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則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使政治經濟學不僅具有新的、科學的思維方法,而且有現實的研究與批判對象。它建立在以客觀經濟規律為依據的堅實基礎之上,指出了現代化生產方式發展和趨于瓦解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各種矛盾,并從社會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能夠消除這些矛盾的積極力量和因素,使政治經濟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保持堅定信心、對社會主義保持必勝信念的科學根據。”這一重要論述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是時代的產物,充滿了時代精神和時代理性,對于我們通過思考和回答時代課題來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只有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演變歷程和思想邏輯,才能夠結合實際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習近平經濟思想是新時代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貫穿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邏輯的理論創新成果。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邏輯
“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習近平總書記的成長經歷和人生閱歷非常豐富,他親身經歷不同時期的經濟實踐,善于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深入思考解決問題的答案。習近平經濟思想在繼承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經驗的基礎上,更多體現出對新時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理論總結和升華,符合“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實踐論原理。
其一,新發展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邏輯。
習近平經濟思想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
創新發展理念,在學理上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重點論原理,就是認識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時,要著重抓住它的主要矛盾;在認識某一矛盾時,要著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不分主次輕重、不抓重點,就會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錯誤。創新發展在新發展理念中居于首要地位,是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二是社會系統工程原理,創新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方面各領域。
協調發展理念,在學理上體現了兩點論原理。兩點論是指認識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時,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視次要矛盾;在認識某一矛盾時,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能忽視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視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會陷入片面性和一點論的錯誤。協調發展理念在學理上也反映了“木桶效應”或“短板原理”。協調發展要求不能忽視發展中的短板,要學會“彈鋼琴”。協調發展理念的典型學理運用是兩大部類生產原理。馬克思提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必須保持一定比例關系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
綠色發展理念,在學理上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與自然關系原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環境觀也體現了綠色發展理念。例如,《論語》中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呂氏春秋》中說:“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這些關于對自然要取之有時、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開放發展理念,在學理上體現了經濟全球化理論。早在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等著作中就詳細論述了世界貿易、世界市場等問題,深刻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邏輯、過程。《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改革開放。
共享發展理念,在學理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共享發展理念實質上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共產主義社會將徹底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實現社會共享、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其二,“七個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邏輯。
2017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強調了“七個堅持”。
“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其學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維護黨中央權威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重大課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多方面顯著優勢,其中,第一個方面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特征。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學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思想。人民主體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包括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人民群眾的價值主體地位、人民群眾的實踐主體地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核心價值取向,包括:人民是認識主體、人民是實踐主體、人民是價值主體、人民是歷史主體、人民是權力主體、人民是監督主體、人民是評判主體。
“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其學理體現了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事物變化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循環往復的前進過程。在內容上是自我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從形式上看,事物變化發展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過程。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也是上升性或前進性、周期性或曲折性等的統一,表明事物變化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在曲折中前進的。
“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際是政府和市場兩手合力論,在學理和實踐上拓展了市場經濟理論的內涵。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派主張通過自由市場競爭的方式配置資源,政府僅是“守夜人”的角色。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經濟大危機,宣告了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派理論的破產。凱恩斯主義引入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但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嚴重“滯脹”也證明其理論存在嚴重缺陷。之后,否定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重新興起,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人們又對其進行了反思。可以說,整個市場經濟理論史,就是政府和市場關系爭論的歷史,西方國家并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強調政府和市場都很重要,但兩者的作用不同,需要共同發揮作用,有效彌補了西方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在認識上的缺陷。
“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其學理可歸結為兩點:一是供給理論與需求理論,二是對立統一關系原理。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各自有其內在規律和外在影響因素,呈現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推動經濟發展,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西方供給學派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強調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供給學派強調的重點是減稅,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較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
“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其學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每個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問題,只有樹立強烈的問題意識,才能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才能找到引領時代進步的路標。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落腳點,就是基于國家經濟發展布局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項等問題,有針對性地部署一系列經濟發展新戰略,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論的高度統一。
“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其學理可歸結為兩點:一是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原理,二是底線思維、辯證思維等思維方法。“穩”和“進”是一對矛盾,穩中求進,要把“穩”和“進”有機統一起來,“穩”和“進”是辯證統一關系。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踐邏輯
2017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我們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其一,新發展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踐邏輯。
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創新,強調“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創新”“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創新在新發展理念中處于首要位置,原因是:一是要素資源的供給約束日益加劇,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二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人口老齡化帶來一系列問題和挑戰,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三是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四是推動我國由貿易大國發展成為貿易強國,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五是我國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還不足,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
協調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一些不協調的方面,表現在區域城鄉、經濟與社會、投資與消費、政府與市場、人與自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硬實力與軟實力、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等方面。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協調發展作出了許多重要論述,強調協調發展是制勝要訣。我們要學會運用辯證法,善于“彈鋼琴”,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要從整體出發,樹立“一盤棋”思想。
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受多年來形成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不高,出現了許多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綠色發展理念,指出,“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開放發展,提出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廣領域擴大外資市場準入,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更大規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更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加重視對外開放政策貫徹落實,強調“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的決心不會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的決心不會變”。目前,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已經出臺,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創新不斷推進,外資準入持續放寬,營商環境繼續改善,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業已完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國內核準率先完成。
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許多短板。比如,“三農”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入托難、上學難、就醫難、就業難問題,社會保障問題,老、少、邊、窮地區發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共享發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共享發展理念的內涵主要有4個方面: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
其二,“七個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踐邏輯。
關于“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充分體現了經濟建設實踐中的問題導向。比如,有的黨組織作用虛化弱化,不能切實把中央精神貫徹落實到經濟工作中;有的黨組織在領導經濟工作時沒有很好地遵循經濟規律;有的黨組織缺乏新形勢下領導經濟工作的本領,面對新情況新問題習慣用老思路老套路,沒有把工作的立足點轉到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等等。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日益完善,我們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保證了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當前,我國民生領域還存在一些短板弱項。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亮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民。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對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作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指明了促進共同富裕的原則、總的思路及實施路徑。
關于“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方面,論述了經濟新常態帶來的趨勢性變化,并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關于“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從總體上講的,不能盲目絕對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大前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是定語,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
關于“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而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長期問題。綜合分析,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有周期性、總量性的,但主要是結構性的。結構性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關系全局、關系長遠的攻堅戰。我們要在已有工作和成效的基礎上,在目標、任務、方式、政策、路徑、舉措等方面深化落實,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習近平總書記于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實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宏觀調控措施,要求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包括: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手段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目的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是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關于“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中堅持問題導向,部署了一系列推動經濟發展的新戰略新舉措。比如,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等。這些都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關于“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穩中求進經濟工作方法論,強調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要求統籌各項政策,加強政策協同,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辯證思維,以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
習近平經濟思想以全新的視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深化了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飛躍。西方的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經濟發展成就。不少學者常用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然而,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依靠比較優勢實現長期的成功。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比較優勢具有動態性,隨著傳統比較優勢的弱化或消失,比較優勢會轉移到其他地區或國家。由此,比較優勢理論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的成就。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實踐中形成的,標志著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習近平經濟思想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觀點出發,與當今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涉及政治保障、發展目的、發展理念、主要矛盾、工作主線、發展戰略和策略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并轉化為行動的指南。
習近平經濟思想具有嚴謹的邏輯結構,是從中國實踐中來,又用于指引中國實踐的科學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蘊含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品格,構建了具有系統性、科學性、嚴謹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邏輯框架,彰顯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貢獻。
學習領會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行過程,把握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準確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開創新時代我國經濟工作新局面。
(作者系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執委會副主任、中央團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