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人本哲學，在政治領域的表現是民本，在社會治理上的實踐是重民生，善治的本質則為“厚民生”，富民是國家治理的根本追求。這一點在儒家的思想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富民可謂是其根本性關切。程頤說：“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此“本”之體現，概要說來有以下諸端。
富民是“政之急者”。在國家和社會諸多事務中，儒家認為民生是最緊迫的事情。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正因為富民是最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將民生置于優先的位置來認知和討論。如子貢問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文中的“足食”是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為國家治理的關鍵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計，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孔子將“足食”置于“足兵”之前，可見民生在孔子那里不僅是重要的，更是緊迫的。從孔子的論述來看，他所謂的“足食”和“食”，似乎不僅僅限于溫飽，而是過上比溫飽更好的富裕生活，因為他論述說這也是人人可求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弟子冉有駕車。沿途見到人煙稠密，孔子頗為高興，“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文中的“富之”一詞，鮮明而直白地顯示了孔子的富民立場和主張；而“富之——教之”的先后次序也表明，儒家固然極重禮義教化，但仍然主張富民是首要的，也是最為急切的。
弟子有若發揮了孔子這一思想，主張“百姓足則君足”，意即只有人民富裕了，統治者也才能夠無虞饑寒。有一年魯國發生饑荒，魯哀公問有若，說國家鬧饑荒，經濟緊張，用度不足，怎么辦呢？有若建議說，那么實行國家提取百分之十的什一稅，怎么樣？魯哀公一聽就有點不滿，他說，我現在實行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國家財力還是緊張，如果用什一稅，那我喝西北風啊。有若見哀公意欲盤剝人民，于是嚴肅地警告他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下之意很明顯，“君”要過得好，首先得要讓人民過得好，民生問題實際也是統治者自己的生計問題。事實上儒家民生優先、富民優先的價值取向，對于民生的改善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富民是治國安邦之基石。在儒家思想里，富民之所以為“政之急”，是因為它有著治國安邦的重要政治意義。一方面，富民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儒家認為現實的經濟利益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即孟子所謂的“恒產決定恒心”“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識，也包含人們的社會認同和依禮循則的秩序觀念。儒家認為此“恒心”與社會的治、亂密切相關，缺乏“恒心”，社會就會陷入無序和混亂，“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社會一旦出現“無不為已”的局面，當然也就不能實現有效的治理，“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相反，孟子認為若“制民恒產”，使每戶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家家栽種桑樹，又養雞、豚、狗、豕之畜，人人安居樂業，自會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正是循此“恒產—恒心”的理路，所以孟子認為富民有著急切的現實合理性和必要性，“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所謂“反其本”，實即“制民之產”，亦即采取切實施政措施來富民，實現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此為安民致治的要津。
另一方面，民富才能國安。儒家認為民心的向背是統治合法、合理的最終依據，即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獲得人民的支持，統治者則必須“與民同樂”而不能“獨樂”，“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所謂的“同樂”，其要義在于“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而究其實即強調統治者應關注并解決好民生問題，正如《孟子·盡心上》所言：“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儒家認為，唯有富民，才能贏得民心，也才能“王天下”。《孟子·離婁上》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儒家認為，真正“王天下”的統治者，無不是“富民”的；如果不是這樣，統治者只滿足一己私欲，不顧人民冷暖饑寒，則其執政合法性不僅不足，其國也將難安。此意誠如荀子所揭：“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正是有鑒于富民對于治國安邦如此極端的重要性，故儒家一直宣揚“富民為本”。
富民是“治人者”之天職。按儒家的理解，天生民而樹之君，“治人者”對人民負有無可推卸的政治義務和責任，用儒家的說法即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所謂“堯舜之澤”，其間最為基本的就是人民的生計問題，儒家一再提醒“治人者”，要如古圣王一樣，以天下為己任，以民生為天職：“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儒家還以“為民父母”為喻，強調富民也是統治者不可逃避的道義責任。如《孟子·滕文公上》說：“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因此，對那些不顧人民饑寒交迫、只顧一己享樂的統治者，儒家痛斥之“率獸食人”，根本不配“為民父母”：“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顯然，在儒家看來“為民父母”，是絕不應“使斯民饑而死”的，相反，他們有義務和責任讓人民過上“有粟如水火”的豐衣足食的生活，換言之，“治人者”天然負有富民之責。
富民是善治之標志。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判定一個社會治理得好壞，一個政權的善與惡，其中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人民生活的品質與狀態如何。一個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富裕的社會，就是一個好社會，甚至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如孟子就認為，“王道”社會就是能讓人民生活無憂的樂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能讓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富裕生活，也就達到了理想的“圣人之治”：“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事實上，在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會——“大同”世界里，其中突出的內容就是民生無憂，人民生活幸福。《禮記·禮運》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文中所謂“皆有所養”，就揭示這是一個民生無憂，“養生喪死無憾”的人間樂土。正因為如此，所以儒家深信：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治理良善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民富民樂的社會。
中國古代有“儒如五谷”之說，喻示儒家對古代社會的重大意義，儒家“富民、厚生”論，就是這一意義在治國安邦上的重要體現，而其取向顯然是追求社會整體與長遠的利益。
（作者：胡發貴、李寧，分別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