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以徹底的民生實現為其全部實踐的價值本位，領導中國人民探索出一條國家發展與民生實現相輔相成的實踐道路。這是一條服務對象與工作主體相統一、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實踐創新之路，是一條中國共產黨將自身作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必要條件而不斷自我革命、自我超越的“大我”“無我”之路。在這條道路中，民生實現是中國共產黨全部實踐的價值本位，民生保障是中國共產黨推動廣大人民參與自身解放與發展事業的動員機制，民生改善是中國共產黨全部實踐的目標所向。中國共產黨百年實踐歷程就是中國人民從饑寒交迫走向共同富裕的宏偉的民生發展歷程。

【關鍵詞】民生實現 百年實踐  美好生活  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9.006

賈玉嬌，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理事。研究方向為社會保障基礎理論、社會治理與社會政策。主要著作有《社會保障與國家治理》《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通論》《中國社會保障調查——制度變遷與中國人的生命歷程》《利益協調與有序社會——社會管理視域下中國轉型期利益協調理論研究》等。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自此，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踏上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征程。作為這一偉大征程的一部分，從1921年到2021年的100年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了一場偉大的國家-社會建設事業，結束了舊中國長達100余年的戰爭狀態，創造了一個由瀕臨絕境、積貧積弱的國家到獨立自主富強的超大規模國家的發展奇跡，實現了對中國的有效治理，在人類社會發展史冊中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中國共產黨不斷創造奇跡引起世界矚目，引發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為此在西方主導的學術話語體系中建構起了有關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治的意象。其中，一種觀點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做出具有“超凡稟賦”和披有“神圣外衣”的“玄妙”解釋；另一種是基于西方特定的政治社會文化視角和價值立場所形成的“專制獨裁”的扭曲想象和污蔑抹黑。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從在中國孕育、建立，到動員帶領中國人民為實現自身解放和發展而斗爭，到成立新中國，到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再到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百年來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其獲得人民擁護和支持、認同和信任，能夠動員和整合中國人民，能夠破解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都無力面對的“一盤散沙”難題的秘訣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以徹底的民生實現作為其全部實踐的價值本位。

中國共產黨全部實踐的民生本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我們要時刻不忘這個初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1]這深刻揭示出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未來的全部實踐的內在遵循與根本使命。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具有鮮明的人民性，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這里所說的人民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體人民，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美好生活的建設者和享受者，而民生事關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是“人民性”“人民至上”“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最真實、最集中的體現。中國共產黨據此探索出一條國家發展與民生實現相輔相成的實踐道路。這條道路不僅是服務對象與工作主體相統一、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實踐創新之路，還是一條中國共產黨將自身作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要條件而不斷自我革命、自我超越的“大我”“無我”之路。

民生實現：中國共產黨全部實踐的價值本位。近代百年，民不聊生是激發近代中國進步人士社會責任感和對未來國家、社會想象的最直接的現實根源，而民生實現是當時中國進步人士開展救國救民艱苦探索的根本落腳點，是當時中國社會最迫切、最廣泛、最厚重的期待。在清末民初形成的各種救國救民的解決方案中，對民生問題不同的認識及實踐，決定了其被中國人民認同或選擇與否。在這些方案中，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而產生的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實踐道路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可。歷史證明人民的選擇是正確的。與其他政治組織不同，中國共產黨不僅提出了民生的理想圖景，而且注重民生實現，在推進社會關系變革中將美好的民生圖景轉化為現實。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2]由此可知，民生有兩個維度：生產和分配。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因此，無論是生產還是分配，其實質都是一種社會關系，并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在此理論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民生實現的本質是持續改變中國的社會關系，同時認識到其所具有的復雜性、長期性與階段性。中國共產黨百年實踐，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在這場社會關系的歷史巨變中，中國共產黨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初心使命，不斷突破既有社會條件的限制，持續實現和增進民生福祉。

民生保障：中國共產黨推動廣大人民參與自身解放與發展事業的動員機制。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然而，人民所具有的這一歷史功能需要被組織動員才能得到更充分地發揮。只有切實地動員人民，使其參與到解放與發展自身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實踐之中，才能推動偉大征程不斷向前，并保障其走向勝利。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積二十八年經驗”與孫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出相同的結論，即“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4]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到這一點。毛澤東同志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中提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未能被他本人及其后的“追隨者們”實現，但是被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其“秘訣”在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人民進行思想武裝與對人民現實利益進行滿足這兩大社會動員機制。其中，中國共產黨扎根群眾，發現普遍的民生訴求與不同群體具體的民生訴求，并在整體民生實現事業的動態發展中，有針對性地、有策略性地、分階段地進行民生保障，是我們黨整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團結群眾，凝聚人民力量，發揮其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主觀能動性的重要的動員機制。從中國共產黨孕育期的工人運動開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一系列革命運動與根據地、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在各個時期中，中國共產黨都將思想動員與民生保障緊密結合，在二者的相得益彰中持續開展社會動員與整合。

