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動蕩與變革交織，這兩大顯著特征體現在經濟、政治、安全、文化等多個領域。在此大背景下，對國際格局、國際秩序進而對人類生活具有特殊影響的大國關系何去何從至關重要且舉世關注。傳統大國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對抗與沖突的關系，壓制與反制是處理彼此關系的基本手段。新世界不應當也無法再沿襲舊邏輯。為順應世界發展大勢，當今世界諸大國應當破舊立新，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這種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國關系形態的核心應當是：相互尊重、戰略互信、穩定合作、共贏共進。
【關鍵詞】變革動蕩的世界 傳統大國關系 新型大國關系 戰略互信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在動蕩與變革的世界上，大國關系何去何從至關重要
當今世界是一個動蕩的世界。這種動蕩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的舊傷未愈，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傷又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同遭重創，世界經濟深度調整期顯著拉長，形形色色的本土主義、保護主義顯著升溫，國家間的貿易摩擦此起彼伏且烈度上升。這種動蕩在政治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不斷祭出新樣式，極端民粹主義在全球多地興風作浪，部分國家政治分裂和政治極化現象進一步加劇。這種動蕩在安全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軍備競賽、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既有的各種國際安全機制的效力持續下降，地區性熱點此起彼伏。這種動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社會信息化對各國傳統價值的沖擊更為明顯，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和較量重新升溫，全球思想的相互激蕩進一步加劇。動蕩意味著不安全。一個不安全的世界自然不是美好的世界。
當今世界也是一個變革的世界。這種變革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新科技革命方興未艾，數字技術強勢崛起，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全球發展格局正在改變。這種變革在政治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國際力量的此消彼長呈現諸多新特點和新趨勢，國際格局重構加速，國際機制的失能或弱能進一步凸顯了改革的必要性，去霸權日益成為國際共識，國際關系民主化趨勢進一步凸顯。這種變革在國際安全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集體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日益深入人心，國際安全機制正在更新。這種變革在文化領域的主要表現，就是“普世主義”價值觀遭到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質疑，文明間交流互鑒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類交往的精神障礙進一步被打破。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孕育著新希望。
在這樣一個以動蕩與變革為顯著特征的世界，大國關系何去何從至關重要，也令世人高度關注。之所以如此，與大國在國際關系中所實際擁有的特殊地位、在世界和平與發展方面所負有的特殊責任直接相關。美國學者諾曼·里奇（Norman Rich）在系統考察拿破侖戰爭至今的大國外交之后斷言：“大國政策不僅決定了本國人民的福祉與不幸，同時也常常會影響到，而且一般是非常嚴重地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地區大多數人民的命運。”英國國際關系理論家巴里·布贊（Barry Buzan）在深入分析了美國與當今諸大國的關系之后也指出：“就身份而言，大國在社會結構是一種敵人、對手還是朋友的結構方面起著重要作用，進而對國際社會的特征起著重要作用。”簡而言之，大國的對外行為，特別是對待其他大國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大國關系狀況，不僅深刻影響本國的安全和發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際格局的走向、國際秩序的穩定和國際體系的形態。
傳統大國關系為什么不能再延續
在近代以來的國際關系發展史上，曾長期存在一種以對抗與沖突為基本特征、以壓制與反制為基本手段的大國關系。今天的人們通常將其稱為“傳統大國關系”。在傳統大國關系形成和演化的過程中，相關大國也有結盟或其他形式的戰略和政策協調行為，以應對某種共同挑戰或嚴重威脅，但這類協調行為往往只是暫時的，其間充滿復雜的利益計算和微妙的相互博弈，貌合神離、齟齬不斷十分常見；即使是那種所謂的“一致性的意識形態聯盟”，也會因為相關大國對共同意識形態的不同解釋而走向解體。大國間對抗性關系的形成和演化，與大國執政集團或政治精英、思想精英對人類社會和國際關系本質的認知、對維護國家利益和保障國家安全方式的選擇有關。被歐美國際關系學界稱為現實主義理論大師的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這本流布甚廣、影響巨大的著作中就寫道：人類社會受根植于人性的法則支配，“這個世界本質上是一個利益對抗和利益沖突的世界，道德原則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實現”。既然國際關系是一種有別于國內政治的無政府狀態，通行的是“人對人像狼一樣”的叢林法則，那么國家維護自身利益、保障自身安全只能通過自助方式。擴充軍備以威懾、遏制乃至壓倒對方是國家的本能反應，“安全困境”則是一種邏輯必然，戰爭不時發生，和平只是兩場戰爭的間歇。
