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曲高和寡并非主旋律影視劇的固有標簽，通過美學藝術創作激發心靈感悟和情感共鳴，喚起向善向上的內在自覺性，提升文化傳播的社會效果是正劇意義所在。面對新時代文化大眾，藝術創作既不能一味迎合遷就流行口味，又要重視文化個體的接受體驗，需通過豐富、生動、多樣化藝術手段，貼近生活、貼近時代、貼近觀眾，釋放、激發并喚起作品所孕育的正能量，以更富有活力的藝術表達凸顯歷史文化的價值特質，傳承和弘揚主流價值觀。
【關鍵詞】文化傳播 文化內涵 藝術表達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影視劇作為流行藝術形態，也是文化釋意的載體。以唱響主旋律、提升凝聚力為使命的影視劇（即正?。?，天然地具有歷史展演的厚度，引導主流價值觀整塑。正劇發揮其傳播引導力、影響力，贏得更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持，不是簡單地傳授、宣教即可完成。在傳播環境日益復雜、價值觀趨于多元的現今文化社會，如何最大程度地通過美學藝術表現促進內容要義理解、激發心靈感悟和情感共鳴，喚起向善向上的內在自覺性，是文化傳播提升社會效果繞不開的議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獻禮劇《覺醒年代》熱播，收獲了公眾贊譽。近期，電影《長津湖》引發觀影熱潮，上映11天，票房已達41億，打破多項中國影史紀錄。分析這些主旋律影視作品的文化內涵及其藝術特色，可以為回應這一挑戰性問題帶來啟發。
“極簡”結構與內容敘事的時代感，激發觀者內心深處的觀看情致，在文化思想和審美意趣上喚起跨時空共鳴
影視作品是一種內容產品，也是一種敘事方式。影視劇作為“混合時空的藝術”，精彩的內容敘事風格或如流水行云，或如通幽曲徑，能夠把內涵思想、價值觀展現得合情合理，易于理解和接受。從需求—滿足理論的接受者角度看，作品達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與觀眾的欣賞邏輯不無關系。而創作打動觀者關鍵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敘事好看程度，即文化內涵的書寫是否具有時代感。二是主題相關程度，即其表達的思想情感是否能與當下的理念、訴求相連通。正劇展演歷史、生活事件，展現人物精神，若思想觀念的釋意、傳達脫離當代觀眾的文化心理和審美習慣，便容易導致觀者欣賞疲勞、麻木或情感疏離。
《長津湖》以抗美援朝戰爭中長津湖戰役為背景，回顧了中國人民志愿軍面對極寒天氣、嚴酷形勢，以鋼鐵意志和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保家衛國，贏得長津湖戰役勝利的一段史實?！队X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為起始，采取斷代史式的表述方式再現陳獨秀、李大釗相約建黨的革命故事，立足于從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階段風云激蕩的革命歷程，回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史。這些歷史，也許人們并不陌生，但對于未曾經歷過戰爭洗禮和艱難歲月，且處于開放文化環境中的觀眾來說，讓歷史真正打動他們，必須激發其內心深處的觀看情致，在文化思想和審美意趣上喚起跨時空共鳴。
從整體結構和內容敘事上看，簡潔清晰、故事性強、不注水不拖沓，《覺醒年代》《長津湖》的藝術展現方式與喜歡聽故事、橋段，崇尚極簡主義的當代流行文化欣賞意愿相匹配，使得整個影視劇好看也易看。其中，《覺醒年代》劇情按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將敘事劃分為三大板塊：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每個板塊著力聚焦某一歷史場面、某一關鍵情節或某一文化場域，包含了思想文化風起云涌等社會真實的這一段歷史極其復雜，但劇本的整體結構安排主線清楚詳略得當，并輔以畫外音配合類似版畫形式的淡出淡入手法間隔、推進，將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展現得有點有面、連貫而清晰，這種敘事脈絡現代大眾很容易接受。