民生改善：中國共產黨全部實踐的目標所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5]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事關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中國共產黨全部實踐的目標所向。鑒于中國民生實現的復雜歷史情境，以及民生實現道路的探索性，中國共產黨在民生目標的指向下，通過抓住不同時期決定民生實現的社會主要矛盾，因時制宜地制定階段性民生實現目標與實踐方案，在革命運動、根據地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歷程中，不斷推動民生改善，并將在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及至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最終目標的不懈努力中，進一步提高民生水平，促進共同富裕。在革命運動與根據地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其力量作用范圍內，領導工人運動爭取勞動權益，減租減息；對困難工人施行社會救濟，保障工人工資和基本生活；對游民進行勞動改造，開始了民生保障。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時期，建立單位制，滿足絕大多數城市人口教育、住房、養老、醫療、喪葬等各種民生需求。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并在此集體經濟基礎之上建立農村救濟、醫療制度，使中國民生保障發生重大飛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釋放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實施開發式扶貧，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揭開了中國民生實現的新征程[6]。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兌現改革開放初期的民生實現承諾，加快將改革開放經濟紅利向社會轉移的速度，提升民生改善速度與品質，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向共同富裕邁進，使得中國民生保障進入高水平發展時期。中國民生持續改善揭開了西方福利國家危機的內在悖論，充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執政給民生進步帶來的政治保障力。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民生實踐

一百年很短，只是宇宙中的一瞬；一百年很長，中國社會在其間發生了劇烈變遷，走過了其他國家幾百年才能走完的歷程。在這不長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社會類型的壓縮式演進，中國民生水平得到了飛速提升；在這有限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人類社會發展新征程，用實踐的大筆畫出一幅不斷延展的美好生活圖景。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百年實踐歷程就是中國人民從饑寒交迫走向共同富裕的宏偉的民生發展歷程。根據中國共產黨實踐與民生事業發展雙向增促所呈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可將建黨百年來的民生實踐劃分為五個時期。

民生夢開篇：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民生實踐。1840年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迅速衰敗、被他國魚肉的近代屈辱史大幕，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相互勾結，壓榨中國人民，使得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國將不國、民不聊生激發了中國先進人士的救國救民之志。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探索的核心議題。在西方文明的劇烈沖擊下，懷著美好民生夢想的中國人開始將學習的目光投向西方。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中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在這些人中，“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7]然而，那些在西方“進步思潮”指導下的關于國家發展和民生保障的美好圖景卻如空中樓閣，無法在中國實現。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讓在絕望中的中國人看到了希望。自此，深藏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民生夢才真正開篇。

1919年，毛澤東同志撰寫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提出社會各階層廣泛關注的民生問題，如農民的土地和租稅問題，工人的工值工時問題，學生、女子、小學教員等特殊群體的問題等，同時號召人們研究解答這些問題，并指出民眾的大聯合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社會改造的一個根本方法。同年9月，毛澤東同志成立了問題研究會，提出150多個問題，其中民生類問題占三分之二。[8]這為中國共產黨立足民生，滿足人民利益訴求，以獲得社會認同，有效進行社會動員，奠定了前期理論與實踐基礎。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一方面提出民生保障的政治主張，另一方面將民生實現作為組織工人運動的動員機制。1922年5月，中國共產黨通過《八小時工作制》，同年8月，勞動組合書記部擬定《勞動法案大綱》，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資和享受勞動保險，以及保護女工、童工。[9]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要求制定強制性的勞工保險法，救濟失業工人等。[10]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制定并通過了《經濟斗爭決議案》，以專項形式提出勞動保護與社會保險。[11]1926年5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勞動法大綱決議案》，提出國家設立勞動局、勞動保險，保險費由雇主或國庫支出[12]，同時在《失業問題決議案》中提出失業保險是工人應有的權利[13]。在發動工人運動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工人的工作和生活，考察民生狀況，發現他們每天工作14個小時以上，沒有人身自由，工作環境沒有安全保障，生活情況惡劣。在了解其民生訴求后，早期共產黨人建立夜校，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改變工人“宿命論”式民生觀，同時成立黨組織，培育工人階級，將他們塑造成為馬克思主義民生觀的實踐主體。[14]自此，中國人民開始覺醒，轉變成這場為實現所有人的美好生活而戰斗、奮斗的偉大事業的主角。

民生初探：革命戰爭時期的民生實踐。隨著以城市為中心開展武裝革命路線的失敗，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的探索。1927年10月，毛澤東同志率領工農革命軍選址井岡山，創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由此揭開在中國復雜革命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反抗壓迫、反抗侵略的長期艱苦斗爭的大幕。在這一進程中，根據地建設對保障革命戰爭取得勝利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根據地生產和民生保障，認為只有開展生產，才能為前方戰場提供物資補給，只有重視民生保障，才能永葆人民戰爭的生命力。[15]因此，在這一時期，伴隨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壯大，民生實踐如星星之火一般出現在中國大地之上，并逐漸成燎原之勢。根據中國共產黨核心力量發生的三次大的遷移，革命戰爭時期可大體上被分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央蘇區時期和延安時期。在每一時期中，中國共產黨以中央革命根據地建設的“點”帶動根據地整體建設的“面”，開展了對中國現代民生保障的初探，其積累形成的民生保障制度建設經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民生發展奠定了寶貴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伴隨中國共產黨從組織建設到政權建設，這一時期民生保障的制度性質經歷了從政治主張到施政綱領的轉變，民生實現路徑經歷了由發起工人運動到機構化、社會化、制度化建設的轉變，民生保障內容向發展生產、土地改革與專項民生保障體系建設相結合的方向發展。民生保障在根據地治理中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專門的制度體系，其內部制度設置依據不同人群的需求日益精細化。就專項民生保障制度而言，贛南、閩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對這一時期民生保障的制度初探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奠定了延安時期根據地和解放區民生建設的基礎。