在傳統大國關系中，大國增強實力、追逐利益和顯示權力，通常是與征服、戰爭、支配與控制等行為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一點從“大國”（great power）這一概念的緣起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詞源學的研究顯示，盡管大國存在的事實在東西方均早已有之，如古代的雅典、斯巴達、迦太基和羅馬，古代的中東帝國和中華帝國，但這一概念卻是肇始于近代的歐洲。一部近代歐洲史，始終籠罩著濃重的戰爭陰云，不時上演著“大國政治的悲劇”。在戰爭的鐵砧子上，這片古老大陸上的每一個國家都不斷被錘打著。即使是那些先后活躍于國際舞臺的諸大國，也都經歷過這樣的生死劫。英國著名歷史學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在描述1914年之前的世界時，曾“把大國定義為有能力在戰爭中取勝的國家”。對世界歷史特別是國際關系史有著深刻洞察力的巴里·布贊，在一本討論21世紀的大國關系與世界政治的著作中也寫道：“在傾向于戰爭的歐洲背景下，大國地位的主要標準是軍事力量和在戰爭中取勝，當然，還有其正式地位在公開場合得到同等國家所承認等外交因素。”總之，歐洲傳統大國在獲取和護持自身優勢地位的過程中，既伴隨著萬丈雄心，享受過短暫的榮耀，也面臨著揮之不去的威脅，承受著綿延不絕的恐懼。在歐洲傳統大國之后陸續走進國際舞臺中央的其他大國，其感受和經歷也大體如此。
面對動蕩與變革交織的當今世界，“怎么辦”，既是各大國都必須認真思考和謹慎作答的大問題，也受到廣大中小國家滿懷焦慮的高度關注。如果各大國在處理彼此關系時固守陳舊思想觀念，沿襲傳統行為方式，大國關系的未來自然是令人悲觀的，廣大中小國家則不得不承受更為糟糕的后果。這方面的歷史教訓足夠多且足夠深刻。美國著名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這本廣受世人關注的著作中，通過對世界歷史的梳理，聲稱發現了以下事實：“在過去的500多年中，有16個大國崛起并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國的案例，其中有12次導致了戰爭。幸免于戰爭的4個案例則只是因為挑戰者和被挑戰者都在行動和態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調整。”基于對可怕前景的深重憂慮，艾利森反復辯解，說他從事這項研究的目標，就是幫助相關大國的政治家們汲取人類歷史上的經驗與教訓，從中找到豐富線索，并能夠形成一個在不發生戰爭的狀態下滿足各國基本利益的戰略。
當今世界已經發生巨變，未來早已悄然到來。關鍵在于人們是否充分感知到巨變，并主動敞開心扉迎接未來。幾年前，年輕的美國學者喬舒亞·雷默（Joshua C. Ramo）在《不可思議的年代：面對新世界必須具備的關鍵概念》這本小冊子中寫道：“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已經大不相同，但是我們目前所接受的關于國家和國際政治的大部分觀念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現的。”陳舊的思想觀念，自然產生陳舊的行為模式，歷史也會因此呈現令人不滿乃至不安的循環特征。這自然不是人類所期盼的理想狀態。新世界不能沿襲舊邏輯。巨變的世界需要人類更新思想觀念，也需要重構大國關系的基本框架。老路絕對走不通，走老路也十分危險。
新型大國關系應當是相互尊重、戰略互信、穩定合作、共贏共進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人們觀察和思考世界的目的，不僅僅在于描述所面臨的世界——不管這種描述如何全面和精準，也不僅僅在于解釋這個世界——不管這種解釋如何系統和深刻，關鍵在于尋找到改造世界的正確路徑，使其更理性、更可控，因而也更美好。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今世界，后一點尤為重要。改造世界的議題涉及方方面面，就國際關系而言，其中關鍵議題之一，就是構建怎樣的大國關系。答案只能是：新型大國關系。
新型大國關系應當是相互尊重的關系。在國際關系中，相互尊重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它是平等原則對國際行為體在跨國互動中的行為方式的最基本要求。大國間的相互尊重首先應當體現為尊重彼此的主權。主權具有鮮明的建構性，一如對主權問題有深入研究的日本學者篠田英朗所指出的那樣，“無論它的實際應用如何，主權概念已經被認定為建構現實的基本因素”。換言之，主權原則是構建國家這一典型的現代政治共同體和由國家作為主要行為體的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只有尊重主權，才有可能實現國家間的良性互動，才有可能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大國間的相互尊重其次應當體現為尊重彼此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一個國家選擇何種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是歷史和現實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主要是這個國家人民的選擇。它們是否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并且只能依據這個國家的發展狀況來檢驗。一個大國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大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否則肯定會水土不服，甚至會帶來災難性后果。