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三個歷史決議中，第一個《決議》主要依托革命史觀而形成，創造性地發展了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第二個《決議》主要依托現代化史觀而形成，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又一次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歷史飛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個《決議》是在正確黨史觀基礎上所作出的綱領性文獻，把唯物史觀的兩大具體形態——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有機結合起來，鮮明地提出黨帶領全國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方法論要義。必須以正確黨史觀學習和貫徹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
關鍵詞:六中全會精神 三個決議 正確黨史觀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是在重要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深刻總結了黨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高度凝練了“十個堅持”的寶貴歷史經驗，突出了黨在新時代取得的原創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和標志性成果，對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觀的思想精髓，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先后形成了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作出了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的兩個歷史決議。這兩個歷史決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對中國人民的革命解放運動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要理解中國共產黨三個歷史決議之間的邏輯關聯，就必須在堅持正確黨史觀的基礎上，完整、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學習和貫徹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
主要依托革命史觀而形成的第一個《決議》
1945年4月，擴大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一個《決議》）。第一個《決議》系統總結了建黨24年來的歷史，重點總結了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這10年的歷史，對這10年黨內若干歷史問題，尤其是從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第一個《決議》最重要的歷史貢獻在于，第一次以黨的重要文獻形式明確指出黨在長期奮斗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的卓越貢獻。這為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正式確立毛澤東的全黨核心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一個《決議》主要是依托中國共產黨人業已成熟的革命史觀而形成的。革命史觀可以被用來泛指從現實革命斗爭的需要出發，從革命者的立場與視野來研究和品評以往革命斗爭史中的事件與人物的歷史觀。革命史觀是中國共產黨人把唯物史觀同近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所形成的歷史觀，在理論上側重于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學說。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史觀是從黨成立伊始就開始形成的，同時也是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長而不斷走向成熟的。
第一個《決議》創造性發展了唯物史觀。經典的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制度的變遷邏輯是：伴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舊有的生產關系無法提供生產力繼續發展的空間，這就必然提出改變舊有生產關系的要求。與此同時，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后，由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識形態等構成的上層建筑也隨之發生改變。在舊中國，無數仁人志士開出了救亡圖存的藥方：工業救國、農業救國、文化救國等等。在這些藥方中，有些是要先發展生產力，進而改變舊中國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有些是要先改變舊中國的文化格局，提高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但是，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地理解了唯物史觀，提出中國要實現救亡圖存，首先必須改變上層建筑，發動政治革命，進而改變舊中國的經濟基礎，最終實現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人促使唯物史觀實現了中國化，成為革命史觀，這同時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
總之，第一個《決議》運用革命史觀對黨的24年歷史進行了理論審視，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在“結語”部分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第一個《決議》的實質性內容是將毛澤東思想定位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也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
主要依托現代化史觀而形成的第二個《決議》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二個《決議》）。第二個《決議》的重大意義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從內容上看，第二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新探索新實踐。第二個《決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作出科學、正確的結論，糾正了“左”的和右的錯誤觀點，使全黨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在第一個《決議》作出不久后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作了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而第二個《決議》結尾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繼續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兩個《決議》之間的關聯。
第二個《決議》又一次創造性地發展了唯物史觀，把現代化史觀用于分析黨的28年革命歷程和新中國成立后的32年歷史，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分析中國近現代史的第二條思路。20世紀中葉以來，由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長期處于對立局面，作為社會主義東方大國，中國對待那種“西式現代化”的態度不可能不受到意識形態對抗的影響，這一方面有助于我們建立起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另一方面，又使得我們難以完整、準確地理解現代化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提高生產力水平這條現代化主線。
第二個《決議》在現代化史觀與革命史觀相結合的基礎上，重新審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從世界范圍內現代化進程的視角出發，將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定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基礎變革在社會形態變遷中所扮演的“第一動力”角色。第二個《決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解中國近現代史，把革命邏輯與現代化邏輯有機結合起來，在肯定中國共產黨28年革命斗爭歷程的基礎上，客觀評價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充分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決策的正確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第二個《決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又一次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歷史飛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正確黨史觀學習和貫徹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審視現代化史觀和革命史觀。當前，國內國際局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國內來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國際來看，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西方在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道路特征，中美兩國展開全方面的激烈角逐，但又不約而同地謹慎規避著“修昔底德陷阱”。
國內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不斷汲取歷史智慧、拓展歷史視野的要求。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現代化進程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在大國競爭中脫穎而出，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目標，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所面臨的重大課題，這就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建構現代化史觀，提煉總結黨帶領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意味著我們黨仍然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革命”，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就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煉總結黨帶領中國人民深入推動社會革命的歷史經驗，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勇于戰勝一切風險挑戰。
以正確黨史觀總結和提煉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個《決議》）。第三個《決議》是中國共產黨人準確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觀，把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有機結合起來的產物，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第三個《決議》將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總結為五個方面：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這五個方面的重大成就，一方面，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革命的歷史、斗爭的歷史，只有繼續開展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征的偉大斗爭，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另一方面，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這條現代化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道路，不是所謂“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道路，而是一條堅持社會主義根本方向，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第三個《決議》把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總結為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于斗爭，堅持統一戰線，堅持自我革命十個方面。不難發現，這十個方面的歷史經驗，一方面不斷提示著中國共產黨人，只有直面各種矛盾，不斷破解矛盾，才能在斗爭中帶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時實現黨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國共產黨人處理好獨立自主與開放包容之間的關系，在走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同時，著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胸懷天下，開拓創新，把中國式現代化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進程中去。
作為肩負領導社會革命和中國式現代化事業兩大任務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必須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史觀的生動體現，同時也是堅持現代化史觀的必然要求。第三個《決議》明確提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三個《決議》是在正確黨史觀基礎上所作出的綱領性文獻。這一決議，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把唯物史觀的兩大具體形態——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有機結合起來，鮮明地提出黨帶領全國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方法論要義：堅持黨的領導，在走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進程中，繼續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各個層面的偉大革命。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責編：董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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