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不僅需要壓實生產者的責任，也需要落實消費者的責任。從需求側出發，推動消費模式升級倒逼綠色低碳清潔化生產，是探索經濟社會系統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路徑。消費領域用能及其帶來的碳排放主要用于提升消費者的舒適度，不具有“轉移”特征，且個體間差異較大。除了技術、標準和政策“硬約束”之外，消費觀念、消費偏好、消費方式等是影響消費碳排放的“軟約束”。基于此，應通過提升消費者認知、優化消費政策設計、挖掘城市作為減排重點區域的潛力、重視非正式制度因素、鼓勵交通和建筑等減排重點領域低碳消費等途徑，引導消費模式綠色轉型，從消費端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
【關鍵詞】碳達峰 碳中和 消費責任
【中圖分類號】 F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4.007
莊貴陽，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氣候變化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低碳經濟：氣候變化背景下中國的發展之路》、《中國低碳城市建設評價：方法與實證》（合著）等。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經濟系統性綠色變革，這將成為中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基調。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逐漸由投資導向型轉變為消費導向型。在新發展階段，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的目標。制定碳達峰碳中和整體規劃，推進經濟社會發展新舊動能轉換，不僅需要生產端的持續技術創新和體制機制改革，也應強化消費者責任，倒逼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推進消費端碳減排的重要性
居民消費是經濟活動的終端，也是工業化生產的動力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源。居民消費產生的碳排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生活中的直接能源消費造成的直接碳排放，如駕駛燃油汽車、冬季燃煤取暖等；二是生活中消費產品和服務造成的間接碳排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人口增加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持續加速，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費導致的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不斷提升。基于此，在繪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時間表和路線圖的過程中，消費端碳減排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科學、理性的碳排放核算。現階段，碳排放核算方法包括生產端核算（Production-based Accounting，簡稱PBA）和消費端核算（Consumption-based Accounting，簡稱CBA），兩類核算方法的底層邏輯和結果存在較大差異。由于生產端排放更集中、數據基礎更優、政策執行更便利，《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等國際氣候協定下各國減排責任的確定以及國內節能低碳目標的確定均基于生產端核算。相應的，現有減排措施也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將能源電力、工業制造、交通、建筑等行業作為減排行動的重點對象。然而，生產端核算忽視了產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者和目的地，將碳排放責任歸因于產品生產地而不考慮在域外（境外）消費這些產品對二氧化碳排放的間接影響。
相較而言，消費端核算評估居民終端消費活動導致的碳排放以及消費能力、消費結構與碳足跡的關系，能更好地揭示終端消費領域人類活動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消費端碳排放核算強化了政府、居民對“碳排放責任來源于消費者”的認知，將直接排放責任壓實至消費者。在國際層面上，由于產業分工和發展階段的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被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生產模式“鎖定”，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物避難所”。然而，發達國家卻以“碳泄漏”的后果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因發達國家消費造成的減排責任。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碳泄漏”是進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問題，基于消費端核算的碳排放責任認定將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國內，消費端核算在促進綠色低碳消費、鼓勵綠色技術擴散、提升政策的成本有效性和公平性[1]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基于消費型的模式來制定碳排放政策可能是減少全球碳排放的最有效途徑，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消費端減排需要平衡以消費與投資共同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與節約綠色低碳雙重目標，取舍不當將對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造成負面影響。