從機構設置上看，成立賑災委員會、勞動部、社會保險局、糧食調劑局、殘廢院，分管災害救濟、勞動權益保護、就業援助、工傷保險、農民收入保障、殘疾人救濟等民生保障事項。從社會組織的參與上看，成立互濟會、工會、農會、合作社，以及少先隊、兒童團等，這些群團組織的建立積極有效地整合吸納了社會資源，對根據地民生保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從民生保障制度建設上看，初步形成社會救濟、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三大制度板塊。1930年5月，中央蘇區頒布《勞動暫行法》，對看病醫藥費、撫恤費，以及失業工人和女工等社會保險進行規定。[16]1931年11月，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1933年10月，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規定“各企業各機關各商店及私人雇工，于付給工人職員工資之外，支付全部工資總額5～20%的數目，交納給社會保險局，作為社會保險基金；該項百分比例表，由中央勞動部以命令規定之；保險金不得向被保險人征收，亦不得從被保險人的工資內扣除”。[17]1948年12月，東北行政委員會頒布《東北公營企業戰時暫行勞動保險條例》，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較大范圍內實行了社會保險制度。1940年3月晉綏邊區政府通過的《關于改善工人生活辦法草案》[18]和1941年3月晉察冀北岳區總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確定的工人因勞而病、殘、亡的處理原則中，均對工傷期間的醫療費、工資待遇給付、因工死亡者的撫恤金、女工生育其間產假和工資等問題作出規定。[19]1942年2月，冀中區總工會、農村合作社冀中總社發布的《關于各級社工廠職工待遇之共同決定》規定，“廠方在工資以外，按工資十分之一存貯作勞動退休金，于工人脫離工廠時發給之”。[20]1949年9月，在總結根據地建設時期民生保障制度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新中國勞動保險制度和優撫制度的確立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21]

民生構造：計劃經濟時期的民生實踐。從民生發展的角度上看，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朝著實現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標邁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從此中國人民可以在國家的保護下，最大限度地實現民生。為此，中國共產黨在歷史條件的約束下，以人民為中心，基于中國國情，創建出了一套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即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單位-人民公社體制，實現民權、民主、民生的相互增促，為中國民生保障制度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雖然中國在此后的發展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們黨在這一時期形成的許多破解民生保障難題的思路和經驗性做法延傳至今。從這一時期民生發展格局的結構上看，發生了由臨時性民生保障向單位-人民公社制度基礎之上的民生保障制度體系的轉變，由此可將這一時期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1949年到1956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但社會主義革命還在繼續。1949年到1956年間，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實現生產資料由公私共有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最終在城市和農村分別建立起單位制與人民公社制。這一時期我國的民生保障工作從兩個方面展開。

一方面，黨和政府著手進行國家治理體系建構，逐漸吸納社會成員，實現經濟生產和民生保障的相互增促。從職能部門的設置上看，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內務部、勞動部和衛生部，分管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優撫、職工保險、公費醫療等事務。從制度設置上看，1950年，內務部經政務院批準公布《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優撫暫行條例》《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恤暫行條例》《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恤暫行條例》等，自此在全國范圍內有了統一的優撫工作法規；1951年，政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標志著新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正式確立；[22]1952年，政務院公布《關于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是公費醫療制度第一次以法規的形式正式確立[23]；195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女工作人員生產假期的通知》，標志著女性勞動者的生育保障制度初步建立[24]；同年國務院發布《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職處理暫行辦法》《關于處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職、退休時計算工作年限的暫行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病假期間生活待遇試行辦法》等法規，標志著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退休、退職制度的確立；1956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高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確立面向農村三無人員的“五保”制度。[25]

另一方面，針對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黨和國家采取臨時性與應急性的民生保障措施。近代常年戰爭給中國經濟社會造成重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包含難民、災民、貧民、流民在內的亟待救濟人口約有5000余萬人，此外，含“半失業”“將失業”的失業人口總數約為180余萬，二者相加超過全國總人口的10%。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設立社會司主管全國社會救濟工作，成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在自力更生的救濟原則的指導下，積極動員與組織人民通過勞動進行互助。[26]

第二個階段是從1957年到1980年。之所以將此階段的時間終點定位在1980年，是因為即便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但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制仍舊占據主導地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民生保障仍在延續。同時，在此后中國開始了全面推動國家勞動保障制度改革的預備工作，且在1980年建立了帶有鮮明計劃經濟時代特征的干部離休制度。在這一時期中，單位制與人民公社制度在國家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被吸納其中。單位制與人民公社制起源于根據地建設時期形成的治理經驗，將作為經濟、政治、社會的基本單位一體化，從而實現家庭、單位、國家利益的統一。單位作為連接國家與個人的中間組織，掌握國家分配下來的物質與思想資源，按照一定規則向下遞送與傳導，還作為一種經濟生產的組織形式，將單位人的勞動力向上轉化為人民共有財產，為國家向下轉移支付社會財富創造物質基礎，由此形成生產與分配的循環系統。這一時期的民生保障工作就是以此為基礎開展的。按照城鄉以及單位體制內部單位類型的不同，民生保障制度構造呈現出較為鮮明的板塊特征，即按照社會成員身份的不同，如農村居民、國家工作人員、企業職工、城市居民、軍人等，養老、醫療、救濟、福利等制度形成不同板塊，并形成以國家、集體為主，社會力量為輔的民生保障責任主體格局。

就農村人口而言，對其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組織提供的保障外，另有專門社會保障。1960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1956年到197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明確規定在農村實行“五保”制度。[27]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在生產隊可分配的總收入中扣留用于社會保險和集體福利支出的公益金。[28]針對農村醫療衛生問題，1965年6月，毛澤東同志作出“六·二六”指示，指出應“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29]解決了長期以來農村無醫無藥的困境，對保障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的身體健康起到重大作用。1966年8月，中國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服務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掛牌，[30]毛澤東同志對此予以高度贊揚，1969年，各地紛紛建立農村合作醫療。世界衛生組織贊譽該制度“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31]