一個大國也不應當自以為是或懷有不可告人目的地向其他大國強行推銷本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否則只會招致對象國的不滿和抵制，從而惡化彼此間關系。大國間的相互尊重再次應當體現為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各國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是本國人民豐富實踐的結晶，延續著本國的精神血脈，構建了本國的文化認同，因而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就像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一樣，世界上也沒有哪兩個大國在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方面完全一致。一個大國如果試圖向其他大國強行推銷自己崇尚的價值觀念，搞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同樣是十分有害的。一個大國處理與其他大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恰當做法，只能是尊重現實、相互包容、平等交流、彼此互鑒。
新型大國關系應當是戰略互信的關系。作為一種良好社會關系的表征，信任既是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前提，也是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的基礎。習近平主席曾將信任稱為“國際關系中最好的黏合劑”。作為信任的一種特殊形式，國際關系中的戰略互信，是指國家之間在彼此全局性目標、長期性意圖方面的相互肯定、相互支持乃至相互依賴；與之相反的，則是所謂的戰略互疑。從國際關系史上看，大國之間因缺乏戰略互信——或曰存在戰略互疑——從而產生戰略誤判，是導致彼此對立、產生沖突，甚至形成全面對抗直至爆發戰爭的重要原因；而大國之間確立戰略互信，則有助于消除因偶然因素誘發的分歧、摩擦、爭端、危機，直至實現國家戰略對接。大國間的戰略互信首先應當體現為彼此有明確意愿建立穩定的對話機制，通過經常性、多領域、多層次的溝通與交流，不斷增進彼此間的了解和理解，努力消除可能誘發戰略誤判的各種因素。大國間的戰略互信其次應當體現為對其他大國的發展成就和態勢不過于敏感，對其戰略意圖、長遠目標不做惡意揣測，確立“一個大國崛起并不意味著其他大國必定衰落”的理念，不斷增強大國共存智慧，努力尋求大國共存之道。大國間的戰略互信再次應當體現為逐步消除雙邊關系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大國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是指國際領導權或主導權之爭，以及因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性而引發的沖突和對抗。國際關系史特別是冷戰史表明，結構性矛盾是誘發大國戰略互疑、產生信任赤字直至形成全面對抗、爆發武裝沖突的根本原因。結構性矛盾的內容與特點決定了解決途徑的復雜性、解決時間的長期性，為此需要有關各方的智慧和耐心。只有解決好戰略互信問題，大國關系的基礎才會更堅實，發展動力也才會更強勁。
新型大國關系應當是穩定合作的關系。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經典之作《資治通鑒》有云：“孤則易折，眾則難摧。”社會性的合作是人類與其他動物群體的一個重要區別，它理應成為大國處理國際事務特別是彼此間關系的基本政策取向。從國際關系實踐看，大國合作特別是穩定合作通常可以產生累加效應（additive effect）。但大國合作特別是穩定合作往往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充滿學習與試錯、進步與倒退的復雜過程。著名行為分析和博弈論專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將這一過程稱為“進化”（evolution）。在這一過程中，大國所做的策略選擇至關重要，大國的理念、認知、判斷、意志極為關鍵。大國間的穩定合作首先應當體現為在雙邊關系中構建起兼具針對性、有效性與持續性的合作機制，以使相關各方能夠產生穩定預期，并在互動中實施被對方認可為理性的行為。在既有合作機制下，各大國應當創新合作模式，拓寬合作領域，以扎實行動與可見成果，為本國和相關大國創造發展機遇，帶來更多福祉，以強化對方進一步合作的意愿。大國間的穩定合作其次應當體現為大國能夠戮力同心，積極應對各種全球性問題挑戰，有效化解各種全球性危機。全球性問題、全球性危機涉及領域多、覆蓋面廣，成因十分復雜，即使實力超群的大國也無法單獨解決好。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金融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等都是如此。這就需要各大國加強協調，共同變壓力為動力、化危機為生機。尤其是在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安全威脅時，單打獨斗不行，“大國共治”也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習近平主席曾嚴肅指出，在處理國際安全問題時“熱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強大的表現，而是道義貧乏、理念蒼白的表現”。哈佛大學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也指出，在當今世界軍事實力和實現目標這兩者之間的聯系已經不那么緊密了。只有秉持新安全觀，實現合作安全、集體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選擇。