在三大板塊劃定之下，每個板塊中大敘事導引小故事，小故事間環環相扣，交叉建構、精雕細刻，取悅于大眾的聽故事偏好，構思與演繹也很具現代觀者“眼緣”。如劇情包含蔡元培、陳獨秀任職演講、師生爭議評判、聘任教工會議等故事情節，在雙方一次又一次的正面交鋒中，充分展現新舊思想文化的對立、沖突，以及并存、競合的復雜性，既突顯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價值，又引發觀眾對傳統文化進行辯證思考。這種簡潔的結構、明快的節奏、清晰的主線、無注水感的故事講述，滿足了人們回顧和思索歷史文化議題的流暢感，也呼應了當代觀眾一氣呵成的“刷劇”習慣。
人物“弧光”將國家民族意識中的精神氣質外化于世，讓更多人感受到歷史文化的力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經歷和發展軌跡，這一過程呈現于影視人物塑造中，就被稱作人物“弧光”（Arc）。它是一種立體化呈現人物的藝術方法。美國著名劇作者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的編劇理論認為，“最優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性格真相，而且還在其講述過程中展現人物內在本性中的弧光或變化”。以寫實為特點的正劇在走上銀屏之前，由于觀眾對人物、事件已有初步了解，對故事結局也有相應的心理準備，因而相比于虛構內容，正劇天然缺乏人物懸念因素，人物塑造可自由發揮的空間也帶有更多局限性。如何在不損害生活原貌的基礎上使人物更具戲劇感，無論對于文本創作者還是表演者來說，都是一種考驗。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能夠深入人物成長過程，細膩挖掘其內心情感，完善劇情表達的合理性，讓觀眾感受到人物的“弧光”，并愿意接納其所攜帶的思想文化內涵，比照現實、關照真實的人生。
《覺醒年代》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便體現了這種特點。其中，陳獨秀形象的“弧光”通過他的三次思想轉變得到了自然顯現。第一次是他放棄北洋政府和社會改良，致力于啟蒙民眾的轉變。第二次是他反對舊文化實踐新文化的轉變。第三次是他從“十年不談政治”到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想轉變。“弧光”的閃耀交織著多層次沖突，劇中打造了陳與辜、陳與蔡、陳與李、陳與胡、陳氏父子之間思想觀念、文化選擇、情感沖突等多種矛盾，循序漸進地展現出一個新文化革命的先驅者，最終選擇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深刻現實性。
如果說陳獨秀的人物“弧光”展現還帶有內隱特點，需要觀眾用心去發現，那么圍繞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的“弧光”則可稱之為一束耀眼的高光。《覺醒年代》突出了他們作為青年先鋒人物的鮮明個性特點：獨立、剛毅、血性、果敢，堅強、不屈。劇作所著力描寫的陳延年，信仰堅定、明理而勇猛無畏，又帶著少年人的率真和崇拜心理。圍繞勤工儉學、愛情抉擇、父子矛盾三條線索展開的陳延年形象活潑而立體，還原了少年英雄不平凡的青春與人生，而他初出茅廬的熱情無畏又有叛逆的性格特點，與普通當代青年人的特點又何其相似，這是該人物形象在年輕觀眾群體中產生強烈共鳴原因之一。隨著劇情的展開，兩兄弟不斷深化他們對社會、家庭、情感、責任的認識，在不斷成長的艱難歲月里，他們堅定地選擇馬克思主義道路并為之奉獻了青春與生命，展現了革命者為國家、為社會、為人類的幸福雖九死其尤未悔的堅定與崇高，也突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價值和歷史作用。
