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于君子的定義，強調“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簡單地說，君子做事，考慮的是原則義理，小人做事，考慮的是利益得失。

《孟子》開篇，就先告誡梁惠王，要辨別義與利，要重義輕利，即重視原則綱紀義理，而把一時一地一事的利益特別是個人的得失與財利，放在第二位。如果一個邦國“上下交征利”，君臣都在追逐、爭奪私利財利，而不是首先維護道義理念、仁德仁政原則，不是事事考慮到天道天理天良天命，不去親民愛民獲得民心，那么，孟子說“國危矣”——你這個邦國可能就要完蛋啦。

荀子的說法是：“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就是說，你首先重視了堅持了做好了符合大義大道理大原則的事，從而獲得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個人的利益——晉升、獎掖、名聲、稱號等，這是光榮的。你率先考慮的是私利財利一時一地的眼皮子底下的利益，而后才考慮到原則義理綱紀，再找補大義正義，這樣，即使獲得了某些好處彩頭，也難以回避有識者戳你脊梁骨的恥辱。

下要服從上，小要服從大，一時要服從久遠，要像張載說的那樣“論萬世”，這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思維方式。

曾子講得更厲害，他說：“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越是看到利益，越要想到自己的尊嚴，不能輕率接受某種可能不怎么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利益，更不能貪利失態失準，因利取辱。見到惡人惡事，君子應該想到這種負面的人與事會受到怎樣的譴責與詬病，會帶來多少后遺癥。自己有什么非理性的過分的嗜好欲望，要想想自己的嗜好欲望表現會不會帶來恥辱丟丑的后果。而自己的一時感情沖動、激忿發泄，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患惡果。想到這些，君子一生中不可放肆，不可違反禮法規矩，只能謹慎小心，律己從嚴，有所怵惕，有所約束。

曾子的說法，也與孔子講的“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相通，因為作為孔子倡導的核心理念“仁”，也正是義理的首要內涵。

古代圣賢講了這么多重義輕利的道理，但同時又留下了那么多奸臣貪官的可恥記錄，趙高、李林甫、秦檜、蔡京、高俅、嚴嵩、魏忠賢、鰲拜……罄竹難書，這說明了私利誘惑的危險性，也說明了整頓朝廷風氣、官場風氣、社會風氣與實現“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不可一時稍怠。

從利字、利的概念來說，利其實倒也并不總是義的對立面。“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一名聯出自林則徐詩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這里用的是《左傳》中所述春秋政治家子產的“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一語，說是對有利國家的事，決不猶豫退縮，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為之犧牲小我的一切，不可盤算做這樣的事給個人帶來的利害禍福，而要勇于擔當，能于出頭領先。換句話說，國家、人民、族群乃至全天下全人類的利益，根本的長遠的利益，就是大義正義義理。

從后世的觀點來看，孔子所講的喻于義與喻于利，其意義應該說已經超出了君子小人分野的范疇，而進入了忠良圣賢與奸佞國賊的兩個范疇的分野了。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原文化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