新型大國關系應當是共贏共進的關系。事實上，當今人類已經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中，彼此聲氣相通、命運相連。有鑒于此，各大國應當真正把地球村變成共促發展、共同進步的大舞臺，而不是相互角力、彼此傷害的拳擊場。大國間的共贏共進首先應當體現為各大國能夠共同享受發展成果。各大國都有自己的發展訴求和國家目標。在謀求自身發展、實現本國目標的同時，要積極促進其他大國以及所有中小國家的共同發展。世界不可能長期建立在部分國家越來越富裕、其他國家越來越貧窮的基礎上。只有各國共同發展，世界才能更好發展；只有世界更好發展，大國才能可持續發展。大國在維護和拓展本國利益時，應當兼顧其他大國的核心利益與合理關切，努力尋找并不斷擴大彼此利益的匯合點，提高彼此利益的重合度。那種零和博弈、你輸我贏的觀念，已經明顯不合時宜，那種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難以持久；那種為一己之私試圖搞垮其他大國或搞亂相關大國所在地區從而對其構成外部壓力的做法，更應該遭到嚴厲譴責和普遍唾棄。大國間的共贏共進其次應當體現為彼此能夠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存在差異是一種客觀事實。在交集廣泛、互動頻繁的大國關系中，彼此在觀念上產生分歧、在行動上磕磕碰碰無法避免。這里的關鍵在于：不要人為地擴大分歧，把分歧當成采取對抗態度的理由；不要人為地把磕磕碰碰升級，把磕磕碰碰當成實施對抗行為的把柄；而是始終堅守和平共處原則，始終堅持對話協商方式，以對話化解爭端、管控分歧、達成共識、增進互信，從而有效維護相互關系以及國際秩序。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需要諸大國共走和平發展之路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當今時代的潮流，各大國應當順應而不是違逆這個潮流。只有相向而行，共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大國才能共同發展，而不會產生你輸我贏、零和博弈的惡果；彼此之間才能和平共處，而不會重蹈明爭暗斗、劍拔弩張的窠臼。在此過程中，各大國尤其應當充分尊重以聯合國憲章和宗旨為核心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和宗旨為核心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是迄今為止國際社會達成的最大共識，也是二戰結束后世界和平總體得以維護、大國無戰爭狀態得以形成的基礎。即使為了應對世界所發生的新變化、所面臨的新挑戰，確實需要重新思考某些國際規則、國際秩序的適當性并對它們進行重構，也應當通過民主方式、和平方式，而不是誰的“胳膊粗、拳頭硬、脾氣大”，誰就說了算，就照誰說的去做。當代歐洲最資深的外交官之一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在《和平箴言：21世紀的秩序與混亂》一書中就曾寫道：“如果我們希望在和平中生活，我們就需要規則。”沒有規則的世界必然是一個混亂、無序的世界，它必然與猜忌、摩擦、沖突、戰爭聯系在一起，因而肯定是一個動蕩不安、令人恐懼的世界。
盡管世界歷史上充滿了大國起起落落的故事，新興大國的崛起也總是伴隨著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沖突、摩擦乃至最終的地位之戰，以至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被某些人視為一種歷史鐵律。但歷史并非總是在簡單地重復過去。固守那樣的觀念，既是對人類智力的侮辱，也是對世界進步的漠視。觀察和處理當今大國關系，應當始終明確的一點是：人類歷史已經進入新階段，一個與此前的任何歷史階段都顯著不同的新階段；當今世界是真正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而不是英國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筆下的“舊的新世界”（the new old world）。在這樣的新階段，各大國特別是傳統大國不應當再沉浸于“舊世界”的虛幻想象中，而應當“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努力適應“新世界”的真切現實，“不能身體已進入二十一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只有構建充分體現前述意涵的大國關系，也就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型大國關系，才能適應世界的新特點、滿足人類的新需要，動蕩的世界才能逐漸穩定，變革的世界才能有明確的方向，人類也才有可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此過程中，決心、信心、耐心、胸懷和智慧，一樣都不能少；既從大處著眼，又從小處著手，才是正確而有效的行動方式。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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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美]入江昭著、王勇萍譯：《我們生活的時代》，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⑤王緝思：《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安全、財富、信仰、公正、自由》，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⑥[美]佩里·安德森著，章勇樂、魏磊杰主編：《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⑦[美]諾曼·里奇著，吳征宇、范菊華譯：《大國外交：從拿破侖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⑧[美]諾曼·里奇著、時殷弘譯：《大國外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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