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
早在1942年3月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毛澤東同志曾發表了一篇《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他說：“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他鄭重提出：“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因此，“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當前，全黨正在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立足“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我們紀念辛亥革命，追憶和緬懷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們的歷史功勛，學習他們在近代中國探索奮斗中留下的精神遺產，就是為了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繼續擔當歷史使命，掌握歷史主動，不斷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推向前進。
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
回顧辛亥革命的歷史，首先需要考察當時國內、國際全局的狀況。否則，就很難理解它為什么會爆發、具有哪些歷史作用和影響，又為什么會存在嚴重局限，這一切都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產物。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創造過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但近代以來，中國卻大大落后于世界的發展。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依靠船堅炮利，轟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社會發展脫離了原有的軌道，一步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道路，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的命運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亡國滅種的陰影沉重籠罩在中國人的心頭。辛亥革命，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為挽救中華民族危亡而爆發的。
要談辛亥革命的歷史，不得不從中日甲午戰爭講起。它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中國的內外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辛亥革命同它直接相關。
甲午戰爭前半個世紀，中國人是在幾乎沒有精神準備的狀況下，不自覺地卷入世界歷史的進程。鴉片戰爭的炮聲、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使人們感到震驚。人們突然發現在中國以外還存在一個如此陌生的世界，但一時又不能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深刻變化。標榜“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還使人們一度產生一種虛幻的安全感。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仍然希望中國重新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樣的盛世。可以說許多人對嚴重的民族危機還處于相當麻木的狀態。直到甲午戰爭前夜，進步思想家鄭觀應已經感到需要向社會發出“危言”，但仍不敢公然指出中國已處在“衰世”這一事實，而將書名稱為《盛世危言》。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人帶來的刺激實在太大了。它從根本上宣布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這一切深深刺痛著每一個對祖國懷有深厚情感的中國人的心。1895年，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發表《救亡決論》，在近代中國第一次喊出“救亡”的口號。許多人在慘痛的事實前猛醒過來，覺得面前的問題已不再是一般地談論什么“自強”“求富”，而是需要直截了當地起來“救亡”。此后，“救亡”成了擺在每一位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面前壓倒一切的中心問題。中國的先進分子日夜苦思焦慮，甚至不惜為此付出生命代價，都是在圍繞這一中心問題尋求答案。而此時統治中國的清政府恰恰相反，寧肯大量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鎮壓人民的反抗，來維護早已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如果不明了當時的這種社會背景，就不可能對辛亥革命有正確的理解。
祖國正處于危急之中！人們不能不痛心地喊出“救亡”的口號。盡管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改良要求，但早已淪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拒絕接受，逼迫革命黨人不得不發動席卷全國的革命運動。被譽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在《革命軍》一書中慷慨激昂地呼喊道：“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于20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1905年，全國各地的革命團體迅速聯合起來，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成立中國同盟會。他們前赴后繼，接連發動多次武裝起義，特別是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代表的廣州起義，震動了全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全國各地紛紛響應，不僅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更終結了已經延續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共和政體的國家。“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由此拉開了序幕。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探索。”
辛亥革命的歷史貢獻與歷史局限性
辛亥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應該說兩方面同時存在。推翻君主專制、建立共和政體，這是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貢獻。它使舊有的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民族覺醒和民族精神在全國普遍高漲，這就把歷史進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從這一點看，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共產黨人林伯渠，曾經很有感觸地說：“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并不足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是同盟會成立初期就入會的老會員，他的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說得十分中肯。
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經歷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權”，一直是封建主義統治的集中體現。人們從幼年時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把它看成是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主是上天之子，稱為“天子”，誰要是敢有一點懷疑，輕則叫作“離經叛道”，重則成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直到近代以來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前，還沒有人提出過推翻君主專制的主張。
孫中山先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主張。同盟會明確把“創立民國”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它在1906年頒布的《革命方略》中更是響亮地宣告：“今日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我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今后“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之論，只要比較一下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一變而為“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就能體會到這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變化。
放眼110年前的世界，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除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后，分別在歐洲和北美大陸上建立起僅有的兩個共和政體外，大英帝國、沙皇俄國、奧匈帝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無一不保留著君主政體。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辛亥革命帶來的直接成果，至少有兩條：第一，它打亂了中國封建統治的政治秩序。辛亥革命廢除了帝制，就從根本上瓦解了封建統治基礎。同時，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空間，無產階級隊伍也不斷發展壯大。此后，盡管新的統治者像走馬燈一般輪番登場，但都無法回歸帝制。加之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反動統治陣營內部更是難以保持統一。第二，它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人們開始大膽地尋求新的救國出路，很快迎來了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場革命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社會性質，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民國成立后，許多人便以為革命的目標已經達到，從而失去繼續前進的方向，妥協逐漸上升為主流，導致革命半途而廢。究其原因，辛亥革命沒有提出一套科學的理論來指引中國的前進方向，沒有充分發動并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確道路和領導力量。人民的悲慘境遇仍未能改變，中國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后、分裂、混亂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場革命又是失敗的。
我們常常說某一事件有它的歷史局限性。所謂歷史局限性，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就是說它存在的問題未能解決，是因為當時的客觀物質條件還未具備，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的社會實踐是由人們的認識水平指導的，而這種認識只能在它所處時代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不可能超越歷史發展階段。談到辛亥革命的歷史局限性，毛澤東同志曾談到三點，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第一，“辛亥革命發生在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的時候”；第二，“全世界無產階級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還沒有實際革命行動，只是準備革命的時候”；第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還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的時候。”