就城市養老保障而言，1958年4月，勞動部發布《國務院關于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實施細則》，標志著企業職工的退休養老成為一項獨立的制度安排。1980年10月，國務院公布施行《關于老干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自此中國養老保障制度大體形成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制度、企業職工勞動保險制度、老干部離休制度等三大基本板塊。就城市人口醫療保障而言，公費醫療、勞保醫療、農村合作醫療等制度繼續完善。

就軍人優撫優待而言，其制度不斷完善，1962年3月，內務部、財政部聯合發布《撫恤救濟費使用辦法》，明確撫恤救濟費的使用原則和使用范圍。[32]就社會救濟而言，1956年8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關于職工生活困難補助辦法》，1961年1月，內務部制定發布《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1964年3月，內務部、財政部發出《關于解決企業職工退休后生活困難救濟經費問題的通知》，1965年6月，國務院發出《關于精簡退職的老職工生活困難救濟問題的通知》，自此建立起包含災害救濟、失業救濟、企業職工與精簡退職老職工的生活救濟、城市收入在內的社會救濟制度體系。

民生發展：改革開放后的民生實踐。為提高社會主義生產效率，釋放社會活力，同時順應國內外發展規律與趨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進入新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的開啟具有歷史必然性。從微觀層面講，中國人民在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近30年的政治上當家作主，經濟上均貧富，生活上有保障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給人民帶來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滿足感逐漸弱化，人民開始對國家發展與生活幸福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訴求。從宏觀層面看，經過1949年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和生育率顯著提高，人口數量翻倍增長，國民生產總值穩步提高，同時民生實現程度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人民絕大多數仍舊處于貧困狀態之中。按照每人每日支出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折合成當時的收入進行估計，中國的貧困發生率達90%左右。[33]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34]并指出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應當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作為這一時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任務。[35]只有政治保障優勢加上不斷做大的經濟蛋糕，才能不斷提高民生實現程度，從而真正釋放中國的制度優勢。

為此，以1978年安徽小崗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次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標志，黨與人民上下一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此后，中國民生實現的機制轉變為“混合”機制，由市場經濟發展這一帶來國民財富增長的前置機制，反貧困這一提升貧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后置機制，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這一民生保障整體水平提高的核心機制所組成。就市場經濟這一民生實現的前置機制而言，其既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民生水平，同時也產生了民生代價。在1978年至1998年間，中國農民居民家庭的人均純收入從133.6元上升到2162元，[36]農村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由1／3下降到1／20[37]。截至2013年底，根據世界銀行標準界定的全世界絕對人口標準計算，中國對全球扶貧的貢獻率已達75.7%，[38]為國際扶貧和發展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得到國際組織和社會的高度評價。在此機制下，具有脫貧能力的個體率先脫貧。就反貧困制度發展而言，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反貧困經歷了體制改革推動扶貧、開發式扶貧、扶貧攻堅和綜合扶貧階段。1984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于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1986年5月，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成立，并于1993年12月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1994年4月，國務院印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強調開發式扶貧的基本方針。[39]為應對21世紀的貧困問題，國務院印發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20）》。[40]就現代社會保障這一民生實現的核心機制而言，其沿著“一破一立”、增量改革的思路展開，即在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下，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民生保障制度與建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漸形成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基本架構。

在破解體制改革主要矛盾，改革舊有國家勞動保障制度時期，為配合經濟體制改革，消除舊有制度效率不高的弊端，黨中央采取變革勞動關系，強化企業、地方、個人參與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及加強國家勞動保障制度管理，對其進行改革并逐漸廢除的雙重制度手段。1983年，勞動人事部下發《關于積極試行勞動合同制的通知》，國務院頒發《關于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若干政策問題的暫行規定》，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勞動人事部在廣東省、四川省、江蘇省和遼寧省開展的退休費用社會統籌試點等一系列制度與實踐的開展，標志著這場重大的經濟社會變革即將全面開啟。1986年4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中，不僅首次提出社會保障概念，而且單獨設章闡述社會保障改革與社會化問題。[41]同年，國務院發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全面吹響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號角。同時，黨和政府改革并逐漸廢除公費醫療、住房福利制度和退休金制度。自此，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即在實現新舊制度轉換后，新制度如何伴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走向完善、成熟與定型，進而實現向民生保障系統的完全轉換。

以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42]為時間標志，中國民生實現進入以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為民生保障改革主要矛盾的時期。這一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重點，在于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保險制度和社會救助制度。具體來說，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重構主要沿著社會救助制度體系建立與社會保險關系理順兩大脈絡展開。

不斷完善的社會救助制度體系構筑起民生保障的兜底大網，對實現國企改制平穩著陸起到重要作用。從其民生保障的功能上看，社會救助制度經歷了由單一物質性保障到綜合性保障的轉變。1993年到2007年，為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廣與確立階段。1993年5月，上海市出臺《關于本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的通知》，揭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確立的大幕。2001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中提出“應保盡保”[43]，標志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立，此后該制度的規范化、科學化、專業化、社會化、法制化與精細化水平不斷提高。2007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在其推動下，之前發展緩慢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迅速覆蓋農村。自此，一張覆蓋城鄉的面向貧困人口的兜底保障大網形成。2003年至2013年，為民生兜底保障走向綜合化、立體化的發展階段。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礎上，中國陸續建立起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臨時救助等制度。自此，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主體，醫療、住房、教育、臨時救助等專項救助為分支的社會救助政策體系確立。

