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開拓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彰顯的中國理論和中國智慧的重要標識。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深刻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歷史背景、實踐基礎、理論境界和時代意義的闡釋中，凸顯了其中學理依循和理論要義的意蘊。
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源流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端于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立時期，其重要標志是毛澤東1956年4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和1957年2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站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問題”“矛盾”和“關系”等關鍵，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一系列基本問題作出探索，特別是對其中的學理依循和理論要義的闡釋，奠定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邏輯起點。
這里的學理依循，是指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原則。1956年，毛澤東在對蘇共二十大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可能變局和中國共產黨相應對策問題的闡釋中提出，“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他強調指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里的理論要義，是指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的三個核心理論，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理論，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理論。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回溯經濟思想這一歷史過程時談到，毛澤東同志“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由此確立的學理依循和理論要義，走出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第一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于改革開放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的標志。鄧小平認為，其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觀點，適合于當時正在全面推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話”；這些“新話”給人以“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的印象，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第二次結合”的重大成果。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這一時期，“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們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
這些理論與黨的十八大后的頭三年即從2012年至2015年形成的理論集為一體，構成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最初形態。其中“重要理論成果”有：“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于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屬性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習近平總書記概述的這些“重要理論成果”，構成新時期和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要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些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第二次結合”，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基本原則和學理依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成果，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要義和學術根基。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在新時代的豐富和發展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強調要“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提升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要求和新視野。
2015年11月，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新的實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當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強調“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話，豐富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學理依循和基本原則。
黨的十九大以來，以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為主導，進一步形成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理論創新，拓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內涵，提升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境界，集中體現在對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發展主線、戰略支撐、重要途徑、制度保障和必由之路的闡釋上。其一，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主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筑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其二，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其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途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盤大棋，要把這盤大棋走好。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優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空間布局的基礎工程。其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制度保障。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其五，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要著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提高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國際競爭力，更好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推進貿易強國建設。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拓新
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問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依循和理論要義作出探索，而且還從學理和學術上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首次作出闡釋。
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一“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作出六個主要層面的闡釋：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核心觀點，是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要牢牢把握的根本立場。二是堅持新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深入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新認識”，也“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觀點是相通的”，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全面發展的基本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按照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總要求和大趨勢。”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明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的理論觀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鮮明的理論觀點。四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新時期形成的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質特征的主要理論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五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為顯著的理論創造。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六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開放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根本出路。”要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同時，要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范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5年來，我們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并提出“七個堅持”的理論要義，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拓新。
以新發展理念為主導而初步形成的推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制度體制框架，是新發展理念成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和主導線索的現實根據。
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表明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能夠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根本上就是把為人民謀幸福、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個方面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關于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支柱。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要旨在于：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適應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的變化，堅持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
堅持問題導向以及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彰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回應人民群眾訴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基本方法。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在根本上就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中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僅是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而且還包含著對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開創性研究。習近平經濟思想的范疇，實現了狹義政治經濟學向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拓展，形成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基本路向和理論要義。
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研究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國際金融危機來看，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失業問題嚴重、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事實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在對托馬斯·皮凱蒂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評價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翔實的數據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同時也指出，“分析主要是從分配領域進行的，沒有過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可見，脫離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及其相應的經濟關系“總體”，只從分配上來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矛盾及其趨勢，在理論上顯然是有偏頗的。
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境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在當代的賡續。“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這個預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歷史和現實日益證明這個預言的科學價值”。
面對21世紀世界歷史的新的進程，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作出新的探索，提出，“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當今世界歷史“問題意識”的聚焦點就在于，“我們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更多領域、更高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對世界歷史在當今時代變化所作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判斷，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前提。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如何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如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如何維護我國發展利益、防范各種經濟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這些問題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重要課題，也成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升華的顯著標識。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以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以及人類面臨的眾多不穩定不確定的經濟政治社會因素為背景的。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作出的“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面對的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論斷，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問題意識”緣由所在。
2021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必須戰勝疫情，贏得這場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斗爭”“必須復蘇經濟，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必須加強團結，踐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理念”“必須完善全球治理，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其基本立場和主要觀點，對共同推動全球發展邁向平衡協調包容新階段問題進行了闡釋，拓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這一理論主題包含六個方面的要義：一是“堅持發展優先”，要把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強主要經濟體政策協調，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推動多邊發展合作進程協同增效。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護和促進人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增強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三是“堅持普惠包容”，關注發展中國家特殊需求，通過緩債、發展援助等方式支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困難特別大的脆弱國家，著力解決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四是“堅持創新驅動”，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挖掘疫后經濟增長新動能，攜手實現跨越發展。五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完善全球環境治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六是“堅持行動導向”，加大發展資源投入，重點推進減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上述內容，構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創造。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與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發展階段的升華
習近平總書記從“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的高度，對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創新性發展，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境界。
分析和判斷社會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處理和解決好不同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從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的分析切入，展現了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特征。
社會主要矛盾在新發展階段的樞紐作用，昭示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挈領和思想精粹：一要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根本上就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持不懈、堅定不移，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更有作為地不斷努力。二要凸顯生產的決定性作用。著力打通經濟運行和過程中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及其聯系，催生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三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樹立底線思維，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強弱項，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
總的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術語的革命”、新的理論要義、發展路向及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創新性闡釋。
第一，提出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中的“術語的革命”的問題。恩格斯曾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在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闡釋中，對諸如發展理念、所有制、分配體制、政府職能、市場機制、宏觀調控、產業結構、企業治理結構、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許多重要論斷作出高度評價，突出了這些范疇、概念的先導作用。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術語的革命”，構成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學術的和學理的基礎。
第二，對“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要義作出新的概括。一是凸顯了黨的十九大之前形成的理論要義的概括，如，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新發展理念的理論等。二是強調了黨的十九大以后提出的理論要義的概括，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指的就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三是彰顯了新發展階段需要作出新的探索的理論要義的概括，如，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等。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這些理論成果，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從歷史、理論和現實結合上進行概括，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對新發展階段“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的概述。
第三，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發展路向及方法作出新的闡釋。一是“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面對新發展階段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我們更要關注經濟實踐、投身經濟實踐。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要立足于我國國情和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歸根到底是對這一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和理性認識的升華。二是“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充分反映實際情況，使理論和政策創新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在新發展階段，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是“育新機”和“開新局”的關鍵所在。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解決好關鍵核心技術盡快要有實質性突破的問題，需要在察實情中出新招，要有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這些就是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課題指南和根本路向。三是“把握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短期波動中探究長期趨勢，使理論和政策創新充分體現先進性和科學性”。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四是“樹立國際視野，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互動中探討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經濟全球化仍然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潮流，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仍然是人類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課題，也是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的新的路向。
這三個方面，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怎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的新貢獻，又是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拓新，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發展階段的理論升華。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