一方面，中國進入新消費時代，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擴大內需、釋放14億人的消費潛力。由消費拉動的投資往往更有效率。[2]經濟發展帶來消費者收入提升和需求轉變，當前居民實物消費需求下降，服務型消費需求上升，人們已經不滿足于單純的物質消費，更需要文化、教育、醫療、旅游、信息等能滿足美好生活需求的消費。預計到2025年，中國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將超過50%，中國將逐步進入服務型消費社會。14億人的消費結構正從以物質型消費為主向以服務型消費為主升級，由此引發社會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商業模式的深刻變革。[3]另一方面，包括生活消費在內的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都將消費能源，很大一部分是化石燃料。隨著居民消費目的逐漸由生存資料消費轉向發展資料乃至享受資料消費，在現有能源結構、產業結構條件下，碳排放的增加將不可避免。現階段，居民消費快速擴張導致超前消費、過度消費、奢侈消費，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導向萌芽，同時存在“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粘性特征。在市場化條件下，如果消費者隨著收入提升不斷增加高耗能產品的消費，往往會增加能耗，抵消生產側技術進步帶來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使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居高不下。[4]基于此，如何滿足不斷提升的消費需求又不出現供給過剩，如何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又兼顧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正在面臨的問題。
消費從需求端影響市場供需關系，倒逼能源、產業結構轉型。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個人消費支出不斷增加，消費者態度和行為成為降低直接消費碳排放的關鍵。在消費習慣的影響下，短期內消費量波動較小，但消費者行為偏好從“質”上決定消費活動碳排放量，對生產部門的生產決策產生一定的引導和制約作用。同時，消費活動受“示范效應”和“棘輪效應”的影響，可能存在相互攀比的傾向和不可逆性，[5]導致消費碳排放逐漸增長和鎖定效應。因此，消費者的綠色意識，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行為反應以及支付意愿會通過消費行為進行表達。這不僅直接抑制消費碳排放，也“用腳投票”為企業技術、流程、商業模式綠色低碳轉型提供資金。另一方面，碳達峰、碳中和不僅僅是二氧化碳減排行動的問題，生產端的碳排放下降也不是最終目標，而要通過對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重新規劃，尋求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社會發展范式，以替代“從搖籃到墳墓”的傳統線型經濟模式下的末端治理，最終實現地球物理邊界內的經濟社會繁榮。這需要供需兩端同時發力，通過發展共享經濟、循環經濟，完善能效標準、節能補貼和回收制度等，以消費端減排促使服務型消費與人們的需求相適應，促進科技變革，倒逼能源、產業轉型升級，塑造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社會文化氛圍。
消費端碳排放特征及作用機制
包括消費活動在內的人類活動均涉及能源消費。從能源消費的角度看，生活中的直接能源消費造成的碳排放與生活中消費產品和服務造成的間接碳排放，分別與消費領域用能和生產領域用能相關聯。前者不生產產品，而是為消費者提供直接的、瞬時的服務，此類服務不具有“轉移”的特性，目的是提升消費者舒適度。[6]建筑和交通是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過程所重點關注的四大部門中重要的消費領域用能部門，其碳排放比重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發展逐步上升。而生產領域用能的目的在于制造產品，在物質與信息等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能耗。其價值會在制造出來的產品中得到體現，產品的產出可用產量或產值來衡量。[7]除此之外，差異性還體現在直接消費能源導致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人和受益人往往是同一群體，而由于商品流通會導致碳排放轉移，生產領域用能導致的能耗和碳排放的責任人和受益人可能存在差異。舉例來說，中國本土生產商品的碳排放量高于國內商品消耗的碳排放量，201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大約占中國碳排放總量的13%。研究表明，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是以制造業為主還是以服務業為主決定了該地區進出口貿易隱含碳的流向和量級。
在生產領域，能源消費是為了進行物質生產，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按照修正后的KAYA恒等式的邏輯，二氧化碳排放量與人口、人均GDP、單位GDP能耗以及單位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量相關。在短期生產規模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作為終端能源消費者之一，企業有動力促進以節能增效為導向的生產技術創新以降低單位產品能源消費。長期來看，企業如果不促進生產方式向集約型轉變，[8]那么嚴格的環境規制會迫使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三高”企業退出市場，以此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同時，降低單位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的需要也將促使生產領域倒逼能源電力系統低碳化、電氣化、智能化轉型，推動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能源和主體電源的能源電力系統建設。
