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心儀“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的喧囂，樂于“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的喜悅，方顯得家和人興百福至，兒孫繞膝花滿堂。綜其幸福和喜樂，均來自于人，愛人、親人、友人，在人際中獲得能量，在社群中得到慰藉。所有的濃情和蜜意均可以消弭邊界感，融化疏離感，提供人際支持。然而世界無法一成不變，高速運轉的城市生活，迅速改變的生活情境，使得個體追求獨立性動機的需求日益強烈。現代社會，原子化時代已然到來，個體孤獨，人際疏離。人們在忙碌之中開始建構起分明的邊界，講求“不要麻煩別人”的禮貌，亦最好有“別人也不要麻煩我”的清靜。堅守自己的邊界，尊重他人的邊界，遠而不疏，近而不入，年輕人喜歡建立邊界，反對甚至恐懼他人樂此不疲建構的“黏稠化人際關系”。
當代青年社交需求的特點
社會學家稱當代社會為“無緣社會”，即隨著網絡時代而產生的人際關系的疏離，傳統意義上的地緣、學緣、業緣、職緣、社緣等社會關系都在日漸弱化和解體。當代青年的社會交往需求表現為：
一是社交微需求與人際低欲望。透過時代的濾鏡，人們在生活和工作繁瑣的重負下趨于“低欲望”，對社交日漸迷茫，感到惶惑，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更習慣用低欲望、無為、頹廢、躺平、佛系描述內在低動機狀態。美國心理學家戴維·麥克利蘭認為，人有基本的成就動機、權力動機和親和動機，為了內在驅動力不斷向前。但當現代社會人類欲望被過度放大之后，人們開始追求“低欲望生活”。低成就動機，因而躺平；低權力動機，因此互不干涉，彼此清靜；低社交動機，因而建構邊界。正如古希臘犬儒學派，提倡回歸自然，清心寡欲，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要求人克己無求，獨善其身。青年人社交恐懼不是心理學意義的社會交往焦慮障礙，而是盡量避免社交，擺脫無用社交，由面對面社交轉向網絡直接“拓圈”。
二是喜歡邊界感，拒絕社交黏稠。人際邊界是意識到“自我”與“他人”的能力，嬰兒5個月大可以清晰地以皮膚包裹的自己區分出“自我”和“他人”的關系，從而建立起物理性的邊界概念。人際邊界是具有彈性的，也可在心理上有所分化。青年人拒絕甚至反感一切毫無邊界感的黏稠化人際關系，對此保持疏離，不喜相識的眉飛色舞，也不愿分開時生離死別，他們對人際關系抱有淡薄的態度，君子之交淡如水。青年人的社恐現場，不是擔心冷場，而是害怕太熟。過于熱情的親友不斷打探你的隱私，控制欲過強的父母過度干涉你的生活，界限感不清的朋友總是闖入你的生活，強加于你關懷或強迫索取你的溫暖。
社交需求改變的動因
網絡社群對熟人社會的擠壓與生活日常的重組。與傳統的熟人社會相比，網絡空間陌生人交往和熟人社會疊加共同建構了生活日常，且網絡空間對日常生活進行重組建構，以及激活相匹配的生活日常。“人能群，彼不能群”“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馬，而牛馬能為人所用”，自然是因為人可以在社會互動規范中知曉如何達成合作、如何讓合作持續。傳統社會和自然經濟條件下，為了抵抗天災人禍和各類風險，人們需要結盟，情感同盟、經濟同盟、關系同盟。傳統生活，集村群居，守望相助，經濟共同體也是生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關系共同體、情感共同體，人們在共同體中可以求得自身發展，也可以自我循環，構建穩態的社會結構與心理結構。在市場規則、商品交換尚未成熟的年代，熟人社會通過情感和關系的紐帶成為跨期行為兌現的保障。熟人社會需要人際關系的維護，需要朋友之間的往來，需要親緣家庭的支撐，需要通過固定的儀式形成關聯，如紅白喜事的人情開支、春節走親訪友的禮尚往來，在差序格局的漣漪之中依關系的親密程度滿足人情的交換需求。