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走工農互促、城鄉互補是我們在已有發展基礎之上實現可持續的、充分而均衡發展的不二選擇。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出發點有二， 一是促進經濟發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質量邁進，二是城鎮帶鄉村，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均衡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和發展面臨的現實難題都充分證明，我們已有的成就，得益于城鄉經濟要素流通梗阻的打通，而目前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困局，源于城鄉經濟要素流通還不充分不順暢，破解這些困局的鑰匙，有賴于從更深層次清除城鄉經濟要素流通梗阻，建立和完善通暢的經濟要素互通制度架構和政策體系。
關鍵詞:經濟要素 工農城鄉關系 資源配置 深化改革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為什么要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因為走工農互促、城鄉互補是我們在已有發展基礎之上實現可持續的、充分而均衡發展的不二選擇。我們不妨從一個簡單事例出發進行思考：在我國還有6億左右居民月收入在千元上下的情況下，京滬深等一線城市房價奇高。一套常見的百平米左右住房，售價達數百萬乃至千萬元之高，讓一般工薪市民望而卻步。而同等價值的住房，在非熱點的廣大城鎮，面積幾乎擴大了二、三十倍。前者一套房，解決的是一戶居民的居住問題，拉動的是建設一套住房的有限市場需求，而后者可滿足20-30戶居民的住房需求，帶動的是更大的市場（建筑材料、施工、裝修、社會服務等上下游環節）。同等的GDP下，二者實際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天差地別。且前者造成市場畸形發展，隨時存在泡沫化的巨大風險，后者的巨大需求則蘊藏于上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但現實中往往受限于各種梗阻造成有效供給和需求不能對接。如何破解這種發展中的困局？我們認為，推動城鄉經濟要素的“互通”，是增強城市和發達地區發展后勁，拉動農村和落后地區發展的有效手段，是構建新型工農關系和實現工農互促、城鄉互補的直接抓手和“牛鼻子”。未來更高水平、更加充分和更加均衡的發展，也取決于我們能否從更深層次上打通城鄉經濟要素互通的梗阻，實現經濟要素全域、全環節的通融和最佳配置。
從要素資源配置角度理解鄉村振興和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黨中央之所以把鄉村振興和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提升到戰略高度，就是因為在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成就的同時，還清醒認識到我們面臨著發展水平不高、發展不充分、發展不均衡等諸多問題和短板。我們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較發達地區和部門要獲得持續的市場和資源要素支撐，欠發達的部門和地區要盤活其資源存量，提升其資源利用的經濟效益。
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未來關鍵要素和資源空間在哪里？外循環只能起輔助作用，以消費為主的國內市場和資源激活才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我們目前的發展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還較低，人均所得約為高收入國家的五分之一。我們還有6億左右人口消費能力不足，他們大部分在農村。鄉村人口收入整體上一直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這部分人口及其關聯的經濟要素，是個龐大的潛在市場，相當于2個美國市場，6個日本市場，7個德國市場，8個英國市場。城鄉均衡發展，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后勁和內在韌性，關系到現代化建設全局。
從經濟學角度看，實現鄉村振興和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就是要在既定的自然環境和資源稟賦等條件下，由工業化和城鎮化產生的效率優勢的非農部門拉動，形成城鎮和鄉村經濟要素基于市場機制的動態流動和優化組合，農村和農業部門生產者獲得不斷上漲的社會平均收入水平，農村和農業領域中的土地、勞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新的經濟結構、新的技術條件、新的制度環境下不斷重新組合，實現更高效率生產，居民達到更高消費水平的動態過程。這一過程的核心目標是不斷提高農村居民收入，以期達到與城鎮居民收入的相對平衡，過程實現的手段是鄉村各類生產要素按照市場原則充分流動和重新組合，獲得最佳經濟效益，過程的客觀結果表現為鄉村經濟活動的組織和效率得到改善，其勞動者創造的增加值與城鎮其它部門大致相當。
實現鄉村振興，關鍵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在既定的資源環境條件下，解決這兩個難題的出路在于：一是用鄉村人口和農業人口的轉移解決人的出路問題，即向城鎮和非傳統農業領域轉移，二是通過城鄉要素互通，激活閑置和低效資源，盤活資源存量，提高人均資源擁有量和利用效率，達到增收目的。這兩條出路，其實可以歸為一點，就是打通城鄉之間以及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的阻隔，讓經濟要素充分流動，在價格信號引領下優化組合，盤活閑置和低效資源存量，通過涓滴效應，讓其收益直接惠及具有較高邊際消費傾向的中低收入階層，發揮乘數作用，克服“馬太效應”所導致的消費緊縮惡性循環。概言之，要素流動，特別是鄉城之間的經濟要素雙向流動，形成互通格局，是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直接抓手。
