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政法工作負責人的著作和黨的文件及組織機構史料是研究黨的思想理論、法治建設最直接、最全面，也最基礎的文獻材料。黨史和各種相關專門史不僅為法學教學和法學研究提供參照框架，而且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法學教學和學術研究應當堅持的基本原則。必須把學習黨史和學習其他專門史有機結合起來，把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研究建立在深入學習和研究黨史的基礎之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法治建設作出大量論述，全面梳理了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法治建設的發展脈絡，同時對黨領導法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作出明確的概括和總結，并指明了今后必須堅持的方向。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指導新時代法治實踐、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關鍵詞】中共黨史 法治建設 法學教育 法學研究 習近平法治思想

【中圖分類號】 D23/D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0.001

王健，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法學教授。研究方向為法律史、法學理論、比較法、法學教育、邊疆治理與法治問題。主要著作有《溝通兩個世界的法律意義——晚清西方法的輸入與法律新詞初探》、《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西方法學邂逅中國傳統》、《以法為教》、《西法東漸——外國人與中國法的近代變革》（編著）等。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全國都在廣泛開展以中國共產黨歷史為重點的學習教育活動。[1]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正當其時，十分必要。回望過往的奮斗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站在法學角度，以下有關黨史學習的問題尤為重要：一是關于學習黨史的文獻資料，二是學習黨史對于法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意義，三是百年黨史中的法治探索與發展之路。

學習黨史的文獻資料

這次黨史學習教育活動指定的閱讀材料有四種。一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著《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該書為此次學習黨史的重點讀物，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2021年2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書中共收錄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29日至2020年11月24日期間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文稿40篇，與此前公開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著作對照可知，其中16篇為首次公開發表，全書共計18.4萬字。

二是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2021年2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書中摘錄了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有關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講話、報告、談話、批示和書信等重要文獻，共計141段論述、9.8萬字。該書的最大作用是幫助我們集中了解黨的主要領導人關于中共黨史的論述。書中也有一些內容是首次公開發表的。

三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一書，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2021年2月出版。學習黨史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不是為了學黨史而學黨史。如何以史為鑒，怎樣開創未來，這就需要把學習黨史和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該書設計了7個篇章、100個問題，采用問答形式，多用歷史故事闡述道理，通俗易懂。

四是《中國共產黨簡史》（以下簡稱《簡史》）。這是一部系統完整地總結百年黨史的著作，也是中共黨史的一部標準教科書，2021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聯合出版。該書共10章，另有一個簡短的結束語，共36.2萬字，因為是對中國共產黨歷史海量內容的高度概括濃縮，所以叫“簡史”。

眾所周知，中共黨史的相關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往往由中央權威機構組織研究、編輯、撰寫并嚴格審定，出版要求極高。在《簡史》之前，已有具代表性的黨史著作問世。例如由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于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全書共計48萬字。黨史專家金沖及寫過一篇文章《胡喬木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詳細介紹了該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2]1991年還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該書于2002年被修訂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下冊和第2卷上、下冊，共計4冊，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之際推出的黨史研究的標志性成果。2016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是按照2010年7月習近平同志提出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的任務，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室務委員會具體領導下，歷時6年編寫完成，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和黨建讀物出版社聯合出版。該書是黨的十八大后出版的第一部黨史。全書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三冊。

以上著作分別是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80周年、90周年而出版的黨史教本，內容隨著檔案資料的逐步公開和觀念更新與時俱進。例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的歷史部分注重增加法治建設的內容，就是一個明顯的進步。越是最新出版的黨史，對于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評價，越是代表了最新的認識和判斷，這是我們特別關注、重視新版黨史的一個重要原因。《簡史》的一個突出優點是篇幅精煉壓縮，提煉了中共黨史內容體系中最基本、最主要和最新的內容，閱讀和使用也很方便。

