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盤和林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近日，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發布《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報告通過分析五年來1907份與外賣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相關的有效判決發現，隨著外賣平臺用工模式的演進，騎手與平臺、配送商、靈活用工平臺之間的勞動關系趨于復雜化和間接化，這為騎手的勞動權益保障帶來一定困難。

當前的勞動保障體系滯后于數字經濟用工模式的變化

據了解，目前外賣平臺的用工模式一共分為三種，包括餐館自有雇員配送、眾包和專送。

餐館自雇員工的勞動用工關系比較簡單和明確，所以其勞動權益更有保障，而另外兩種則不然。眾包和專送隨著行業的擴張又演變成平臺自雇、勞務派遣、平臺招募眾包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平臺自雇和勞務派遣的勞動關系更為清晰，而其他幾個模式的勞動關系則是錯綜復雜。

目前國家對于騎手是否與平臺和配送商存在實質性的用工關系存有爭議，筆者認為應當分類、靈活處理。

部分專送騎手與配送商存在實質性的勞動關系，部分眾包騎手與平臺是類勞動關系，部分眾包騎手與平臺的實質性勞動從屬很弱，幾乎不存在勞動關系。如果一概而論都采用傳統的用工模式為騎手提供社會保障，那么其間的雇傭成本和用工方收益以及進行的監督是不對等的。

騎手的社會保障問題需謹慎從道德制高點來評價

近一兩年出現的若干外賣騎手維權難問題，把平臺推上了風口浪尖，成為眾矢之的。平臺紛紛于近期出臺了針對性措施，例如，美團平臺在2021年9月8日面向1103家外賣合作商發出《關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倡議》，規范配送合作商用工行為。

數字經濟帶來的新用工模式，以外賣騎手為代表，他們具有一定的工作靈活性，較少受到強制的時間和地點限制，平臺本身對騎手的工作約束能力有限，因此要平臺承擔與傳統用工一樣的社保成本并不現實。而從騎手本身來說，當參與了傳統的用工方式并受到勞動保障的保護，就意味著這個工作的靈活性消失了，完全與平臺綁定在一起，工作時長和強度就會受到約束，一旦更換職業和工作城市，就會出現醫療、養老社保的轉移問題，再加上隨之而來的五險一金等成本，騎手本身納入傳統勞動保障的動機也并不強。

當然，平臺是與消費者的直接接觸方，消費者自然會將外賣騎手與平臺聯系在一起。平臺往往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設，將用工責任外包或者眾包，但其間的確也應當肩負起一定的監督責任。那么，這兩者之間應當如何平衡呢？ 筆者認為需要靈活的用工保障制度。

關鍵在于分步落實靈活用工保障制度體系

2021年7月16日，人社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該文明確“勞動三分法”原則，即將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新就業形態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和個人依托平臺自主開展經營活動、從事自由職業。其中第一項和第三項是傳統的勞動二分法，分別由勞動法和民法進行管理，而“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則是一個新出現的門類。

“勞動三分法”原則明確了平臺靈活就業人員的身份，構成了靈活用工保障體系的制度基礎，跳脫出傳統的以勞動關系為基礎的勞動保障制度，而采取一種適應數字經濟新業態靈活用工的保障制度，既減輕和分散平臺的用工成本，讓平臺積極地承擔用工責任，也將更多靈活就業者納入到保障體系中，讓勞動關系更加透明。

實事求是地看，在“勞動三分法”原則奠定的基礎上，為每天奔波在路上的騎手們摸索出一條適應騎手職業特點的職業傷害保障之路，才是燃眉之急。

2021年8月18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游鈞指出，人社部正在制定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辦法，擬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力爭盡早地解決職業傷害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考慮到建立平臺靈活就業人員的職業傷害保障制度是一項關系復雜、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制度創新，是全新領域，所以擬先從社會各界關注度較高、職業傷害風險較大的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這些行業入手。

可以說，職業傷害保障為平臺提供了一個比傳統用工模式成本更低、可持續性更強的維護騎手權益的渠道和方式。該辦法可以暫時繞開勞動關系的認定，將廣大騎手集體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更加關注就業人員權益的保護。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還可以借助市場的力量，如人身傷害險、第三方責任險等多種商業保險一定程度上能夠對就業者權益提供保障。互聯網平臺本身也可以積極與商業保險公司合作，根據自身的用工特點和性質衍生出更合適雙方的保障方式。

綜上，數字經濟的發展及經營模式的豐富對多元化用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化解平臺本身的用工責任與成本之間的矛盾，需要進一步完善落實貫徹“勞動三分法”原則的制度體系，分步推進靈活就業保障制度，同時盡快通過職業傷害保障等工具彌補騎手等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