通則富，互通則共富
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出發點有二，一是促進經濟發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質量邁進，二是城鎮帶鄉村，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均衡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和發展面臨的現實難題都充分證明，我們已有的成就，得益于城鄉經濟要素流通梗阻的打通，而目前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困局，根源于城鄉經濟要素流通還不充分不順暢，破解這些困局的鑰匙，有賴于從更深層次清除城鄉經濟要素流通梗阻，建立和完善通暢的經濟要素互通制度架構和政策體系。
第一，土地承包制實現了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開啟了土地和勞動力流動的閘門（種什么、怎么種、誰來種），更加重要的是為農地后續的流轉和三權分置創造了條件。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經濟要素之一，通過制度安排變遷，實現了利用方式的流動，極大提高了土地生產率和勞動力利用效率，真正把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的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龐大的農業勞動力擺脫“以糧為綱”的桎梏，由市場引導進入城鎮和農村非農業生產領域，形成了中國制造業興起的獨特人力資本優勢，奠定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第三，數以億計的鄉村人口流入城鎮，推動了四十余年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從改革開放之初不到20%到目前超過60%，其主要推動力就是鄉城人口遷移和流動。作為經濟要素中最為活躍的人的流動，為城鎮非農產業發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勞動力，為城鎮經濟繁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消費支撐。
第四，數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農地被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拉大了城市化發展骨架，初步形成了以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京津冀城市圈為龍頭，遍布全國的近20個城市群錯落分布的格局。盤活了資源，提升了國土價值。
第五，資金、技術、人才等經濟要素從大一統的占據經濟總量絕對份額的國有和集體經濟成分中解放出來，在外資、民營以及其它混合經濟成分中找到成長空間，形成相互融合和競爭的局面，極大提升了我國的經濟活力和抗御風險的韌性。
但審視我們目前面臨的發展不充分、發展不均衡、發展后勁不足等一系列突出難題，不難看出，已經初步形成的城鄉經濟要素流通，整體上還是淺層次和單向的流動，沒有形成整體的、互動的循環和互補互促的格局，經濟要素流動應該產生的經濟社會效應沒有有效地彰顯出來。
首先，目前的經濟要素流動還在一些領域、一些區域受到梗阻。多年來，一提到開放，首先想到的是對外開放，其實國內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也存在開放的問題。地區封瑣、行業壁壘、進入壟斷等現象并非鮮見。這些梗阻不除，經濟要素就無法真正盤活，市場機制帶來的利益就難以惠及鄉村和弱勢農業。
其次，目前的經濟要素流動在許多方面還呈現為不完全的、淺層次的流動，沒有產生經濟要素流動帶來的化學反應。比如鄉城人口向城鎮流動，我們從這個巨大的洪流中獲益甚多，但這種流動是以一種不穩定、不完全的方式進行的。所謂不穩定，是數量巨大的鄉城流動人口雖然表現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其真正融入城鎮還存在很多障礙，這種要素流動及其帶來的社會經濟效果可能消于無形，甚至產生負面影響；所謂不完全，就是在眾多作為“活”的經濟要素的鄉村人口流入城鎮后，與之相關聯的“死”的經濟要素，如宅基地、建設用地、農地等其它要素，未能有效地流動起來，未能達到要素優化組合產生最佳經濟效益的效果。
再次，目前的經濟要素流動，還呈現出單邊、非均衡格局。我們的城鄉經濟要素流動基本格局是從鄉村向城鎮，從農業向非農業的單向流動。少部分資金、技術、人才向鄉村和農業部門流動，主要依靠政府推動，沒有形成以市場為主體、社會資源自覺行動的格局。在經濟要素單邊流動的背景下，農村和農業部門的經濟要素又未能及時跟進優化組合，導致這些區域和部門在要素的“虹吸現象”下嚴重“失血”，并產生“馬太效應”，削弱了發展能力，強化了發展不均衡的格局，最終也損害了城鎮和非農業部門的持續發展能力。
要素的流通，帶動鄉村振興和農業發展的機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通過要素流動，讓農業和農村累積的經濟要素在更加廣闊的、能夠獲得更高邊際收益的市場發揮作用，可以稱之為“激活效應”；二是通過要素流動，讓鄉村和農業的要素（其中包括從地域和行業外部流入的要素）在新的條件下重組，獲得更高的生產效率，產生更好經濟效果，從而追趕城鎮和非農業部門發展水平，達到均衡發展效果，可以稱之為“提升效應”。在“激活效應”和“提升效應”的共同作用下，才能達到進一步繁榮城鎮并且帶動鄉村的目的。因此，只有雙向的、互動的要素流動，才能真正激活要素和提高效率。這就是通則活，互通則共富。