社會保險關系的不斷理順極大地提高了民生保障制度的公平與效率水平，同時也極大地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水平。既已形成的社會保險關系格局實質是利益格局，其中涉及國家與企業、個人，不同層級的政府、不同職能部門、不同代際、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利益，一旦調整必然會導致既得利益受損情況的發生，從而對制度改革形成阻力。在此情境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起直面復雜問題，探尋解決之道，在制度改革上取得了進展。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與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制度，得到社會廣泛、高度關注。

這一時期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著眼點，主要圍繞規范養老保險賬戶，探索制度統籌，提高社會統籌層次，推動養老保險管理經辦社會化，探索養老保險轉移接續，農村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等問題。在規范養老保險賬戶管理方面，1997年12月，勞動部辦公廳印發《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10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印發《關于規范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在推進制度統籌方面，1997年7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從此中國養老保險制度走上了全國統籌之路。在養老保險經辦社會化改革方面，1996年12月，勞動部發布《關于加快養老金社會化發放工作的通知》，2000年4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加快實行養老金社會化發放的通知》。在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方面，2009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2010年9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發《關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維護了流動人口的養老保障權益。在養老保險制度完善方面，2009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探索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農保制度。2011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標志著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實現制度全覆蓋。

這一時期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著眼點，主要集中在建立健全面向全民的醫療保險制度與開展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兩大方面。就前者而言，在這一時期中，中國開展了面向城鎮職工、城鎮居民與農民的醫療保險制度建設。1998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2003年5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發出《關于城鎮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指導意見》。2007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2011年4月，衛生部、民政部、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做好2011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有關工作的通知》。自此，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建立起來。就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而言，2000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體改辦等八部門制定的《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指導意見》，同年5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出《關于印發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通知》。2009年3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著力提升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44]此外，這一時期在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殘疾人福利、企業年金、慈善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也取得了一定進展。

民生增速擴量提質：十八大以來的民生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民生問題，將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將促進民生改善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要著力點，在全面系統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段性特征與未來發展趨向中，在深刻剖析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闡釋民生的內涵、意義與實現路徑，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新時代中國民生發展提供理論指引。[45]中國民生發展由此進入增速擴量提質期。總覽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民生方面的重要論述，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對民生維度與內涵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46]由此打開了民生認知維度和內涵延展的理論空間，打破了對民生認識的局限性和短視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47]標志著中國進入民生保障與實現的全面升級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家發展與民生改善如一體兩面，在相互增促中驗證彼此發展的成效。相較于物質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蘊含的民生維度更全面、內涵更豐富。那么，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或者說美好民生包括哪些內容呢？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48]此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49]同時，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并列提出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使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以上報告內容將民生保障解構為經濟、政治、社會、法治、精神、心理、環境等維度。由此反觀民生實現的階段狀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民生“五難”，即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50]在此問題導向下，今后一段時期民生保障的重點與難點得以明確。

其二是對民生改善的落腳點的闡述。民生改善的本質是什么？民生改善最終要實現人類社會哪一方面的向善？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深入，國外各種思潮的紛紛涌入，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給人們思想認識上帶來的改變等，給中國快速鋪就的民生實現之路的向前延展造成了諸多誘惑、陷阱與阻礙。現實的相對富足、國家保障力度的持續加大，容易讓一部分人安于現狀，缺少奮斗的動力；個人主義的流行，使一部分人割裂自身與社會整體的聯系，忽視其自身利益的獲得其實是這條偉大的民生實現之路所賦予的，從而對促進民生發展缺少動力，甚至為維護個體、局部的利益而阻礙整體民生事業的深入發展。毛澤東同志教導人們，要警惕糖衣炮彈對追求與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意志的腐蝕。為此，需要對民生改善的落腳點作出回答。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將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置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中，并要求在各項工作中全面準確貫徹落實。2018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產黨宣言》及其時代意義舉行第五次集體學習活動時，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宣言》精神忠實傳人，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進。[51]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奮斗本身就是一種幸福”，“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52]由此可知，民生改善在于實現所有人的解放與全面發展。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起，帶領中國人民參與并實現自身解放與全面發展就成為其重要歷史使命，在這一使命的召喚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一同創造了百年民生發展奇跡。

其三是對民生實現的系統性、全局性和長期性的闡述。民生實現不是民生某一個具體方面的實現，而是一項系統性、全局性、長期性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53]此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講話中明確指出，“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54]同時，民生實現貫穿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民生保障制度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定義民生保障制度與其他制度之間的關系，[55]從而強化了民生實踐的全局性。此外，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還將民生實現置于中國“兩個一百年”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歷程之中。

在習近平總書記民生系列重要論述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勇于在深入推進民生發展的道路上破冰而行，破局而立，民生保障進入快速提升期；在實現經濟社會均衡發展過程中，不斷彌補民生落后于經濟發展的差距，使得中國民生實現在這一時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民生實踐進入這一階段后，顯露出來的都是頑固性問題。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民生發展也進入攻堅克難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本著執政為民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敢于從自身利益開刀，不斷打破利益藩籬，推動民生整體發展水平顯著提高，突出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可以載入人類社會發展史冊的反貧困運動，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二是大力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發展，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進入空前發展增速擴容提質期。