在消費領域，能源消耗的產出在于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為人們提供優質的服務。由政府與居民主導的最終消費變革是碳中和目標下引導供需關系，推動經濟社會系統性轉型的關鍵。消費者體量龐大但分散，個體間差異較大且對服務水平存在一定的可接受區間。因此，除了建筑保溫、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升級以及能效標準、節能補貼和回收制度等技術、政策“硬約束”，驅動消費領域碳減排更多地依靠新消費熱點以及新消費觀念、消費偏好、消費方式等公眾意識“軟約束”。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期，消費者選擇的主導作用逐漸凸顯，有益于居民文化素質和生活質量提高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和醫療保健等消費比重上升迅速，[9]能耗極差較大。因此，生態文明理念提倡理性、適度消費，從消費需求規模和消費需求結構兩方面進行合理引導，避免非理性消費帶來的消費污染。[10]
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20）》，2019年中國碳排放在全球碳排放中的占比近30%，是碳排放占比最高的單一國家，且不排除未來有進一步上升的可能性。對當前的中國而言，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由高碳向低碳發展方式的飛躍，將長期面臨突破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下技術和資本鎖定效應的雙重壓力。[11]中國脫碳成本曲線顯示，實現90%的脫碳目標所需的年成本可能高達1.8萬億美元。[12]盡管消費模式變革對低碳技術具有一定的依賴性，但成本相對低廉。根據消費習慣理論，消費習慣的形成受到其他消費者、現期收入、過去消費水平以及過去最高消費水平的影響，存在消費剛性。因此，一旦人們培養起公交出行、節約用電、適度消費等綠色低碳的消費模式，便傾向于長期保持，從而使低碳生活方式超越技術條件的限制，成為引領低碳時代消費價值取向的“新潮流”。
消費領域碳減排的主要路徑
在生態文明新時代，消費決定生產，對生產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起著導向作用。大眾的低碳消費理念和行為主導著市場的價值取向，成為企業決策過程中最重要的考量依據和影響因子。在供大于需的買方市場上，由于商品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當企業的目標是為了通過滿足消費者需求而獲得利潤時，消費者的需求行為偏好便會影響到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需求對技術創新就會產生拉動作用。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是一個不斷地挖掘和發現潛在市場需求，研究和開發新產品、新功能以滿足該需求，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和收益的過程。[13]消費對技術創新的拉動作用不僅僅體現在推動新技術在實驗室中可行，更強調技術成本的大幅下降能保證其變現和廣泛應用、部署。如果消費者一致選擇低碳產品，生產高碳產品、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企業就會逐漸被市場淘汰，從而起到對供給端生產過程的倒逼作用。
推廣綠色生活方式、培養綠色消費意識、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杜絕浪費都能從消費端拉動二氧化碳減排。從能源終端消費出發，工業、交通與建筑運行三個部門占據了絕對比重，其中后兩者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其中，工業部門的能耗屬于物質生產領域用能，包括工農業生產以及建筑與基礎設施建設產生的能耗，目的是提升工農業和建造業的產值。[14]交通部門包括貨運交通與客運交通，前者屬于物質生產領域，而后者主要是為乘客服務的，屬于消費領域用能。建筑運行部門能源消耗提升了居民在家中的舒適度。由于消費者在追求商品的使用價值方面擁有較大自主權，因此，交通和建筑是引導消費變革的重要領域。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交通運輸碳排放上行壓力較大，承擔著既要滿足不斷增長的移動出行需求，又要減少碳排放的雙重挑戰。交通運輸是碳排放的主要領域之一，占到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總量的1/4，在我國占全國終端碳排放的15%。交通運輸領域的碳排放下行不僅需要無人駕駛和共享出行等一系列的科技創新和突破，更依賴能耗改進。交通部門電動化、低碳化、智能化是大勢所趨，而新能源新技術的運用將加速這一進程。以消費推動新能源替代傳統燃油是其實現路徑之一。除了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通過優化交通運輸結構，降低交通運輸整體能耗，從消費端降低碳排放的重要舉措之一是以新能源領域的優勢帶動乘用車行業轉型。為了實現“碳中和”，不少發達國家正在進行交通電動化規劃并試探禁售燃油車政策。