除了上述中共黨史的相關學習材料，如果從政法專業研究或者政治理論學習的一些特殊需要出發，我們需要延伸閱讀范圍。多年來有關這方面的已出版文獻資料和以此為支撐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這里暫且將其分作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原著，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系列成果等。例如《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這些著作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最原始、最權威、最基本的文獻。《劉少奇選集》《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周恩來選集》《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鄧小平文選》《陳云文選》《江澤民文選》《胡錦濤文選》，等等，這些著作對于研究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黨的思想理論，包括政治、法治方面的重大思想理論和實踐，無疑是最直接、最權威、最基礎的研究材料。

第二大類是中國共產黨各個時期直接負責政法工作的領導干部的著作。經過多年的整理和出版，這方面的成果現已蔚然可觀。董必武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長期負責黨和國家政法領導工作，在將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法律觀運用于我國實際建設過程中，在政權建設、法制建設、政法干部培養、法律科學研究等方面均有獨到見解和論述。1986年董必武文集編輯組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是代表性著作，其中收錄的62篇文稿大多是首次公開。此外，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選集》，199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年譜》，2006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傳（1886-1975）》，2011年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詩選》等，都是研究董必武政法思想的經典材料。謝覺哉同志長期從事黨的宣傳教育、人民政權建設和革命法制工作。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謝覺哉日記》，全書共計97萬字，分上下兩冊，是謝覺哉同志革命生涯與經歷的珍貴記錄，盡管書中內容有一些是斷續的，但記錄了很多在一般著作中看不到的內容，因此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是很重要的研究資料。彭真同志也是長期負責黨的政法工作的領導干部。1989年、199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先后出版的《論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和《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是彭真同志從事政法工作成果的集中代表，也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發展的重要文獻。除上述著作外，1989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江華司法文集》（1975年到1983年江華同志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9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鄭天翔所著《行程紀略》、1995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司法行政八年——蔡誠同志文集》、200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顧昂然所著《新中國民主法制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顧昂然同志在全國人大長期從事立法工作）、2005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政法工作五十年——任建新文選》、1994年和1995年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宋汝棼所著《參加立法工作瑣記（上下冊）》等個人文集或著作，既是新中國法制建設與發展的真實記錄，又是研究新中國法制問題的一手材料。

第三大類是中國共產黨相關文件和組織機構方面的文獻資料。例如，大型文獻資料《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這套資料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組織編寫。從1984年中央正式確定編纂任務，到200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歷時16年，其間查閱歷史文獻和干部檔案736萬多卷，走訪老同志170萬人次，發出調查信函119萬封，召開座談會4萬人次。參與這項浩繁工作的專職人員達2萬人，兼職人員達8萬余人。按照“廣征、核準、精編、嚴審”的工作方針，相關單位和人員做了大量艱巨細致的資料收集、鑒別、審定和編輯工作，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為治史、資政和育人提供了可信依據。這套組織史資料共計13卷，分19冊成書，內容包括3部分。一是有關文件、決議和黨章等文獻資料；二是中央和中央派出機關的組織沿革及其領導成員、干部、黨員等的相關統計；三是地方組織機構沿革及其領導成員和黨員分布狀況。資料內容所涉時間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至1987年10月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為止。