首先，中國共產黨創造了反貧困奇跡。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56]正式揭開了中國脫貧攻堅的大幕。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親自指揮，從對貧困治理主體的能動性動員，到貧困治理理念、目標、路徑、方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精準扶貧，“六個精準”、“五個一批”，開發式扶貧、造血式扶貧，以及與社會救助兜底保障相結合等構成新時代中國反貧困理論的核心，并對世界反貧困理論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在黨中央的指揮和調動下，全國上下萬眾一心，打響了脫貧攻堅的人民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缺衣少穿的貧困夢魘被逐漸消除，中國共產黨在推動實現民生整體發展的道路上邁出具有歷史決定意義的一大步，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邁入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

在這場長達8年的脫貧攻堅戰中，黨中央不斷調適國家治理體系，制定出臺多項政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25.5萬個工作隊駐村，300多萬名青年精英駐村、擔任第一書記，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1800多名同志犧牲在脫貧攻堅征程上；中央、省、市縣財政專項資金投入累計近1.6萬億元。憑借中國從上到下的共同努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截至2021年2月，平均每年1000多萬人脫貧，2000多萬貧困患病人口得到醫療救助和其他各項專項救助，近2000萬貧困人口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養，2400多萬困難殘疾人獲得生活和護理補貼，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脫貧，區域性貧困和深度貧困得到有效治理。農村基本公共設施和環境得到重大改善，新建農村公路110萬公里，新增鐵路里程3.5萬公里，農網供電可靠率達到99%，貧困村通光纖和4G比例均超過98%，790萬戶、2568萬貧困群眾的住房得到改善，建設安置住房266萬套，集中安置區3.5萬個，960多萬人進入新家。[57]

其次，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進入增速擴量提質期。從2012年到2021年的9年間，中國經濟社會發生全面而深刻的變遷，民生領域不斷涌現新問題、新期待，社會保障制度體系脈絡與內在機理迅速形成并越發清晰，與經濟社會運行機理之間的良性互動性不斷提高。這一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特點為增速、擴量、提質，建設的重點與難點在于破除利益壁壘、實現徹底的制度轉型與制度整合，理清國家、社會、市場與個人之間的權責關系，推動形成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市場壯大與民生發展的多元共贏局面，進而實現民生保障資源供給效率提高與公平度提升。給利益易，動利益難。這場旨在重塑利益格局以實現長遠全體更大利益的變革注定充滿挑戰，給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和整合動員人民的能力提出新的嚴峻挑戰。然而，在這場復雜的制度改革與重塑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本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一場偉大的民生實踐的創新之路，其間結成的一個個凝結著中國智慧的制度成果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組成部分，帶有深厚的中國性、世界性和人類性。

就社會保障增速而言，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中國社會保障發展處于改革開放以來速度最快、惠及民生最廣、改革力度最大的時期。就這10年間社會保障制度出臺的速度而言，筆者整理1949年至2021年間國務院與相關部委發布的主要制度相關文件數量共計約500個，發現1949年至2010年間國家發布的社會保障制度相關文件數量約為350個，文件發布頻率為每年6個；2011年至2021年間國家發布的社會保障制度相關文件數量約為150個，文件發布頻率為每年15個，遠遠高于前60年的文件發布頻率。從這10年間社會保障水平提高的幅度上看，社會救助、城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表現突出。具體說來，2011年3月，發改委、民政部等五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的通知》[58]，要求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2011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做好2011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財政對居民醫保的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200元，居民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力爭達到70%左右，到2015年，這一補助標準提高到人均380元，居民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達到75%左右。[59]2011年4月，衛生部、民政部、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做好2011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有關工作的通知》，規定自2011年起，各級財政對新農合的補助標準從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新農合政策范圍內的住院費用報銷比例提高到70%左右。[60]到2015年，對新農合的人均補助標準達到380元，將政策范圍內門診和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分別提高到50%和75%左右。[61]此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撫恤金等連續上漲，其中前者連續上漲16年，極大地改善了退休人員的生活狀況。

就社會保障制度擴量而言，其主要體現在整體體系擴量與分支制度體系擴量兩大方面。

在整體體系擴量方面，在這一時期，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內部新生或再生的新的制度分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殘疾人社會保障與社會服務體系。2010年3月，《關于加快推進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和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發布，要求到2015年建立起殘疾人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的基本框架。[62]其二是住房保障制度建設。2010年8月，住建部、發改委等七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填補我國住房保障體系的空白，到2019年，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住房保障體系。其三是建設慈善制度。201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的通過開啟了中國慈善事業大發展的新時代。其四是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2011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年）》提出，到2015年，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組織健全、規模適度、運營良好、服務優良、監管到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63]其五是兒童福利與救助制度。2013年6月，民政部印發《關于開展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的基本內涵。[64]

在分支制度體系擴量方面，社會救助，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養老服務與殘疾人福利等分支制度得到一定發展。首先，社會救助制度體系中醫療救助發展出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2012年1月，民政部等四部委印發《關于開展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試點工作的意見》，提出開展重特大疾病救助試點。[65]其次，醫療保險制度擴項。2014年，國務院頒布《社會救助暫行辦法》，標志著綜合型社會救助制度體系基本形成；同時醫療保險制度體系內增加了大病保險和長期護理保險。2014年1月，國務院醫改辦發布《關于加快推進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通知》，要求2014年全面推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試點工作。[66]2016年6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提出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67]。再次，養老保險制度體系進一步健全。2013年12月，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于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201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辦法》，明確了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的制度框架和內容。[68]第四，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取得一定成就。2013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標志著中國養老服務業進入補短板的全面發展時期。第五，殘疾人福利制度體系不斷完善。2015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的意見》，決定在全國實施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69]

