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相結合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理論指導。踏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我們需要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科學分析和深入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以更好地加強思想理論武裝，指導工作，推動實踐。
發展階段理論的新時代創新
經濟學是研究不同社會或同一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經濟規律的科學，因而政治經濟學對經濟規律的揭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于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這就意味著，不同社會或同一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必然有不同的特殊經濟發展規律，因而揭示不同社會或同一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就成為政治經濟學的首要任務。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是科學的理論體系，始終保持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和改造力，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而不斷創新、豐富和發展的，始終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特征。馬克思依據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深刻揭示，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列寧依據對資本主義特殊歷史發展階段帝國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精辟分析，認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帝國主義鏈條中的薄弱環節突破，并運用這一理論領導十月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道路，帶領中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總體水平較低和具有多層次性的現實基礎，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帶領中國人民探索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黨在深刻認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新矛盾、新挑戰、新機遇的基礎上，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科學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我們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雄厚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要看到，“全面小康”和“全面現代化”是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更強調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新舊動能轉換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從而表現出在發展階段、發展目標、發展理念、發展動力、發展格局、發展道路、發展方式、發展政策、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的差別。因此，我們黨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一步劃分為不同發展階段，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更加尊重和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從而豐富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階段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最突出的特征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從生存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越來越強烈，盼望就業更加靈活充分、住房更加寬敞舒適、環境更加生態宜居、服務更加方便貼心、教育更加公平優質、文體活動更加豐富多彩、就醫看病更加便捷有質量、養老服務更加可及有保障、社會更加和諧有序。我們黨依據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新期盼，作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的重大判斷，成為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理論基礎。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新變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要矛盾理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借鑒世界經濟理論的優秀成果，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刻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針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需要，創新性地揭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必然成為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
習近平經濟思想也是對經濟學理論的重大創新和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在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目前尚沒有也不可能有關于中國式現代化可資借鑒的理論學說。西方發展經濟學雖然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現代化，但由于它們的學說主要依據發達國家現代化的發展經驗和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因而存在發展經驗和理論邏輯上的錯位。同時，西方發展經濟學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低收入陷阱”問題，對于進入中高收入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推進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缺乏有針對性的理論學說，因而存在發展階段的錯位。習近平經濟思想無疑為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建設貢獻了“中國智慧”。
研究對象的新時代拓展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不同時代的不同關系，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不同發展變化，推進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不斷發展。
馬克思之所以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是因為，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深刻認識到，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無法容納它所創造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這就決定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生產關系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需要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解放社會生產力。總的來看，把研究對象確定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時代所需、實踐所需、工人階級所需。
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主要研究以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說，主要是因為其理論前提是資產階級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不變的。雖然制度經濟學把制度因素納入理論體系之中，但他們所說的制度并不包括根本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西方經濟學對生產力的研究，也表現為兩個不同階段的鮮明特征：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剛剛代替封建主義生產關系，需要為自己創造強大的生產力基礎，因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發展生產力成為主要矛盾，這也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能夠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進行科學探討、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的理論來源的重要原因。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成熟階段，雖然生產關系已經束縛甚至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改變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但由于西方經濟學不可能突破資本主義的根本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框架探討生產力的發展，只能通過調整具體經濟制度、體制機制和發展模式解放生產力，這就使它對生產力運動規律的科學研究受到了嚴重的階級局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自己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既要研究生產關系，也要研究生產力。這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在舊中國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后，黨的八大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當時生產力落后成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研究生產力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責無旁貸的歷史擔當。這樣，一可以為新生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堅實的生產力基礎；二可以創造比資本主義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超發達國家，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終建立在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基礎上；三可以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更有效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所以，鄧小平指出，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要研究生產關系，主要是由以下兩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一方面，這是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夠清晰，教條主義理解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改革與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而改革開放就是要建立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強調，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
另一方面，這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體現。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的變化會引起生產關系的變化。這就決定了不斷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長期堅持的研究對象。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偉大創造的結果。所以，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不僅要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還要進一步擴展到研究保護生產力。保護生產力，一方面是指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筑牢國家經濟安全屏障。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另一方面是指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確保生態安全，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從保護生態的新視角明確提出了保護生產力的新范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保護生產力之所以被提升到與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同等重要的高度，就是因為：
其一，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特別是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給我國現代化發展帶來了諸多外部風險。一旦對這些風險發生誤判、應對失誤，就會導致對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其二，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但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發展中大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意味著我國的現代化并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完成的，需要我們運用足夠的智慧解決現代化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
其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要求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推進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因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出明確要求、作出工作部署。這個“統籌”主要表現在：第一，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和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使國內大市場的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推進現代化的各種風險，筑牢經濟發展安全線，從而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自主可控的保障。第三，促進農業、制造業、服務業、能源資源等產業門類關系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推動上下游、產供銷有效銜接，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可以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堅實基礎。第四，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維護金融安全，形成現代產業體系，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第五，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資源生態安全保障。
以上分析表明，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創新性發展，拓展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形成了更為系統化的經濟理論，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更為全面的理論指導。
研究主線的新時代轉化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不同時代的不同關系，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的不同研究主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依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確定改革與發展兩大主題的關系，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嚴重束縛，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就成為時代的主題，發展作為改革的目的被放在改革的體系框架中。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不再成為主要問題，發展生產力上升為時代的新主題，因而“十五”計劃綱要明確提出堅持把發展作為主題，把改革開放與科技進步并列放在發展動力的位置上。這意味著改革被納入到了發展的框架之中，把發展放在了總攬全局的位置上。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生產力也要隨之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因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也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線從以往的“以發展為主題”轉化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高質量發展也就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關鍵范疇。
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就需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是因為，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產業結構優化相對滯后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創新驅動發展，特別是依靠技術創新形成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等新供給，實現更高水平上的供求動態平衡，這就要求必須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城鄉和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協調發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融合發展；人民對生態文明日益增長的需求與生態環境供給不足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綠色發展，推進經濟發展的綠色轉型；對外開放層次不高和不全面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開放發展，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居民收入差距較大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共享發展，推進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因為，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會為科技創新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核心關鍵技術的自主可控，奠定現代化的技術保障基礎；會為欠發達地區和廣大鄉村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國內大循環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城鄉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確保欠發達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同步基本實現現代化，確保實現鄉村振興；會為綠色技術創新和生態產業化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進程，實現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會為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開放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會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創造公平的市場機會，加快共享發展，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總之，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新發展階段，依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提出了通過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體性解決方案，形成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發展理論體系，這既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新的原則遵循，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現代化道路并沒有固定模式，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適履。每個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努力都應該受到尊重。”中國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理論和道路，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功推進，無疑會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有價值的借鑒。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原校長、資深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