《長津湖》也講述了英雄成長的故事。影片中青年戰士伍萬里這一形象的塑造給人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在參軍、入朝、血戰長津湖這一過程中，通過勉強被連長哥哥接收，不會與戰友相處并負氣換罰，沖上戰場顯示投彈“絕活兒”等戲劇沖突，集中刻畫了他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成長的軌跡。從一個熱情勇敢又棱角分明血氣方剛的毛頭小伙子，到為祖國而浴血奮戰的勇士，人物性格在劇情推進中升華，“弧光”在人物成長中閃耀。個體敘事承載著歷史的宏大意義，飽含人情人性之暖的抒情、寫實與戰爭的殘酷形成鮮明對照，強烈地激發起觀眾的共鳴。
匈牙利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Béla Balázs）在評論影視作品的美學藝術時指出：“英雄、俊杰、楷模、典范是所有民族的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從遠古的史詩到近代的電影莫不如此。”在新媒體傳播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英雄情結既源于民族文化的集體自覺和傳統養成，亦可歸因于媒介作品對英雄人物的塑造和推廣。大膽、富有激情的藝術創造，能夠將內在于國家民族意識中的精神氣質通過典型人物的“弧光”外化于世，進而升華凝結在英雄形象中的永恒精神，讓更多人感受到歷史文化的力量，留下難以磨滅的文化記憶，受到教育與激勵。
正視和處理好藝術的“真實美學”問題，是文藝作品獲得豐潤藝術質感的必要之需
作為一種歷史觀照，正劇無論是謳歌壯麗美好的當代生活，還是回溯風雨如晦的紅色年代，都不能回避藝術寫實與生活真實的關系，即必須正視和處理好藝術的“真實美學”問題。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的電影藝術理論認為，真正的藝術“不分割世界”“不破壞自然的統一”，包括對象、時空和敘事表達的真實。
人是社會性的。深究正劇真實性的來源，與人物個性的精心塑造有關，更與人物所展示的時代共性相聯系。講述血雨腥風的革命史，刻畫器宇軒昂的英雄人物，亦不可脫離時代和生活的真實作想當然的合理推斷。真實性方面的問題常見于如下的情形：其一，主人公形象突出，但配角、次要情節的配合脫離現實。其二，主角形象光輝、高大，但有的“氣概”有余“性情”不足，有“不食人間煙火”之嫌。其三，對歷史、人物仍缺少客觀嚴肅的對待。其四，專注于宏大畫卷的展示，細膩之處經不起推敲。保守、史識的缺乏、片面性、崇拜態度以及對欣賞對象的選擇性忽略，都是導致正劇缺乏觀眾緣的原因，觀眾也因而達不到通過正劇“體驗歷史”的心靈感應。史實的書寫不能背離歷史的客觀性，消減真實性缺陷是文藝作品獲得豐潤藝術質感的必要之需。
《覺醒年代》著力打造的兩位主人公形象：李大釗和陳獨秀，其性格塑造都盡力展現生活化的一面，將先鋒人物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不但沒有造成人物形象的“降格”，反而增添了觀劇的新奇感和親切感。人們感動于李大釗的平易與無私，有人將陳獨秀的幽默言行做成表情包，表達出對劇中人物的喜愛與肯定。
陳獨秀的出場就很帶戲：他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搶李大釗的飯吃毫不拘禮，不為自己辯白還遭到了愛國留學生的一頓教訓。隨著劇情的鋪展，人們看到，這一“新文化運動”的領軍者，并不是高高在上俯視眾生的嚴肅偶像，而是飽含生活的色彩和溫情，是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這一個”：他作為家長，與常見的說一不二、暴脾氣的長輩并無二致；他作為大學教授，和學生們擁戴的老師一樣，機智、調皮、帶著孩子氣……一幀幀富有生活氣息的畫面，活現出歷史回憶錄中陳獨秀個性的自由、豪放、熱情與無拘無束。放得開的生動刻畫，藝術地再現了陳獨秀“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的一面，使之擺脫了簡單、扁平、臉譜化的窠臼，對于青年觀眾來講，這一典型形象親切生動，格外“抓人”。