就社會保障制度提質而言，這一時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治理效能。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理順社會保險多元主體關系，含橫向上的制度并軌、銜接與關系協調，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縱向上的制度統籌、層次提高。首先，為提高社會保險的社會公平水平，黨中央不斷推動制度整合并軌。2013年12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出《關于公共租賃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軌運行的通知》；2014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2016年1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要求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70]2017年1月，民政部等六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醫療救助與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有效銜接的通知》；同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并實施試點方案》；2021年1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提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71]2014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推進異地就醫結算管理和服務”成為當年衛生體制改革的工作重點；[72]2015年8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印發《關于做好進城落戶農民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和關系轉移接續工作的辦法》；2016年11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發《關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若干問題的通知》；同年12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關于做好基本醫療保險跨省異地就醫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工作的通知》。其次，大力推動社會保險制度統籌層次。2017年6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關于工傷保險基金省級統籌的指導意見》；同年9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發出《關于進一步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制度的通知》；2018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通知》，積極推動社會保險金釋放更大的互助共濟、風險共擔效能。

其二是提升社會保障經辦能力。2016年11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發《“互聯網+人社”2020行動計劃》，2020行動計劃由基礎能力提升、管理服務創新和社會協作發展三項行動計劃組成，[73]對于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是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管理與運行的科學化。2012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見》，標志著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逐步走向科學化、規范化、精確化和專業化管理服務方向。2013年3月，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印發《保險公司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細化了商業保險公司開展與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或城鄉居民醫保相銜接的大病保險業務的管理辦法。[74]2015年8月，國務院印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行為進行規范。[75]2016年3月，國務院公布《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條例》，對社會保障基金籌集使用、管理運營的主體責任、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監督管理程序進行明確與規范。[76]

其四是推動社會保障制度法制化。2014年，《社會救助暫行辦法》公布；201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公布；2020年11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退役軍人保障法》；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為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法治化發展提供指導。

中國共產黨民生實踐中民生發展指標的大幅提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余年以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創出了一條通往美好生活的共建共享之路，人民生活得到空前改善。民主政治方面，截至2016年，全國25個省份制定或者修訂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辦法，全國85%的村建立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制度，89%的社區建立居民代表大會制度，98%的村制定了村規民約或村民自治章程，城市社區普遍制定了居民公約或自治章程。經濟方面，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49年的49.7元增長到2019年的30733元，貧困發生率在2019年降至0.6%。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1956年的88.2元增長到2019年的21559元。文化方面，文盲率從1949年的80%，降到2019年的4%，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8年的2.7%，提升到2019年的51.6%。社會方面，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2019年的77.3歲；嬰兒死亡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200‰下降到2019年的5.6‰；孕產婦死亡率從1949年的1500／10萬，下降到2019年的17.8／10萬。就業總量從1949年的1.8億人，提升到2019年的7.7471億人。基本公共環境和設施建設突飛猛進。鐵路營業里程由1949年末的2.18萬公里，提升到2019年末的13.99萬公里。養老保險惠及城鄉所有老年人，2019年底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9.68億。建立起了覆蓋超過13億人口的醫療保險體系，醫療保障惠及14億人口。居家養老服務和機構養老快速發展。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共有提供住宿的養老機構3.4萬個。住房方面，1949年人均住房面積僅4.5平方米，至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39.8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48.9平方米。截至2019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保障4317萬人，且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法制方面，依法解決糾紛的數量不斷增多。截至2019年，人民法院審理民事糾紛一審案件共結案13929634件。[77]

新時代的民生所向

一百年很短，不過是茫茫宇宙時間秩序中的一瞬。但是，對于每一位中國人而言，這一百年是厚重的，期間中國民生發生巨變，民生保障從無到有、從有到優；這一百年是深刻的，期間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民生成就深深融入每一代中國人的生命歷程，鐫刻進全體人民的生命體驗；這一百年是有強大生命力的，作為其生命之源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踐行下，不斷推進中國民生實現，向理想目標邁進。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生實現的終極所向是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為實現這一理想目標，中國共產黨不斷釋放有限經濟社會條件的民生效能，并不斷推動有限經濟社會條件的發展，釋放更大的民生效能，從而開創了具有階段性又具有內在一慣性的民生改善之路。在實現全面小康這一宏偉目標后，中國進入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階段，標志著中國民生實現進入新的重大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民生建設目標應為建立與共同富裕相契合的民生保障供給結構與供給水平。從民生保障的范圍上看，保障覆蓋民生各個領域；從民生保障的程度上看，民生保障供給的均衡度不斷提高；從民生保障的水平上看，循序漸進地提高兜底民生保障水平，進而推動社會整體民生水平的提高。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8次提到基本醫療、基本養老保險，5次提到基本公共產品均等化，5次提到社會保障，7次提到民生保障，6次提到經濟總量、資源與人口區域分布的均衡發展。[78]從其主要指標的設置上看，民生福祉類的指標數量最多。在20個主要指標中有7個屬于民生福祉類，占比超過三分之一，是歷次五年規劃中最高的，指標覆蓋了就業、收入、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各民生領域。以上事實充分表明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的前進方向，且更加突出強調民生實現的系統性與全局性，將破除制約經濟社會充分均衡發展的體制與制度桎梏作為民生改善升級的重要保障，久久為功，不斷縮小達至人人實現美好生活的現實距離，帶領人民朝向更加美好的生活邁進。