建筑部門是能源消費的三大領域（工業、交通、建筑）之一，也是造成直接和間接碳排放的主要責任領域之一，其引起的碳排放包括運行直接碳排放和間接碳排放、建造和維修導致的間接碳排放及運行導致的非二氧化碳類溫室氣體排放。2019年，中國建筑運行用電量為1.89萬億千瓦時，約占全社會用電總量的1/4，排放二氧化碳約為11億噸。[15]在建材生產、建筑施工和建筑運行三階段，消費端碳減排主要關注建筑運行階段。取暖、制冷、照明、通風等建筑運行活動所需的用電量的70%左右來自于燃煤、燃氣發電。[16]在建筑規模不斷擴大的基礎上，節能是從消費端減少建筑運行階段二氧化碳排放的首要條件，其次是建筑節能改造和可再生能源電力供應。具體而言，除了隨手關燈等降低用能需求的日常生活行為，實現建筑運行階段二氧化碳減排的重要措施還包括：通過墻壁、窗戶、屋頂和隔熱層的升級進行節能改造，提高建筑物的能源需求效率；加裝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通過靈活的運營模式滿足清潔電力需求；提高建筑智能化，優化建筑運營用能時間、時長。綜上，實現消費領域建筑部門碳減排，重點是通過散煤治理等政策和措施減少乃至消除直接燃燒和直接排放，協助減少電力和熱力使用導致的間接碳排放，通過革命性變化和關鍵低碳技術的應用，推動中國建筑行業的技術進步和跨越式發展。[17]
促進低碳消費的著力點與對策建議
單純依靠強制性環境規制不是推進生產方式綠色低碳化轉型的有效途徑。同理，形成綠色低碳生活方式，僅靠倡導也難以實現。探索對廣大消費者的消費偏好和消費傾向有引導和督促作用的制度機制和利益機制，引導消費模式綠色轉型，才是“倒逼”企業采取綠色生產方式的長效方式以及從消費端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的有效途徑。
一是更新消費者對消費端碳減排能力的公眾認知。低碳發展離不開公眾參與，需要將低碳理念轉變為居民的自覺行動和主動選擇。不同于以往以生產端節能降碳為主的碳減排目標，碳中和涉及經濟社會的系統性綠色低碳轉型，需要消費者共同參與。提升公眾認知能力、增強消費者對碳中和目標的理解是消費者轉變生活方式，積極參與碳減排的基礎。在居民普遍對氣候、碳減排的認知呈現“依賴”心理，認為“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和政府的工作”[18]時，應關注不同消費群體的低碳需求，從氣候、高碳消費的影響結果等入手進行差異化宣傳教育，并通過配套政策工具，倒逼消費者低碳行為決策。
二是政府的減排政策設計要兼顧消費側。在碳中和目標下，忽略消費端減排潛力、僅依靠生產端碳減排推動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不僅面臨高額成本，還有可能抵消減排成果。而且，生產端減排終究不能覆蓋全部的碳排放源。例如，作為調節性電源的綠色煤電仍會造成一定的碳排放，但其有存在必要性。又如，考慮到成本問題，節能降碳政策和措施傾向于“抓大放小”，體量小而碳排放監測、報告、核查困難的企業仍按照原有模式進行生產也會在總量上帶來不小的碳排放。此類不可避免和難以替代的碳排放源需要消費端的碳減排機制加以配合應對。因此，未來的政策設計需要加大對消費端碳排放的關注，適時選擇具有減排效率、可操作性和可接受性的政策措施，在提升公眾認知的基礎上，有效、常態化地引導居民低碳消費，辨識非低碳消費行為背后的碳能力障礙，[19]通過政策設計倒逼居民形成低碳預期。例如，逐步減少城市加油站，合理規劃并增加“充電樁”等基礎設施數量是引導消費者在選購乘用車時以新能源車替代傳統燃油車的重要舉措之一。
三是把城市作為變革消費排放的重點。進入新發展階段，城市承載的消費功能逐步增強，人口和消費向中心城市和都市圈集聚的特點日益突出，中國有望涌現一批區域性消費中心城市和國際性消費中心城市。[20]在可預見的未來，城市居民能源消費將逐漸成為中國未來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增長來源，消費端的低碳減排刻不容緩。城市能源消費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開始不斷抵消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等因素帶來的減排效應，只停留在工業生產領域已不能實現有效減排，挖掘居民消費所蘊含的低碳減排潛力也成為低碳經濟領域的重要議題。例如，北京和上海的消費端排放分別是生產端排放的1.7和1.4倍。目前，在一些以工業為主的城市，仍是生產端的碳排放占較大比重，比如石家莊和唐山生產端排放是消費端排放的1.8倍。但長期來看，生產型城市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向消費型城市轉化。[21]
四是發揮低碳消費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作用。影響低碳消費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狀況、法律監管、文化意識、消費政策等。政府政策、法律、法規、標準、管理條例等正式制度，對低碳消費無疑具有指引導向作用，但包括文化觀念、社會習俗、倫理道德等在內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也非常重要。現實生活中，推動消費偏好綠色化、消費規模適度化、消費結構非物質化、消費資源可循環化、消費方式共享化，[22]要注重發揮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在推動綠色低碳消費中的獨特優勢。非政府組織專業性強、靈活度大、與基層群眾貼合度高，政府可購買服務對其進行培育。社區組織水平強、滲透度高、綜合服務能力強，可以居民為主體培育低碳生活共同體。
五是激勵交通與建筑領域低碳消費。[23]驅動建筑與交通領域能耗增長的因素來自兩方面：一是服務水平的提高；二是系統設備的轉變。控制這一領域能耗需要合理引導服務水平，同時提高系統能效。服務水平的需求主要由城市模式和相關生活方式決定，而系統效率主要由技術水平決定。在建筑領域，應防止城市建筑規模的非理性高速增長，同時提倡居民在建筑中保持綠色的生活方式，積極發展與綠色生活模式相適應的技術措施。在交通領域，要控制個人交通需求的高速膨脹，適度控制小汽車的增長速度，反對盲目追求大排量汽車，鼓勵新能源汽車的使用；合理進行城鎮規劃，居民區與商業區合理分布，減少居民日常工作生活出行距離；為自行車、行人提供良好的交通環境，為低碳出行提供人性化的服務設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A085；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竇曉銘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釋
[1]Zhifu Mi; Jiali Zheng; Jing Meng, et al., "Carbon Emissions of Cities From a Consumption-based Perspective", Applied Energy, 2019, 235, pp.509-518.