《長津湖》所塑造的志愿軍英雄群像，堪稱“驚天地泣鬼神”。但無論是伍氏兄弟“平民化”的情感表達，還是雷公哼唱的《沂蒙山小調》，都給人以平易自然的親切感。即便是說起這場戰斗的重大意義，指導員梅生也只用了“這場仗如果我們不打，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打！”這樣樸素的表達。于無聲處聽驚雷，這些看上去樸素尋常的戰士身上，蘊藏著耐人尋味的激情與力量。
時代造就英雄，偉大源自平凡。恩格斯在談到文藝的歷史品格時指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而“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嚴肅客觀地再現歷史，將典型人物放置于社會、事業與家庭的生活大舞臺上，展示他們融入現實的平凡、質樸一面，這使歷史的重現更為逼真，文化內涵更易自然而然地抵達觀眾內心。
優秀正劇將根植于歷史的文化傳統和時代理念連在一起，抒發家國情懷激發愛國主義的激情和動力
愛國主義是正劇思想文化表達中的一個永恒主題。而帶有普遍性的共有文化經驗和集體記憶，是觀眾跨越時空建立認同的基礎。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中，家和國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家國同構的共同體意識，對于個體和群體權衡輕重、得失及其行動選擇具有指導意義。通過人物事件抒發家國情懷，一部優秀的正劇能夠將根植于歷史的文化傳統和時代理念連在一起，激發觀眾愛國主義情感。
《覺醒年代》中的李大釗，英勇、堅強、果敢，具有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正劇對于這一主人公的塑造，不僅聚焦于重大事件中的人物言行，更濃墨重彩于他對家庭、學生、工友的深情與熱愛，圍繞人物濃濃的家國情懷書寫感人至深。種種生活化的場景，將多種角色的內心喜悅、家庭生活的和諧美好、人物品格的質樸深沉展現得淋漓盡致，表現出英雄對家庭、家人和勞苦大眾的無限深情。
除大量生活細節的描摹之外，劇本也圍繞李大釗這一典型人物展開了以家國為核心的多種關系敘事，包括父子、夫妻、朋友、師生、階級兄弟關系等，使愛國主義內涵得到了多維度傳達。這部劇也注重通過家國沖突講述小大之義，深化觀者對人物“大愛”的感悟。如李大釗對有困難的工友總是傾囊資助，卻無法滿足孩子們并不過分的小小要求，但欣慰的是，妻子的體恤總能為他解圍。家庭沖突的解決和伉儷之間的理解與默契，使愛國主義的表達愈加動人。
《長津湖》展現個人—集體—國家民族的關系，表達了家國同構的歷史觀。在激烈嚴酷的戰斗中，楊根思毅然抱起炸藥包與敵人同歸于盡；毛岸英在敵機轟炸中壯烈犧牲。梅生書卷氣質，愛家庭，本已退伍，卻蹬車十幾個小時歸隊奔赴戰場。從他們的故事里，觀眾可以讀出這樣的內涵：熱愛和平，反抗侵略，保家衛國，義無反顧。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庭的幸福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聯，家、國、人類之愛同源共體，英雄的奉獻和犧牲，不僅是為保護家庭，維系幸福，更是為了人人之家、國之大家。家國深情的交織融匯、盡情抒發，讓普通人通過正劇更深刻體會到人物崇高的精神品格，愛國主義得到了樸素而有力的注解，熠熠生輝！
鏡頭語言、文化意境與想象的延伸，有助于催生公眾對文本內涵理解的文化自覺
內容需要形式來體現，傳播方式影響傳播效果。通過鏡頭的表現力影響接收心理，是影視藝術贏得認同的一種獨特之道。學者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論述電影藝術認為，技巧系統與情節/敘事系統相互作用，能夠建構風格，影響觀眾認知。其中，技巧系統包括場面調度、電影攝影、剪輯和聲音等“格式的、意義深長的”運用。正劇題材嚴肅內涵豐厚，欲使其深意為公眾普遍理解和接受，非灌輸式的宣教所能及，亦非是單純取悅大眾的問題。近年來，一些正劇借助商業化與娛樂化因素的灌注增加觀賞性，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如何通過恰當的藝術手法為正劇創造富有特點、引人入勝的文化意境，幫助觀眾在獲得感官滿足的同時，超越眼前的審美享受，覺解文化思想的深意，對于創作者來說，是文化知識的考察，也是技術功力的檢驗。