這套資料具有多方面價值。從法學研究角度講，它提供了許多有關法治實踐的準確信息。例如，黨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組織領導政法工作的機構有哪些，怎樣設置的，這些機構的領導人是誰，前后任期情況如何，這些機構又是如何調整和變化的，等等。再比如，我們籠統地知道“文化大革命”時期“砸爛公檢法”，但“文革”期間法院、檢察院的設置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過去我們注意不夠，至今仍缺乏系統著述的問題。透過這套資料可知，“文革”開始時，1965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大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權組織領導機構繼續行使職權，但不久就受到“文革”的沖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不能正常行使職權。1968年12月，毛澤東同志批準《關于撤銷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示報告》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即被撤銷，且“文革”期間一直未再恢復設立。從檢察機構的沿革看，在197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我們雖然能看到對檢察機關的規定，但沒有設置獨立的檢察機構，其中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直到1978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才恢復了獨立設置檢察機關的規定；1979年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才恢復設置了檢察機關。從法院的發展情況看，196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被撤銷后，最高人民法院雖然沒被撤銷，但是實際上機構已處于癱瘓狀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有關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任職的記錄，最晚至1968年2月，此后直到1975年江華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前，相關人事記錄完全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只留下少數人”。不過，根據該套資料關于全國各地政權機關的記載，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于1972年至1973年間陸續解除軍事管制，恢復設立。這也就證明，在“文革”后期，人民法院仍然存在，不能籠統地只看到“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就誤以為“文革”十年沒有法院。對類似的具體細節和過程的研究，如果不借助這套資料，很難準確了解和掌握歷史的真實情況，也就無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法治建設的艱辛探索過程建立全面完整的認識和理解。

研究黨史和黨領導法治建設歷史，原始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無疑最受重視和關注。多年來，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整理出版了許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綜合性和專題性文獻資料。例如，《紅色中華》這套大型文獻資料，是我們研究蘇區的政權和制度等問題必不可少、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由陜西人民出版社策劃，歷時5年，于2014年3月出版的大型文獻資料《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匯編》，收錄了已知延安時期的各種書刊出版物，包括《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史料匯編》2卷、《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14卷、《八路軍軍政雜志》10卷等，均以影印方式重刊，共22種60卷。陜西人民出版社還在此基礎上于2019年開發上線了《延安時期文獻檔案數據庫》，對高效利用黨史文獻建設成果具有極大幫助。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韓延龍、常兆儒主持匯編，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共4卷，匯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和根據地政府發布的決議、訓令、指示、法律、法令、條例、章程以及司法解釋、工作報告、經驗總結等，總計150萬字。艾紹潤編著、2007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陜甘寧邊區法律法規匯編》，甄選法律法規237件，也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以上資料都是我們研究革命根據地法制史必讀的參考資料。

學習中共黨史當然不止上述文獻材料。這里只是結合政法專業的視角擇要作一些提示說明。同時，也意在說明黨史研究與法學研究之間，特別是與法律史研究之間的密切關系。

學習黨史對法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意義

黨史和各種相關專門史可以為法學教學和研究提供參照框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歷史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學習和掌握黨史和各種相關專門史的重要性。對《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檢索可知，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交織在一起，大量出現在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的各種講話之中。在這前后，除了黨史，還有許多與黨史并提的相關表述。

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還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知史愛黨，知史愛國。”[3]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三嚴三實”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加強對歷史的學習，特別是對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學習，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中得到啟迪、得到定力。”[4]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在學生中加強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國共產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改革開放史等的教育，堅持不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5]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思政課教師的歷史視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會主義史，要有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斗爭史，要有中國共產黨近一百年的奮斗史，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發展史，要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史，要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通過生動、深入、具體的縱橫比較，把一些道理講明白、講清楚。”[6]“會講故事、講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課就要講好中華民族的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故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改革開放的故事，特別是要講好新時代的故事。”[7]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的講話中指出：“黨員、干部要多學黨史、新中國史，自覺接受紅色傳統教育，常學常新，不斷感悟，鞏固和升華理想信念。”[8]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深入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深入開展西藏地方和祖國關系史教育，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9]