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鄉城和工農經濟要素互通互促
實現有效的城鄉和工農經濟要素互通，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有效的途徑和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在已有的基礎之上深化改革。
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內大循環，實質上就是要形成多元的、活躍的市場主體在統一的大市場框架下，由市場信號引導，配置資源，優化組合生產模式，實現發揮各類資源的最佳邊際效益。這也是實現城鄉和工農經濟要素互通，達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必然要求。
激活和推動經濟要素的流動和重組，必須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場之力，發揮其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要營造市場選擇、公平競爭的透明制度環境，清除梗阻國內大循環暢通的各種制度、觀念和利益羈絆，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規范、透明、充分開放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經濟要素流通信息靈敏、快速有效的物理通道，規范服務經濟要素無障礙流通的社會通道，降低經濟要素流動的社會交易成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要通過政策體系的構建和引導，拓展和深化經濟要素流動渠道，消除一切要素流動的藩籬。
激活和推動經濟要素的流動和重組，應該以“人”為中心，通過“人”這一最活躍要素的流動，帶動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流動，又通過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流動，促進人口流動和人口布局的進一步優化，實現均衡發展的目標。人口、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的互通，這也應該是城城之間、城鄉之間、鄉鄉之間的互通。
所謂城城經濟要素互通，就是要克服少數中心城市單向虹吸周邊中小城市經濟要素而形成的“大樹下面不長草”格局，通過構建城市圈帶和城市群，以規劃同編、產業同鏈、交通同網、金融同城、科技同心、市場同體、生態同建、污染同治等手段，實現城市群內功能布局分工，產業布局耦合，經濟要素雙向和多向互動，增強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輻射力。這樣既可以克服少數中心城市經濟要素極度密集帶來的發展成本過高難以為繼的現象，也帶動域內中小城市均衡發展，提升區域發展綜合實力和韌性。
所謂城鄉之間經濟要素互通，一方面是要在已有的改革和發展基礎上，打通制度瓶頸，疏通鄉城流動人口融入城鎮的最后環節；另一方面是要疏通城鎮經濟要素向鄉村和中小城鎮輻射通道，實現要素下鄉，資源重組，產業提升，人口進城，在更高的水平和更高的質量上實現城鎮化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更多強調前一方面，對后者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目前我們對城鎮要素下鄉，或多或少還存在一些顧慮，也設置了許多門檻，比如對城鎮資本進入農村農業和非農業領域，對城鎮居民進入農村建設用地和住宅市場，都是持消極和抑制的態度，這是不利于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城市居民老齡化日益嚴重，存在龐大退休養老群體，他們多數人嫌棄城市房價太高、交通擁擠、空氣污染、食品不安全，希望回到宜居的鄉村小鎮安心養老。也有城鎮青年希望通過新業態、新技術嫁接和改造傳統農業，在鄉村的廣闊天地創業。我們不妨順應這一趨勢，在守住基本農田數量和質量紅線并且堅持“農地農用”的原則下，放開農村宅基地和建設用地市場。在現有農村居民宅基地確權和基本農田認定的基礎上，建立宅基地和建設用地異地置換和交易機制，農地復墾保障耕地數量和質量機制，鄉村中小城鎮規劃和人口遷入機制，以農村地區縣城和中心城鎮為主要依托，開辟城鎮化發展的第二戰場，將廣大鄉村分散人口向中心城鎮聚居，逐步減少直至最終消除“空心村”現象，騰出產業化和規模經營空間。鼓勵城鎮經濟要素下鄉，通過最有活力的經濟要素，撬動更大規模的要素流動，激活農村資源存量，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質量上促進城鎮化向縱深發展。
鄉鄉之間經濟要素互通，就是要突破目前鄉村經濟要素畫地為牢、流動不暢的制度性障礙。在地、山、水、林、草、湖三權分置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改革，通過培育和激活要素市場，實現資源資產化、權利股份化、農民股民化，徹底打破普遍存在的農業要素必須在同一村級經濟組織成員之間流動的制約，擴大資源利用和產業發展空間，為規模經營和提高農民收入營造適宜的制度環境。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汪世琦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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