的科學性、合理性與時效性，不斷將“中國之制”治理實踐價值優勢轉化為“中國之治”治理效能的現實體現。

治理主體之間的全面協同是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重要發展力量。提升“中國之治”的治理效能，必須優化各個治理主體的組織結構，科學合理設置各個治理主體之間組織結構，明確治理主體的職責權限，尤其是要發揮好黨委、人大、政府、紀檢監察機關以及政協等在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中的作用。要通過全面協同、高效整合、規范運營，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信息傳遞，實現各項資源有效整合和科學配置，激發“中國之治”治理實踐效能的“共生”效應、“聯動”效應，從而實現中國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其中首先要發揮好黨委領導作用，加強黨委對各個治理主體的領導，健全治理主體之間協調體制機制，高效整合各個治理體系的有效資源，科學合理地化解“中國之制”治理價值轉化實踐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從而使得治理主體在治理實踐過程中實現困難聯辦、任務聯動、安全合創的高效的治理實踐局面。其次要發揮好政府職能作用，政府作為國家治理主體之一，通過不斷完善發展信息互通、公開公正、依規辦事、資源共享、工作聯動機制，將制度的治理價值內化于政府各項職能。同時，積極探索治理能力扁平化運營模式，在治理過程中實現治理體系頂層運籌帷幄、治理體系中層運轉高效、治理體系底層落實有力的運轉體系，從而提高快速響應、精準落地的治理能力。最后要發揮好社會治理主體的治理實踐作用，通過創新構建社會多方參與國家治理的體系平臺，提升社會治理主體的維度與廣度，加大社會組織治理能力的培育力度，暢通和規范新階層、新主體的參與渠道和途徑，以開放性的姿態吸納各方社會治理主體協同治理，從而完善國家治理工作格局，增強治理主體的協同性，為將制度優勢轉為治理效能提供重要轉化力量。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精神內涵。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宗旨是為了人民。只有以人民的多樣化生活需要和治理需求為出發點，“中國之治”才能從更寬領域、更高標準以更好的姿態適應社會矛盾新變化。因此，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安民惠民作為第一選擇，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核心內涵。首先是通過拓展人民群眾參與“中國之治”治理價值實踐渠道，暢通人民群眾參與渠道、創新“大數據+群眾”治理機制，給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提供充分保障。其次要通過拓展民主協商載體，統籌兼顧不同階層的多元化治理需求，完善治理主體聽政決策機制，加強群眾的事由群眾商量制度的治理實踐效能，在平等對話中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共同推進“中國之治”。最后要拓展人民群眾評價體系，以人民滿意為評價標準，健全科學評價體制機制，加大群眾評價意見在治理效能考核中的比重，讓人民群眾手中實實在在地抓住“中國之治”的“表決器”。

（作者為西南石油大學黨委學生工作部講師）

【參考文獻】

①喬國蓉、高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邏輯分析》，《大連干部學刊》，2021年第2期。

②杜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彰顯及整體性建設研究》，《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