以上對歷史的不同歸納和表述，相互之間存在著內在關聯。“國史”包括“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新中國史”；“新中國史”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改革開放史”是其組成部分；“中國革命史”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視角下的中國近現代史和新中國史。“中華文明史”與“國史”的內容要素相同，但體例和內容側重有所不同；從時間和精神主題界定，又可分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近一百年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發展史”“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史”“文明史”“斗爭史”“奮斗史”“發展史”“實踐史”等，這些概念都準確地揭示了相關歷史時期的精神特征。“故事”指過去的事，與“歷史”的基本含義有相同之處。講故事是一種認識和傳遞歷史的方式，按此又可將中國歷史分為“中華民族的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故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改革開放的故事”“新時代的故事”等。從地方與中央的關系方面看，“西藏地方和祖國關系史”也是“國史”或“中華文明史”的組成部分，由此可推及其他少數民族地方和祖國關系史。追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思想理論淵源，將視野擴展至世界范圍，則可劃分出“五百多年世界社會主義史”等。總之，習近平總書記并不一般性地講歷史，而往往以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時代主題及其精神特征等為重點，具體形象生動地概括和表述歷史，不僅標識出歷史的不同分期和時段，更揭示其深刻內涵和根本特征。

由此我們可以推出一個結論，學習黨史，不能僅限于黨史，而要把黨史放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的宏大視野里。因為中國共產黨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對于歷史采取的是縱向全覆蓋、橫向全方位的概念，秉持大歷史觀。所以把黨史和其他專門史結合起來，在學習和研究中關照彼此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才能獲得更好的效果。細讀習近平總書記所著《論中國共產黨歷史》還可以發現，除了標識各種歷史坐標，其在空間上也發掘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即在廣袤大地星羅棋布的“紅色基因庫”。它是支撐黨史的實質性載體，使歷史不僅僅是在頭腦中對過去的記憶，更是真正的過去的現實。

以上關于歷史的分類，對法學研究，特別是對法律史研究具有重要啟發和實際意義。這不僅是因為有“中國古代史”而有“中國古代法律史”，有“中國近現代史”而有“中國近現代法律史”，有“新中國史”，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史”，有“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而有“革命根據地法制史”；而且是因為該分類有助于我們發現以往法律史研究的薄弱環節或片面之處，有助于我們破除教材建設中的某些認識上的障礙。歷史是個綜合體，對多數專門史而言，法律一般都是其中的一個領域、一個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在幾代中國法學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國法律史學科承擔了講好中華法治文明故事的重任，在挖掘史料、收集和整理文獻、編寫教科書和創作研究論著等許多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不過，從新時代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需要看，從黨史學習教育的深遠意義看，從對外講好中華法治文明的期待看，還有許多工作需要進一步開拓、進一步加固。例如，革命根據地法制史研究還存在著蘇區、邊區、解放區各自分散、割裂、整合不足的問題。新中國法制史還深受可利用文獻檔案受限與不足的影響。同時，上述歷史研究還都存在著偏重規章制度，對法治實踐和法律人物反映不足的問題。在體現黨的領導方面，即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領導、探索和創新中國式法治現代化之路的，目前的法律史研究還存在很大缺陷，需要我們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的歷史觀的指導下，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黨史學習教育對教材建設的推進作用極為顯著。過去《中國法制史》教材的體例設計中，并不涉及新中國法制的歷史發展內容。這導致受過中國法制史教育的一代又一代學子，對“五刑”“十惡”“八議”“德主刑輔”“禮法結合”“唐律”“大清律”等概念耳熟能詳，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法治建設的歷史，對新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法治是怎樣發展演變的卻不甚了解。現在黨中央提出要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就要求我們不能忽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建設如何發展，今天法治建設取得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發展趨勢又是什么。2017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中國法制史》已經率先突破了之前的認識障礙。該書單列第十七、十八兩章，分別講述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兩個時期的法制狀況，而且還單列第十九章，對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法制加以敘述，這些都是中國法制史教材編寫工作的重要進步。