法國先鋒派電影理論將詩意作為藝術性的首要追求，并認為精品的誕生唯有通過影像這一“有意味的形式”才能表現出人或物的內在精神和生命意識。這部分呼應了中國學者馮友蘭關于人物的文化境界之說。馮友蘭將人生文化境界劃分為四種類型：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普遍存在的兩種精神狀態，反映了人類共有的存在意識與逐利欲。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則以有利于集體、社會和他人為基本原則，是精神層次的升華，可以使普通人達至高尚。正劇的主人公境界大致可劃入后兩種精神層次。若影視作品能夠通過鏡頭運用，形成獨特的藝術表達機制，深入到具有中國特質的審美文化意境之中，則不僅能夠增加美學形式上的表現力，更有助于催生公眾對文本內涵理解的文化自覺。
從觀賞角度看，在文化意境的打造上，《覺醒年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鏡頭語言可圈可點，主要表現于幾個方面：一是文人雅趣的意境勾畫，將敘事的目的性自然合于中國特色傳統美學；二是夸張、隱喻、象征等多種文學手法綜合運用，強化藝術渲染，表現時代背景、激發情感共鳴；三是類電影混合蒙太奇的運用建構敘事邏輯，抒情達意延展想象；四是戲與書互述，用影像還原文學經典，用名篇佳作為藝術賦格，內容主旨表達更為集中、鮮明。
文人雅趣的意境勾畫，將敘事的目的性自然合于中國特色傳統美學。如陳獨秀與錢玄同初次見面的這場戲，樸亭、飛雪、紅梅、詩酒……鏡頭的美，藝術地烘托出志同道合者相見恨晚的興奮，文人雅趣，自然引發傳統美學欣賞的共情。“三顧茅廬”這場，白雪飄飄中蔡元培風塵仆仆默默守候，小樓陋室之下，旁觀者以寫生入畫，完成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詩意抒情。
夸張、隱喻、象征等多種文學手法綜合運用，強化藝術渲染、表現時代背景、激發情感共鳴?！队X醒年代》的開篇，短短兩三分鐘的鏡頭中出現了幾種意向：駱駝商隊、身著清朝服飾的女人、馬車、獨輪車、道路、車轍。駱駝商隊與女人的擦肩而過突?？鋸?，給人以流動開放與閉關鎖國的反差印象，表征時代的動蕩與混亂。馬車與獨輪車的艱難行走，象征著擺脫“舊道路”，革命勢在必行。開門見山，鏡頭中內憂外患山河破碎的時代背景脫穎而出，為表達覺醒抗爭推翻“舊制度”、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的主題作好了鋪墊。
通過隱喻手法交代議題，傳達思想，刻畫人物內心，展現精神品格，也是《覺醒年代》鏡頭敘事的一個鮮明特點。當陳獨秀站在上海震旦學院的講臺上發表關于《新青年》的創刊演說時，特寫突出了“攀爬在話筒上的螞蟻”。有評論指出，螞蟻，也可以稱為螻蟻，代表著最底層的人民，螻蟻攀爬到話筒上，預示著雖然當時的人民不論是地位，還是力量都極為弱小卑賤，但人民的聲音正在被挖掘，人民的聲音必將是歷史最有力的發聲。螞蟻的再一次出現場景是陳延年兄弟在碼頭扛活間隙，取出發霉的干窩窩頭充饑。哥哥發現碗中有一只小螞蟻，小心翼翼地將其放生。此處，鏡頭無聲勝有聲，一個不屈于黑暗向往光明、心系蒼生、對弱者充滿悲憫與慈愛的青年，一下子矗立在觀者面前，放射出超越時空的光彩。
類電影混合蒙太奇的運用建構敘事邏輯，抒情達意延展想象。有“電影的靈魂”之稱的蒙太奇，是影視劇獨特的藝術標簽。通過蒙太奇復雜多樣的組合方式，影視作品可將不同的畫面、不同的聲音聯系在一起，增強藝術感，深化作品主旨內涵。《覺醒年代》中，青年毛澤東的出場，大多采納了多種電影蒙太奇的剪輯組合手法，青年毛澤東頂風冒雨，沿著長沙街道一路奔跑，途經之處，多種蒙太奇畫面內涵豐富，長沙乃至時代中國的百態世相如生展現，無聲地烘托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緊張時局、風云變化，以及英雄、偉人力挽狂瀾的歷史作用，其鏡頭藝術表現被點贊為“堪稱該劇當中一段詩歌式的內容”。展現出雖道路曲折但前程光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苦難中的中國民眾推翻三座大山，創建改天換地的歷史偉業！敘事與表意蒙太奇的多重組合，不僅交代出背景，也延展了信息含量，銳化了影片所承載的思想內涵。