這種密密麻麻的人情網絡形成了具有相對安全感的心理支持網和社會支持網，當身處困境或需要幫助的時候，人情網絡即顯現出它龐大的活力與支撐力，這是個體所需的人際基本，也是必要的人力資本。以聯盟形成關系，情感無邊界黏稠，這種外顯或內隱的交換被默認為跨期行為，不必及時兌現，但可以儲蓄到心理賬戶、情感賬戶，是情感依賴，也是人情債務。但是隨著社會流動急速加快，封閉性社會結構迅速瓦解，開放性、多元性社會從傳統禮制走向現代法治，公共服務、社會服務、商品服務提高了社會整體運行效率，弱化了傳統生活規則。網絡社群除了無所不在的便利之外，更讓人們隨時隨地獲得關注，隨時可以被聽到、被看到，永遠不會覺得自己獨處，互聯網提供的途徑越來越多，無需依賴熟人社會依然可以劍行天下，甚至可以去更遠的遠方。
人際關系酬賞的替代性改變。“古人結交而重義，今人結交而重利”，人際關系具有典型的酬賞價值，構建人際網絡是應對不確定性而被廣泛采納的重要策略。資源依賴觀認為，個體通過與其相互依賴的網絡構建可以從中獲得資源和管理不確定性的能力。為了更好地管理依賴關系，人們需要采用多種策略與他人建立關聯，如合作、利他、友誼、親情，乃至愛情。人是一只脆弱的蘆葦，毫無邊界感的黏稠性人際讓人類這種社會性動物不必離群索居，在濃稠的關系中獲得安全、滿足親密、抵抗風險、戰勝苦難，從基本性生理需求到發展性社會需求、高端性心理需求都可以借助社交達成滿足，我們時刻準備社交，這是一種天然的生存本能。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認為，人們相互依賴需要回報和成本。關系的回報是與他人接觸中獲得的令人滿足的經驗和商品，如關懷、幫助、滿足感。而成本是懲戒性的，要付出時間、精力、情感維持關系，其公式可以顯示為“結果=回報-成本”。成本越小，回報越高，結果越令人滿意，關系的持久性越強。根據關系的相互依賴性，每個人都希望享受“盈余經濟”，至少能收支平衡。人類的交換廣泛存在于一切交往關系中，“鄰居們交換恩惠，兒童交換玩具，同事們交換幫助，熟人交換禮貌，政治家交換讓步，討論者交換觀點，家庭主婦們交換烹飪技巧”。數字化轉型在經濟社會全方位全領域滲透，其重新定義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重塑了生活方式和人際模式。所有的交換對象完全可以從人際中得到解放，全部可以釋放到網絡空間。遠親近鄰的互助可以依靠智慧社區，關系網的人際通融可以通過互聯網達成，技術迭代和分工細化不再完全依靠關系帶來的“溫度”，而是取代為數字化的“速度”和“效度”。社會關系就是生產力，現代社會分工細化，數字化賦能，掌上辦事易辦、好辦、秒辦，所以依賴黏稠性人際關系解決的問題都可以瞬息得到解決。人際交換受社會規范影響，更互惠和更公平的規范才能持久，而人際酬賞機制常常不能互惠和公平，位高權重者拒絕參加同學聚會，腰纏萬貫者避免家族禮尚往來，擁有資源不同決定了他們交換的地位也不同。資源占有影響了人際交換，交換一旦不能公平對等則容易很快終止，而網絡社交的淺嘗輒止常常可以快速止損。
個體社交微需求的現代性嬗變。關系是一種選擇，現代化也是一種陷阱。關系是深植于歷史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和重要資源，歷經從傳統到現代的巨大轉變，人們的文化價值和人格從遵從權威的傳統性逐漸過渡為平權開放、獨立自顧的現代性。小說《90后來了》刻畫了一批活在當下，拒絕威權主義和說教的90后，他們年輕（young）、個體主義（individualistic）、自由奔放（free-minded）。與傳統文化相適應的威權主義、人情面子、和諧關系在90后的年輕人身上日益減少，而適應現代化需求的開放、包容、多元主義不斷增多，個體獨立建構的自我日益增強，互依建構的自我不斷減弱。社會心理學家楊國樞認為，現代化理論在宏觀上區分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反映在個體身上即為人的傳統性和現代性。在現代社會急速變遷的驅使下，從傳統到現代，個體主義不斷張揚，集體主義日漸式微。傳統的關系性社會既可以滿足情感交流的需要，也提供了服務性和互利性的實用目的。