學習黨史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法學教學與科研應當堅持的基本原則。從教學方面講，我們承擔的教學工作包括編寫教科書和教學參考資料、課堂講授、輔導作業、評價論文，等等。關于編寫教材，現在國家已經出臺了明確的政策和規定，按照“教材是國家事權”的思路構建了更加完備的教材編寫選用管理制度，要求大中小學教材，必須體現國家意志和黨的意志，必須滿足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安全、文化安全的要求。如果我們不了解黨和國家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社會矛盾、各項事業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不了解中共黨史對于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和結論意見，不了解基本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宗教觀、文化觀，那么在法學教學的各個環節中，就會隨時遇到難以處理的問題和障礙，在講解法律與宗教的關系、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我國法治現代化與外國法律借鑒的關系、黨的領導是如何體現在法治建設各環節等主題時就會出現困難。編教材如此，課堂講授如此，批改學生作業、指導學生論文，特別是指導碩士生、博士生論文，都是如此。教師不知道從哪方面提要求，提什么樣的要求；學生易受各種各樣參考書的影響，鑒別和判斷能力不足，政治意識不強，對一些重大問題難以把握，評價歷史和現實的某些問題容易出現偏差，得出不符合實際的結論。這就會嚴重影響法學人才的培養質量。

例如，筆者曾經評審的一篇法律史專業博士論文，題目有關1950年代司法改革，其中涉及對舊法人員的處理或給以出路的問題，論文大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司法改革拋棄了過去完備的司法制度，沒有很好地發揮舊法人員的作用，甚至出現幾乎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工農干部審判案件的情況，進而從總體上對司法改革提出了脫離實際的嚴厲批評意見。類似的論文，寫作的時候決不能脫離對大的政治原則的把握，必須熟悉和運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有關黨史知識的原則意見。

從科研方面看，無論是編輯法學稿件，還是做科研項目，或撰寫論文著作，對黨史知識的熟悉和運用均非常重要。否則，要么稿件無法刊發，要么結項無法通過。對當代中國重大事件、重大理論，一定要按照《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黨史知識進行準確認識和把握，避免寫作出現導向性錯誤或者常識性硬傷。下面舉例說明。

一是關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簡史》如此評價反右派斗爭：“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對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由于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認識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這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大教訓，使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遭受挫折。”[10]很顯然，對于反右派斗爭的評價，必須牢牢把握兩條原則。第一，反右派斗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并未予以否定；第二，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是錯誤的，是要否定的。研究當代中國法治問題并進行評價時，如果把握不好這個原則，不區分“反右”和“反右擴大化”這兩個概念，籠統地進行批評和評價，就很容易出問題。

二是關于“文化大革命”。一方面，關于“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歷史背景、指導綱領、發生的原因和經過、錯誤危害之處、經驗教訓等問題，在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作了全面深刻的總結，并予以全盤徹底的否定。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指出，要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沉痛教訓。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簡史》提出的一個觀點：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是有區別的。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11]因此，對這兩個概念的區分，對于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作為新中國的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是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對這個問題特別重視，他于2013年1月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提出：“我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個重大政治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產生嚴重政治后果。”[12]對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13]同時，他明確提出正確認識這個問題需要把握的三個方面。[14]第一，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沒有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思想、物質、制度條件和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第二，兩個時期在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不是彼此割裂和根本對立的關系，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當時沒有真正落實，改革開放后得到了真正貫徹，將來還要堅持和發展。第三，要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的歷史，不能用后一個歷史時期否定前一個歷史時期，也不能用前一個歷史時期否定后一個歷史時期，即堅持“兩個互不否定”。前者為后者積累了條件，后者是對前者的堅持、改革和發展。這三個方面對于我們研究當代中國法治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是我們撰述新中國法治史、發展史必須遵循的基本指導原則。

總之，從事法學研究，經常涉及歷史分期和歷史評價，要對不同時期的思想和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如果對黨史把握不好，思考和寫作就會被動。所以，一是要把學習黨史和學習其他專門史有機結合起來，不能僅就黨史學黨史。二是要把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研究建立在深入學習和研究黨史的基礎之上。