與此同時，新時代的民生建設也必然面臨嚴峻的現實挑戰。這一階段的民生實現任重道遠，國內外錯綜復雜形勢的外在約束，人民不斷提高的民生訴求與國家治理體系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決定了這條通向全民美好生活的道路注定不平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給世界民生保障與發展帶來嚴峻挑戰，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之間的矛盾。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79]在此指引下，我們應理清民生保障面臨和存在的不確定因素，認清民生保障所處的歷史階段，全面動員、上下一心，共同解決好民生與發展的問題。

注釋

[1]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7-12/31/c_1122175484.htm，2017年12月31日更新。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135頁。

[4][7]《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2～1473、1469頁。

[15]《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7～810、910～913頁。

[5]《習近平春節前夕赴江西看望慰問廣大干部群眾》，《人民日報》，2016年2月4日，第1版。

[6]賈玉嬌：《反貧困的中國道路：1978-2018》，《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8][14]孫克信等編著：《毛澤東調查研究活動簡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0、20～23頁。

[9][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6～177、254～255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57頁。

[12][13]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職工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13頁。

[16][17]嚴忠勤主編：《當代中國的職工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293～295頁。

[18][19][20]《中國工會歷史文獻（1937.7-1945.8）》，北京：工人出版社，1959年，第625～626、362～363、415～416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58～769頁。

[22][24][27][32]鄭功成：《從企業保障到社會保障：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發展》，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9年，第391、396、401、402頁。

[23][25]鄭功成主編：《社會保障學》，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年，第68頁。

[26]賈玉嬌、宋昊：《社會主要矛盾轉換與社會救助“兜底”的變遷、張力與因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28]《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出版社，1963年。

[29][31]姚力：《“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0]侯楠楠編：《赤腳醫生，鄉村里的向陽花》，《文摘報》，2019年4月13日，第8版。

[33]胡鞍鋼：《中國減貧之路：從貧困大國到小康社會（1949-2020）》，《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237～277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頁。

[35]《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http://www.people.com.cn/item/20years/newfiles/b1040.html，2021年3月20日引用。

[36]《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yearbook/indexC.htm。

[37]世界銀行編著：《中國戰勝農村貧困：世界銀行國別報告》，國務院扶貧辦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第7頁。

[38]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主編：《國際減貧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8頁。

[39]《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http://www.cpad.gov.cn/art/2016/7/14/art_343_141.html。

[40]《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23/content_5111138.htm；《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4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摘要）》，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764.htm。

[42]《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www.gov.cn/test/2007-08/29/content_730511.htm。

[43]《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1/content_5117347.htm。

[44]《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http://www.gov.cn/test/2009-04/08/content_1280069.htm。

[45]賈玉嬌：《習近平民生系列重要論述的主要來源與形成邏輯》，《社會保障評論》，2019年第1期。

[46][48]《習近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http://www.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5/c_123957816.htm。

[47][49][50]《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51]《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并講話》，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8605348641885442&wfr=spider&for=pc，2021年3月20日引用。

[52]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3日，第2版；《習近平：在2018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http://www.gov.cn/xinwen/2018-02/14/content_5266872.htm。

[53]《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第1版。

[54]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第2版。

[55]《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56]《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胡錦濤同志代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摘登》，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09/c40531-19530534-2.html。

[57]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2月26日，第2版。

[58][59][61][66]鄭功成主編：《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 201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140、140、148～149頁。

[60]《關于做好2011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有關工作的通知》，http://www.gov.cn/zwgk/2011-04/11/content_1841646.htm。

[62]《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國殘聯等部門和單位關于加快推進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和服務體系建設指導意見的通知》，http://www.gov.cn/zwgk/2010-03/12/content_1554425.htm。

[63]《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12/27/content_6550.htm。

[64]《民政部：四地試點建立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http://www.gov.cn/jrzg/2013-06/27/content_2435677.htm。

[65]《民政部 財政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衛生部 關于開展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試點工作的意見》，http://mzt.hunan.gov.cn/yw/shhjz/201403/t20140312_3721758.html。

[67]《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8/content_5089283.htm。

[68]《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辦法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4/06/content_9581.htm。

[69]《國務院關于全面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5/content_10181.htm。

[70]《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12/content_10582.htm。

[71]《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72]《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5/28/content_8832.htm。

[73]《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印發“互聯網＋人社”2020行動計劃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8/content_5130208.htm。

[74]《保監會關于印發〈保險公司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http://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49508.htm，2021年3月20日引用。

[75]《國務院關于印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23/content_10115.htm。

[76]《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條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28/content_5059035.htm。

[77]以上數據整理自：《中國人權法治化保障的新進展》，http://www.gov.cn/zhengce/2017-12/15/content_5247201.htm；《人民生活實現歷史性跨越闊步邁向全面小康——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四》，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9_1690098.html；《中華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圍繞國家發展大局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綜述》，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10/t20201014_494446.html；《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滄桑巨變七十載民族復興鑄輝煌——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2019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8/202006/ebfe31f24cc145b198dd730603ec4442.shtml；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202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年；方曉丹：《從居民收支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就》，《人民日報》，2020年7月27日，第10版。

[78][79]《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責 編／桂 琰

Centennial Struggle and Future Direction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e Value Concern of the CPC

Jia Yujiao

Abstract: The CPC always adheres to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pursues the thorough realiz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e value standard of all its practice,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exploring a practical path in whic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is is a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road that unifies the service recipients and people doing the work, and the purpose and regularity, and it is also a "big-self" and "no-self" road that the CPC takes itself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n this way, the realiz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value standard of all the practices of the CPC, the guarantee of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mechanism for the CPC to mobilize the broad masses of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own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goal of all the practices of the CPC.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of the CPC is the magnifice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hunger and cold to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people's livelihood realization, centennial practice, beautiful life, social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