現代性的熱衷并不意味著傳統性的低迷，而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現代化細分和服務的精準化，傳統關系的功能部分衰落。社會的工業化程度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加之人們受教育程度和經濟實力的許可，更多的年輕人可以獨立生活、自由選擇，人際關系的模式也日趨以滿足自我為前提。在第一現代性情境下，家庭關系是先賦和必然的，而在第二現代性下，家庭關系不再成為必需品，個人更注重自我需求的實現。甚至在后工業時代具備新的制度需求下，數字化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性、靈活性和流動性，個體無需生存于家庭團結之中，可以從家庭共同體這一必選項上升為選擇項。傳統人際關系所承擔的日常照料、經濟支持、情感慰藉等功能不斷被社會服務所替代，文化在變遷的道路上一路從傳統性奔往現代性，帶來的人際關系的個體化意向明顯，原有關系權力結構松動，社交關系的需求不斷被消融、被讓渡和被喪失。
保持距離，還是保持聯系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與后工業社會之后，逐漸擺脫了農業社會的制度與文化態勢，以大機器生產方式開啟了新的選擇性，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新技術的應用再一次帶來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迭代。麻省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雪莉·特爾克研究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她曾是技術的崇拜者，但是現在卻面對全世界大聲疾呼：科技讓我們更孤獨！孤獨已經被《經濟學人》期刊列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孤獨實際上是人們對“期望的社交關系”和“實際感受的社交關系”之間差異的主觀反應，它與許多的負面風險因素相關，如焦慮、抑郁、生理和心理健康等。孤獨是在網絡人際泡沫繁榮下的內心孤寂，網絡雖然提供了二次元、三次元和各類非直接接觸，但是青年一代仍然在人際泡沫繁榮中內心孤寂。海德格爾說，技術圖像時代的到來會使人淪為一種受技術支配的存在，詩意匱乏，信仰缺席，人的生存被技術異化，貌似自由，實則桎梏。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爾克在《群體性孤獨》中認為，人們時常感到孤獨，卻又害怕被親密關系束縛，數字化技術為人們提供了陪伴，但不幸僅是一種虛幻的陪伴，沉浸越多，在現實中越找不到親密感。現實情況中，2018年英國特雷莎政府批準設立“孤獨大臣”，2021年日本內閣任命解決國民孤獨問題的國務大臣，“孤獨大臣”憑一己之力，可以對抗全人類的孤獨問題嗎？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認為，現代人罹患了一種“無限渴望之病”。
保持聯系是生存的必需。《流動的現代性》里所分析的社群主義共同體，是“一個置身于波濤洶涌、讓人無處藏身的大海中的舒適安逸如家的平靜小島”。自然選擇決定了今天的物種，架構人際關聯的動機正是由于其適應性，滿足了人類社會初期群體與自然抗衡的本質。互聯網社會下人際關系貌似疏遠，網絡社交發揮了替代性功能，在人類進入21世紀不斷擁抱新技術的同時，科技仿佛也劫持了人的生活和情感。但是人際互動是本能，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將需求層次理論從七層次精煉到五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馬修·利伯曼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精神病學、行為科學的跨學科教授，當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站的崛起引發了大眾的廣泛討論之時，利伯曼就有興趣利用fMRI技術探究人類“社會腦”的奧秘。