百年黨史中的法治探索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法治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經驗教訓作出了大量論述。這些論述可被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全面梳理了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法治建設的發展脈絡。二是對黨領導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作出了明確的概括和總結，并指明了今后必須堅持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領導人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論述，主要集中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發表的各種重要講話之中，特別是以下幾篇較為集中，即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4年9月發表的《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7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的重要講話、2018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憲法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進行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8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進行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進行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實實施民法典”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這些講話的文稿都已收錄在習近平總書記所著《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一書之中。[15]下面依據這些文稿綜述百年黨史中的法治建設內容。

關于中國共產黨與法治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有兩個基本論斷。一是“我們黨歷來重視法治建設”[16]。“長期以來，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辛探索。”[17]二是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法治建設。[18]這里的“歷來”和“長期”顯然是一個全程判斷，覆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各個歷史發展時期。“高度重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程度，在百年奮斗歷程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取得了踐行法治、厲行法治的標志性建設成就。

我國憲法發展史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縮影。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已經腐朽不堪，難以應對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從那時起，中國人民就一直苦苦尋找改變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道路。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無數仁人志士為尋求改變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道路進行了努力，開展了從技術層面、社會革命層面、實業層面到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反復探索，并試圖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改良我國封建專制制度，先后推出各種憲法文件，如清政府制定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袁世凱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又名“袁記約法”）、曹錕上臺后北洋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又稱“賄選憲法”）、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蔣介石上臺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制定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及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等，嘗試了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制度模式，但都以失敗告終。事實證明，不推翻三座大山，不實行人民民主，任何憲法都不可能得到人民擁護，都不可能起到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致力于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為“索我理想之中華”矢志不渝。從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始，自在江西中央蘇區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我們黨就開始了對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的探索和實踐。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制定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建立以延安為中心、以陜甘寧邊區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立邊區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則，以參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建立各級立法、行政、司法機關。1946年，我們黨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我們黨從成立時起，就高度重視權力監督問題，探索了一套對蘇維埃政府、邊區政府和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辦法，制定了涉及土地、婚姻、勞動、財經等各方面的法律，創造了“馬錫五審判方式”。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后，國家政權應該怎樣組織，國家應該怎樣治理，是關系國家前途、人民命運的根本性問題。經過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答案，這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明確提出“人民代表大會”的概念，即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組成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為中國人民將這一構想付諸實踐奠定了前提、創造了條件。1949年9月，黨發起并領導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此綱領實際上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毛澤東同志擔任主席并負責起草憲法草案。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時期前后，還制定實施了土地改革法、選舉法、婚姻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規以及有關戶籍、工商業、合作社、城市房屋、合同等方面的一批法令。此外，我們黨還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4次啟動制定和編纂民法典相關工作，但由于條件所限并未完成。總之，這一時期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構建了社會主義法制框架體系，確立了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重要保障和推動作用，也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現行憲法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礎。其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時稱“五四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為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進行的英勇斗爭，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國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的歷史變革。

“五四憲法”制定實施之后，我國法治建設走了一些彎路，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憲法形同虛設。1975年制定的憲法，受到“四人幫”干擾破壞，相較1954年憲法，存在極大倒退。1978年制定的憲法，因歷史條件限制，還來不及對“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進行全面總結、對“左”的錯誤進行徹底清理，雖然恢復了1954年憲法的部分條文，但仍以1975年憲法為基礎。1979年7月和1980年9月又兩次對憲法部分條文進行修改，但仍不能滿足形勢發展需要。

1978年12月，我們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同志發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9]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總結我國民主法制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特別是深刻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沉痛教訓，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成敗得失，立足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新要求，我們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20]的方針，也就是我們黨一直強調的法治工作和法治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我國現行憲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成為黨和國家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

