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興則文明興 生態衰則文明衰。近日，習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既是自然財富，也是經濟財富，關系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后勁。隨著2020年我國絕對貧困的消除，通過生態富民推進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建設和高質量發展已經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過程中，共同富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而生態富民可以也應該發揮巨大的功能與作用。

實現生態富民，需要把推進生態運營與維護生態安全和生物多樣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加快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同時，在推進生態運營和實現生態富民的實踐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以雙碳目標為指引，大力發展綠色生態產業。發展綠色生態產業，既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有力支撐，也是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生態再生產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再生產方式，需要把推進產業生態化與生態產業化相結合，針對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進行有針對性的激勵機制設計。目前我國生態保護建設投入相對不足，尤其是在農村推進生態富民建設中，農民主體參與度相對較低。因此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在界定產權的基礎上大力推進生態運營，特別是應注重產業融合并延伸產業鏈，發揮龍頭企業的引領帶動作用，逐步提升綠色生態產業附加值。在生態產業化的過程中要注重對生態產品的精深加工，同時可以借助于“鏈長制”等創新型組織模式，在政府的協調幫助下，打造配套齊全及鏈條完備的生態產業體系，進一步提升產業組織水平并逐步開拓國際市場。要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我國不僅僅需要在生產系統加速減排，同時還需要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大力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為此，應系統推進碳循環和碳匯產業開發，協同挖掘生物多樣性的自然財富屬性與經濟財富屬性，尤其需要在加強環境治理的過程中注重提升生態系統服務質量，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升生物多樣性水平和質量有利于提高生態環境治理績效，同時這也是發展綠色生態產業的重要基礎。

第二，以綠色金融為抓手，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的形勢愈加嚴峻，綠色低碳經濟早已成為大勢所趨?，F有研究表明，為實現全球2度以內的溫升控制目標，我國未來碳排放所余空間有限，因而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習近平主席強調要“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使綠水青山產生巨大效益”，在進入全面小康階段后，人民的需求已經從滿足溫飽轉變為更高質量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其中對綠色環保產品的需求會隨著人民收入的增加而持續高漲。但是消費者對于綠色生態化產品的認可有一個逐步認可的過程。綠色企業的產品在市場上能否獲得消費者的歡迎以至于形成著名品牌，有賴于相關的制度保障和相應的運營資金支持。政府通過對綠色金融制度的安排，實現生態運營產業鏈上“第一公里”的打通，這種支持對于生態產品市場化的啟動非常重要；通過市場化的綠色金融體系設計，比如通過建立綠色氣候基金貫通生態運營鏈條的“最后一公里”也極為關鍵，因為這牽扯到生態主體的經濟財富保值增值與經濟利益實現。另外，基礎設施的完善與和地方財政的扶持都是極為必要的投入。當然，這其中的配套制度保障是重要前提，尤其是探索出符合區域資源稟賦特色又符合國家環境規制的產權共享模式與利益分配機制，不但可以促進各利益主體的協同合作，還有利于區域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可持續發展。

第三，以生態富民為根本，助力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實現既依賴于持續的經濟增長，同時也有賴于各利益方的協同與再均衡。事實上，在絕對貧困解決之后，相對貧困將在相對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據統計，我國的生態脆弱區與經濟相對貧困地區在空間分布上高度重合。因此通過生態富民不僅有利于解決生態貧困問題，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綠色公正轉型。生態富民有利于貧困區人民跳出貧困陷阱，在產業扶貧和教育扶貧的協同配合下，阻斷代際貧困傳遞的鏈條。但不得不提的是，我國生態富民實踐中仍面臨著生態發展服務體系不完善、農民自我發展能力不足等問題。為此，需要培育綠色生態文化，強化生態管理，加大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力度，加速推廣生態農業技術和現代化經營理念。需要創新生態價值實現機制，比如可以通過電子商務和直播營銷等模式促進生態產品的銷售，提升產業鏈和供應鏈韌性，助力實現生態脆弱區人們的認知偏差改變與收入躍遷。隨著我國碳交易市場的進一步成熟，未來可以考慮把部分碳配額分配給生態控制區或者重要生態功能區，甚至是該區域的居民，以利于其在必要的時候到全國碳市場上出售配額獲得經濟財富。因為從綠色公正轉型的視角看，該區域居民為其他區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態保障，因此中央安排縱向的生態補償經費或者由下游地區以橫向生態補償的模式反哺這些區域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中國已經設立了三江源等一批國家公園，保護面積超過20萬平方公里，相應地在這些該區域內的采礦等經濟活動就應停止。因此，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對其進行發展補償和專項補貼也是財政轉移支付的一種較好制度安排。

第四，以綠色技術國際合作為關鍵，促進新能源產業高質量跨越式發展。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布的《全球資源展望2019》的調查數據，在過去的50年中，全球資源的使用量增長了三倍，并將于2060年再次翻一番。大力發展新能源是進一步提高能效和優化能源結構的戰略舉措。全球光伏太陽能和風電能源潛力巨大，可以依托我國強大的制造業全產業鏈優勢加速降低發電成本，尤其是系統軟成本與制度成本，進而促進能源系統加速轉向清潔低碳的多能互補體系。全球碳中和的實現，離不開國際間的深度技術合作。技術創新在全球走向凈零排放的過程中至關重要，尤其是碳捕捉、利用和碳封存技術（CCUS）的進一步成熟和商業化應用十分關鍵。由于開發這些技術需要耗費較高的研發費用，實驗推廣也需要積累實際運營的大規模中試數據，因此各國各利益方的協同合作是極為必要的。由于資產專用性的鎖定效應，傳統能源企業不愿意或者沒動力去投資新能源和新技術，而這正是阻礙一系列新能源技術和低排放技術推廣緩慢的重要原因。在當前數字技術大發展的背景下，應該借助數字經濟的東風，強化人力資本投資，促進數字化生態創新，加速推進各國綠色技術合作，加快協同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由于數字經濟具有累積增值性和邊際成本遞減等特征，因此數字能源體系的構建這不僅可以降低全球能源消耗的成本，同時有利于各國能源的穩定供應，從而助力各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綠色復蘇。

第五，以國際綠色環境標準協同為突破點，加強國際環境治理體系構建與完善。污染以往被看作是生產系統的副產品，但對其系統治理不僅僅限于節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同樣是發展生產力。《巴黎協定》的達成反映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決心。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要加強綠色國際合作，共享綠色發展成果”，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需要各國在多邊框架下合作應對。在全球變暖加速的局面下，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應該進一步協調一致，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步驟與關鍵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人類社會的美好愿望，同時也應該是美麗全球化的題中之意。目前全球化雖然遭受一些逆流，但其前進的趨勢仍然基本沒變，這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全球價值鏈產業組織模式使得世界各國日益連接為“地球村”，尤其是跨國公司為了追求進一步降低系統成本會繼續推進產業動態轉移及公司內貿易。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應該基于國際法為準則，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國際貿易中的商品綠色環境標準比如碳標簽協同等為突破點，加強國際環境治理體系構建與完善。這不僅可以使得全球貿易體系越加綠色化，促進貿易和投資等環節的節能減排，降低全球價值鏈中的隱含碳排放，同時也有利于國際社會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機制，提升全球生態系統管理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作者為江蘇大學財經學院/產業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