戲與書互述，用影像還原文學經典，用名篇佳作為藝術賦格，內容主旨表達更為集中、鮮明。《覺醒年代》有意將文學描述情節做立體化成像，加深觀眾的理解。文化巨匠魯迅出場前的“人血饅頭”一段戲，題材就取自于作家本人的白話小說《藥》，劇中將這一場景以合并重組的方式與劇情相關聯。耳聞目睹，照相式的轉換加深了人們對這一悲劇的直觀印象，給觀者心靈以重擊。
名篇佳作語言的直接引用，在劇中發揮出直抒胸臆、暢快說理的作用。如李大釗的《青春》被反復吟詠，深化了個人價值與國家命運、人類前景的主題思考。在五四運動過程中、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啟蒙社會的種種行動里，青年人誦詠《青春》，表達他們超越凡庸追求理想人生境界的渴望。語言文字的精彩與劇情敘事相互關照，為觀眾重溫經典、提升認識開啟了途徑。
戲與書互述，該劇還注重擷取“五四”相關史料細節，在真實的基礎上強化夸張的藝術處理和想象。如黃侃每課之前必先罵胡適以贊古文之美；辜鴻銘嘲笑胡適念誦《荷馬史詩》發出了“英國下等人的口音”，并用古希臘語傲嬌地示范朗誦；錢玄同激陳廢除漢字的主張遭到同人非議等?；厩楣澖猿鲎杂谑妨系募毠澯涊d，這為劇作增添了歷史文獻般的氣質和觀賞情趣。
面對新時代文化大眾，正劇需以更富有活力的藝術表達凸顯歷史文化的價值特質
正劇傳播，歸根結底要實現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引導和激勵作用，增強文化思想的凝聚力。通過豐富、生動、多樣化藝術手段，貼近生活、貼近時代、貼近觀眾，釋放、激發并喚起作品所孕育的正能量，是正劇提升傳播效果的關鍵。在熟悉與了解觀眾的基礎之上，以具有表現力的藝術創意增強時代群體的收視新鮮感，吸引多元文化個體愿意投入其中，感受歷史、理解人物、體會境界與情懷，正劇傳播能夠擲地有聲、春風化雨。
總體而言，《覺醒年代》《長津湖》等正劇的文化內涵釋意和藝術表現能夠給主旋律文藝作品的創作帶來啟發——其將主流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通過詳略得當的結構安排、言簡意賅的內容敘事和富有生活質感的藝術手法呈現出來，“弧光”之下典型人物栩栩如生，場景意境流動著民族優秀文化的獨特氣質，劇與書互述，英雄品格和思想主旨表達合情入理，家國情懷的喚起質樸親切，這為主旋律影視劇作品提升文化吸引力，取得激勵人、引導人的傳播效果積累了經驗。
更進一步，它亦可啟發文化工作者深化對于藝術創作和新時代文化大眾關系的思考?；ヂ摼W新媒體時代的觀眾，是“用戶”而非“受眾”，觀眾不失文化群體的傳統共性，又強調時代個體的獨特感覺。尊重大眾文化審美需求，既不能一味迎合遷就流行口味，又要重視文化個體的接受體驗，這就要求文藝創作扎扎實實地深入生活，回應時代，開放地突破定于一尊的美學概念和固化模式，積極引入技術、文化、平臺等新元素，下大力氣打開歷史與現實融通的渠道。以富有活力的藝術表達凸顯歷史文化的價值特質，讓文藝作品與時代主旋律比翼齊飛，創作者和觀賞者更能達及心靈的共振與力量的交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網絡學研究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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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賈娜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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