我國現行憲法，即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這部憲法深刻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在繼承1949年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的基礎上，適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新要求，確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路線方針政策，把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確定為國家的根本任務，就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一系列規定，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為了使憲法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果，保持憲法的持久生命力，1982年憲法公布施行后，在黨中央領導下，全國人大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先后四次對這部憲法的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共通過了31條憲法修正案。這四次修改，體現了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發展的成果，使我國憲法在保持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基礎上緊跟時代前進步伐，不斷與時俱進，對我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力地推動和保障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有力地推動和加強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2001年，我國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就落實依法治國提出要求、作出部署，指導我們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三大戰略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進行研究部署，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九大召開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設立統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工作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工作中，努力將工作納入法治軌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發揮了重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編纂和頒布實施民法典，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事商事法制建設步伐不斷加快，先后制定或修訂了一大批民事商事法律，為編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21]這批民事商事法律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婚姻法、經濟合同法、商標法、專利法、涉外經濟合同法、繼承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企業破產法、外資企業法、技術合同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著作權法、收養法、公司法、擔保法、保險法、票據法、拍賣法、合伙企業法、證券法、合同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編纂民法典作出部署。此后，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分別審議民法總則、民法典各分編、民法典3個草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經過5年多的工作，2020年5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終于實現了幾代人的夙愿。這部民法典系統整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以來長期實踐形成的民事法律規范，汲取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優秀法律文化，借鑒了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是一部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對財產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嚴等各方面權利平等保護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的民法典，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以來，我國法治建設發展的不平凡歷程，可以總結出許多寶貴經驗和歷史啟示，特別是以下幾點。

其一，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進行了不懈努力，在不長時間內領導人民制定了憲法和一批法律法規，確立并鞏固了我國的國體、政體、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確立了立法體制、司法體制，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為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二，“文化大革命”期間，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破壞，黨、國家、人民為之付出沉重代價。經歷這一嚴重曲折之后，黨和國家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

其三，實踐證明，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建立起保證億萬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為具有顯著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國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也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人類探索建設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其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制度體系，具有顯著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根植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積淀的深厚歷史文化傳統，吸收借鑒了人類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經過了長期的實踐檢驗。

其五，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歷史任務，也必然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和歷史變遷。我們既要著眼長遠、打好基礎、建好制度，又要立足當前、突出重點、扎實工作，不斷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向縱深發展。

最后，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從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高度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明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發展道路、工作布局、重點任務、重大關系、重要保障，形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是“十一個堅持”，即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要求下應運而生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導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推進法治理論創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也同樣如此。

注釋

[1]按照學習教育活動的要求，除了閱讀指定讀物，筆者另外查閱了一些黨史文獻資料，并實地考察了幾處紅色法治文化遺跡，產生了一些書本之外的體會和收獲。此為本文之始。

[2]金沖及：《胡喬木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4][5][6][7][8][9][12][13][14]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7、9、10、11～12、31、111、161、4、3、3～4頁。

[10][11]《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第192、207頁。

[15]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

[16]習近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年第5期。

[17][18]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8～19、170頁。

[19][20]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6、147頁。

[21]《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充分認識頒布實施民法典重大意義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權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8034335423336154&wfr=spider&for=pc，2020年5月29日更新。

責 編／桂 琰

The Legal Significance of Learning the CPC History

Wang Jian

Abstract: The works of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CPC, the works of the high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work,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Party's documents and organizations are the most direct, comprehensive and basic literature for studying the Party's ideological theory and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The Party history and various related special histories not only provide a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law teaching and law research, but also help us accurately grasp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law teach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adhere to. We must organically combine the study of Party history with the study of other special histories, and innovat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in-depth study of Party history. Since the 18th CPC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a great deal of expositions on the rule of law after the founding of CPC, and ha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PC uniting with and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improving rule of law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clearly summarized and conclud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and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that must be adhered to in the future. Xi Jinping's rule of law thought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action plan for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law education and law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so it must be followed for a long time and be constantly developed and enriched.

Keywords: CPC history, rule of law, law education, legal research, Xi Jinping's rule of law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