他在著作《社交讓我們的大腦連接起來》（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中指出，背側前額葉是社會腦的中樞，當人們睡眠、休息、外顯性思考時，這一部分神經網絡就會被高度激活，它掌控我們的社交生活，使我們隨時待命，并以他者的思維、情感和目標來看待這個世界。心理學的刺激假設（stimulation hypothesis）提出，社交媒體互動中社交線索與現實情境不同使得個體不容易共情，不易產生對他人的真實性關心，雖然分享親密信息較為自在自由且舒適，但是僅能提供短暫親密感，對于形成長久的友誼和親密度影響微弱。
社會互動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性活動，包含向度、深度、廣度和頻度，虛擬社交向度自由、廣度寬闊、頻度繁蕪，自然也能深度交互，但是相對于真實社交而言，越沉浸反而越孤獨，其所建立的情感連接性較弱，親密關系滿意度不足，幸福體驗不強烈。網絡社交多集中于無實際內容的表情包互動、機械式無需思考的點贊、泛泛的贊美與空洞的祝福、廣播式的交流和分享最新動態、美化過的生活和濾鏡下的面孔，這些弱連結無法替代現實面對面的強連結，人們需要握手時篤定的眼神、恐懼中溫暖的懷抱、秋波中暗送的情意、話語中濃濃的柔情、怯弱時好友的鼓勵、生病時家人的叮囑。人際互動所能提供的人際信任、同理心、獲得感、協商邊界、情緒調節以及建立自我價值感在網絡社群中都難以達成。同時，網絡互動更多地重量而非質，但心理學的幸福研究發現，社會交往中與幸福相關的變量是交往質量，而非交往數量。網絡中的被動互動將人們囚禁于看起來美好的牢籠中，貌似目眩神迷，實則被其操縱。因此人類最終無法離開線下交流，偶爾小聚、時常碰面，提升滿意度，清晰自我定位。況且全面、深刻而急遽的社會轉型中蘊含了高度不確定性，更容易在心靈上造成一種深刻的無常感和無力感，這些更需要緊密地聯結而形成穩定的線下人際支持，打破自我蜷縮，通過人與人活躍而健康的連結化解風險，心意相通。
保持距離是禮貌的社交。蘇格拉底說，“未經省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誠然，社交需要濃稠，但是邊界依然日漸清晰。人際關聯從來源和性質上看，可以分為嵌入性人際關聯和實現型人際關聯，前者是先驗的，后者是自致的；前者如父母、親屬，后者為朋友、伙伴。高質量人際關系的建立并不容易，它可能源于知識、技能和能力。保持合適的邊界感實際上就是一種運用情境判斷評估社會關系的能力，也是洞察社會關系的能力，而能力越強的人，其宜人性水平越好，受歡迎程度也越高。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治·米德認為，人類互動受到文化及其所體現的象征意義的影響。西方社會是建立在個體意識之上的群體意識，中國則是建立在群體意識之上的個體意識。任何一種成熟的文化，都會同時具備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但是時代變遷與嬗變是動態而非靜態的，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也勢必會與環境與生態體系相伴而生。清晰的邊界是現代性人際關系的體面與禮貌，過于干涉他人，分不清楚邊界，看起來不求回報、不遺余力，實則是高度控制欲的顯現，是越界不自覺地對他人的干擾。古典哲學假定一種不變的信仰猶如精神的雕像可以形成人們的人格，學會尊重人際邊界也是避免道德性“綁架與控制”。社交原則需要讓自己舒服，也需要讓他人舒服，懂得合理建立個人邊界，學會如何尊重他人邊界，致力于形成人際連結中的有序生態，俾使在個體關聯中成就群體，同時在群體互動中成就個體，拒絕無邊界的人際黏稠，學會用智慧廓清交往邊界。親近而不逾矩，熟悉而有距離。人生如尺，理應有度。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