[2]劉偉、蔡志洲：《經濟周期與長期經濟增長——中國的經驗和特點（1978—2018）》，《經濟學動態》，2019年第7期。
[3]魏禮群：《構建新發展格局要以促進消費為重點》，《經濟日報》，2021年5月26日，第6版。
[4]林伯強：《實現“碳中和”，消費者行為不容忽視》，《21世紀經濟報道》，2021年1月8日，第4版。
[5]翟天昶、胡冰川：《消費習慣形成理論研究述評》，《經濟評論》，2017年第2期。
[6][8][14]郭偲悅、朱安東、燕達、江億：《類消費領域用能的提出與用能特征》，《中國能源》，2017年第12期。
[7]江億、朱安東、郭偲悅：《消費領域用能特征探究》，《中國工程科學》，2015年第8期。
[9]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突破經濟增長減速的新要素供給理論、體制與政策選擇》，《經濟研究》，2015年第11期。
[10]于淑波、鞏魯寧：《基于外部性理論框架下的城鎮居民消費污染探析》，《宏觀經濟研究》，2015年第3期。
[11]彭偉、李剛：《低碳消費：一場基于消費端的節能減排革命》，《開放導報》，2011年第2期。
[12] Goldman Sachs Research, "Carbonomics: China Net Zero: The Clean Tech Revolution",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pages/gs-research/carbonomics-china-netzero/report.pdf, 2021年7月24日引用。
[13]姜百臣、覃劼、陳思宏、林凱紅：《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導向——來自消費者選擇偏好的問卷分析》，《科學與管理》，2009年第1期。
[15][16]朱妍：《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讓建筑成為新能源電力生產者》，《中國能源報》，2021年4月5日，第2版。
[17]江億、胡姍：《中國建筑部門實現碳中和的路徑》，《暖通空調》，2021年第5期。
[18]宋蕾：《都市密集區的氣候風險與適應性建設——以上海為例》，《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年第11期。
[19]武曉娟：《消費側碳減排發力點在居民碳能力》，《中國能源報》，2017年12月4日，第2版。
[20]張卓元：《重視消費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作用——評〈中國消費〉》，《光明日報》，2021年4月27日，第15版。
[21]Zhifu Mi; Yunkun Zhang; Dabo Guan, et al., "Consumption-based Emission Accounting for Chinese Cities", Applied Energy, 2016, 184, pp. 1073-1081.
[22]劉敏：《非正式制度視角下我國低碳消費發展探析》，《消費經濟》，2018年第4期。
[23]江億、李強、薛瀾、劉毅、朱安東：《我國綠色消費戰略研究》，《中國工程科學》，2015年第8期。
The Consumption Responsibility and Policy Sugges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arget of Carbon Neutralization
Zhuang Guiyang
Abstract: Realizing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is an extensive and profound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atic change, which requires not only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ducers, but also defi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nsumers. Starting from the demand side,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mode to passively reach green, low-carbon and cleaner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explor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ts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are mainly used to improve consumers' comfort and do no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er"; moreover, there are also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individual items. In addition to the "hard constraints" of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policies, there are "soft constraints" affecting consumption-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such as consumption concepts,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Based on this, we should guid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mode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from the consumer side by improving consumer awareness, optimizing consumption policy design, tapping the potential of cities as key areas of emission reduc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encouraging low-carbon consumption in key areas of emission reduction such as transporta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 carbon neutralization, carbon peak, consumption respons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