但是，一次革命的價值不能僅從它的短期效果來衡量。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辛亥革命產生的深遠影響是無法磨滅的。它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莊嚴指出：“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奮斗和壯烈犧牲的志士們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歷史是一步一步前進和發展的。從辛亥革命爆發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相隔不到十年。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早期領導人，早年都參加過辛亥革命。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朱德等人年輕時都是同盟會的骨干。陳獨秀是當時革命團體岳王會的領導人，辛亥革命那一年擔任過獨立后的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毛澤東在湖南起義時的新軍中當過兵。不少早期共產黨人正是先投身到辛亥革命中或受到它的深刻影響，提高了愛國主義和民主覺悟，以后又察覺到它的根本缺陷，繼續探索前進，最終成長為堅定的共產黨人。這中間有繼承有發展，存在著清楚的前后相續的傳承關系。
就在辛亥革命爆發后的第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再過三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促進了中國人民的偉大覺醒，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活生生的現實。隨著客觀條件的成熟，無產階級隊伍的日漸擴大，工人運動發展起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個最初只有五十多名黨員的黨，指明了中國社會的正確發展方向。中國共產黨成立，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民族復興從此有了堅強正確的領導者。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斗爭遭受嚴重挫折時，中國共產黨及時向他伸出真誠的援手，幫助國民黨改組，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革命的新高漲。他逝世后，中國共產黨忠實繼承了他的遺志，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英勇奮斗，付出巨大犧牲，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華民族依據歷史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在這一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繼續奮斗，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兩大目標。反帝，就是追求民族獨立與解放；反封建，首先要結束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才說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準備。所以毛澤東同志提醒我們，研究黨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
道路決定命運。百余年歷史巨變得出科學結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創造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撫今追昔，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驅對中華民族發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并為之奮斗的偉大夢想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發揚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精神，不斷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推向前進
什么是中華民族，這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早就習以為常：它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稱。但人們也可以反過來問：世界上存在著不少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但它們都沒有被統稱為某某民族，且往往都在歷史變遷中很快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費孝通先生把它稱為“多元一體”：即56個民族又形成一個共同民族——中華民族，它是歷史長期發展中形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放眼世界，這種現象如果說不是獨特的，至少是罕見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穩定的共同體，主要是在辛亥革命醞釀和爆發前后發展起來的。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起草興中會章程中第一次響亮地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就是要共同實現民族復興。在推動革命發展的進程中，仁人志士們自覺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中華民族”這一共同體概念。
最早使用“中華民族”這一名稱，是1902年維新派梁啟超提出來的。梁啟超曾解釋道：“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彼，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于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近代以來，隨著海外交往的擴大，“中國人”的另外一些稱謂如“華人”“華工”“華商”乃至“華僑”等詞，也開始在海外逐漸流行起來。實際上也為現代中華民族自覺觀念的形成，創造了直接的社會和文化認同條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
“中華民族”這一名稱被廣泛使用，則是在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以后。孫中山先生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書》中寫道：“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含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此后，“五族共和”成為傳誦一時之口號。中華民國最早的國旗“五色旗”，就是“五族共和”的標志。北京是明、清等朝的古都，紫禁城以南號稱“國門”的“大明門”“大清門”，民國成立后更名為“中華門”。辛亥革命后，許多大城市都陸續命名或更名了一條街名：“新華街”。
由此可見，“中國人”的身份形成，是現代中華民族共同體自覺認同的文化基礎，深入揭示這一認識的形成過程，對于今天加強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第一個革命團體，最直接的刺激就是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這一天是日軍占領旅順的第三天，因此他親自將這個革命團體定名為“興中會”。第二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強行割占臺灣，興中會明確提出“恢復臺灣，鞏固中華”。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國家分裂，是近代以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期望，更是孫中山先生畢生追求的目標。在他逝世前四個月，還曾對世人明確宣告：“‘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抗日戰爭勝利后，臺灣光復，回到祖國懷抱。其后不久，由于戰爭和外部勢力的干涉，海峽兩岸的統一再次受阻。
中華民族具有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光榮傳統。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
辛亥革命不久，孫中山先生在浙江海寧觀錢塘潮時，曾豪邁地留下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先生有著寬廣的世界眼光，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同時，也致力于推動人類共同進步。他生前曾這樣表述過對中華民族的期盼：“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他對未來世界秩序的設想，就是實現“人類進化，世界大同”。
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時曾感慨道：“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求我們像先輩們那樣，對人類社會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我們應以孫中山先生為榜樣，永遠站在時代的最前列，因潮流之動而動，同時代之風起而起。
進入21世紀，人類面臨的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合作是實現人類共同發展的必經之路。為此中國積極倡導共建“一帶一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孫中山先生為鼓勵后繼者們繼續前進，曾提出令人振奮的三個“有為”命題：“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我們緬懷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驅的豐功偉績，學習和繼承他們的寶貴精神，就要“攜手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繼續奮勇前進！”
我們要立志做“有為之人”。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又富于創造力。孫中山先生說：“中華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亦世界之至優者也。”我們要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發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豪氣，發揮主人翁精神，同世界一切進步力量攜手合作，為中華民族、為全人類創造新的更大的幸福。
我們應珍惜中國這塊“有為之地”。孫中山先生十分自豪地說：“中國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們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在這片積累了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熱土上，我們要堅持走自己的路，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同時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努力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中國美麗。
我們應該積極把握“有為之時”。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處于關鍵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我們應以孫中山先生為榜樣，“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把握時代大勢，抓住歷史機遇，努力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的奮斗歷程，就像是一場接力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發展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今天，我們再次走到新的歷史交匯點。我們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堅定邁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放眼未來，再接再厲，努力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創造屬于中華民族的璀璨未來，并對人類文明與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金以林，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