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性質的憲法，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具有歷史性的進步。圖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局部）。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辛亥革命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封建帝制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這次革命打開了近代中國進步的閘門，推動了近代中國的社會進步，有重要的歷史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推動歷史進步，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為什么黨和國家這樣重視紀念辛亥革命呢？這是由共產黨人的歷史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共產黨人觀察歷史發展進程的指導思想。正是依據這一思想，確認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代表性事件。

怎樣看待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我想有下面幾點值得注意。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寶座，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階級的專制制度，是歷史的巨大進步。中國歷史上掀倒皇帝寶座的先例很多，舊皇帝推倒以后，又有新皇帝重新登場。辛亥革命不是以擁立新皇帝為目的，而是要推倒皇帝，建立全新的體制。推倒皇帝寶座，動搖了中國人對兩千年來似乎亙古不變的皇權統治的崇拜。從此以后，共和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成為人民大眾新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這就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辛亥革命帶來中國政治體制、對外關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風俗觀念的一系列新變化。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體現了主權在民的共和民主色彩和鮮明的民權憲法性質，在中國憲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辛亥革命之后，帝國主義列強雖然還企圖繼續控制、欺凌中國，但中國民眾的覺醒程度空前提高，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要求匯成巨大的潮流，迫使當政者不能輕易對外妥協，也迫使帝國主義列強不能不顧及中國的民意，中國的對外關系開始變化，開始了國家地位緩慢回升的過程。辛亥革命后，出現了歷時近十年的現代工業發展浪潮，現代化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有明顯的提升，從而為其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更寬廣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現代教育制度進一步發展，輿論的傳播更趨普及和活躍，從而為更大層面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準備了人才和輿論的條件。人們的風俗習慣、行為做派、交往禮節在變化，男人的辮子剪掉了，女人的小腳不裹了，鞠躬握手取代了磕頭作揖，服裝新樣式取代了舊樣式，這些看似形式的變化，實際卻解除了人們思想的種種束縛，有利于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辛亥革命是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共和民主取代皇權帝制，是中國歷史了不起的轉折和成就，它所帶來的思想解放是空前的。兩千多年的皇權觀一夕傾覆，當然是巨大的思想解放！中國人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新思想和新觀念，組黨結社，抒發己見，思想空前活躍，民意空前旺盛。隨后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順理成章，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蔚為潮流。中國共產黨隨之成立，并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里，以磅礴的氣勢，領導中國革命奔騰向前，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性任務，建立了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辛亥革命為20世紀中國的歷史性進步打開了閘門。20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之所以能夠發生，毫不夸張地說，是由辛亥革命拉開的序幕，開啟的閘門。辛亥革命后不久，雖然出現了軍閥混戰、國家分裂、民眾困苦的混亂時期，但這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插曲。有如任何涉及社會根本變革的革命那樣，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進步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總有個過程。1640年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到1688年英國政局才穩定下來，有英國特點的資產階級虛君政治才得以確立。這中間有48年時間。1789年法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經歷了吉倫特派統治、雅各賓專政、熱月黨人統治、拿破侖第三帝國、波旁王朝復辟，直到1830年七月革命，才把法國大革命的成果鞏固下來。其間也花了41年。所以，對于辛亥革命的歷史性意義及其為中國帶來的歷史性轉折，應該有充分的估計與積極的評價。

辛亥革命為近代中國孕育了一批新型政治家，包括國共兩黨的早期領導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廖仲愷等是中國國民黨的著名領導人。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至今仍為我們紀念。孫中山、廖仲愷與時俱進，積極推動國共合作，有力推動了北伐的進展，這是我們需要銘記的。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朱德、董必武、吳玉章、毛澤東、林伯渠等，都是參加或者經歷了辛亥革命過程而逐漸走向共產主義的。

辛亥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發生的革命，具有世界性意義。辛亥革命的發生是國際環境下內外情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受到世界形勢的重大影響。辛亥革命是世界尤其是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和侵略勢力，鼓舞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受到韓國、越南、日本、歐美有識之士的支持。列寧認為：辛亥革命不僅標志著“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說已經從沉睡中醒來，走向光明，投身運動，奮起斗爭了”；而且也意味著“極大的世界風暴的新的發源地已經在亞洲出現”，“我們現在正處在這些風暴以及它們‘反過來影響’歐洲的時代。”把眼光放長一點，我們看到，列寧的這個預言是很準確的。亞洲出現的世界風暴的新發源地“反過來影響”歐洲的時代，真的開始到來了。當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時候，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將要實現的時候，當我們正在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奮斗的時候，正是列寧預言變為現實的時候。

辛亥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辛亥革命的失敗中吸取到必要的歷史教訓。

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注定不能成功。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其目的是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民主制度。為此，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提出了源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套制度設計。在一個短時期內，議會政治等一度頗為活躍。但是，歷史事實證明，這些制度設計不適合中國國情。三權分立、議會政治等西式民主的制度設計，在袁世凱這樣的武人眼中，無非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擺設而已。在中國同盟會基礎上組建的國民黨，雖然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議席，但其領袖宋教仁很快被暗殺，國會被解散，國民黨被宣布為非法。孫中山不得不重新走上革命道路。此后，在中國也還有一些人不斷提出并鼓吹西式民主的制度設想，但都無法付諸實踐。事實說明，在中國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走西式民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結果只能是混亂和分裂，不利于中國人民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只有立足實際、切合中國發展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指引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這是基于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歷史發展得出的科學結論。

中國的革命、建設和發展都需要強有力的政黨領導。缺乏強有力的政黨領導，是辛亥革命失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嚴格說來，中國同盟會還不是現代意義的政黨，缺乏嚴密的組織體系和有力的領導群體，組織松散，核心成員政見不同，矛盾多多。孫中山雖然是公認的革命領袖，但是，因為同盟會的組織結構和歷史淵源，孫中山的領袖作用難以得到有效的發揮，他提出的政治綱領和革命目標也不能得到黨內許多人的認同。國民黨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都更趨渙散，難以擔當繼續領導革命、完成中國近代革命歷史性任務的責任。事實說明，在中國這樣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民族多樣、發展不平衡、矛盾復雜、對外關系糾葛重重的大國，必須有組織嚴密、綱領明確、有堅強的領導群體、有眼光遠大的領袖人物、能夠深入民眾、體現民眾利益、帶領廣大民眾前進的政黨，才能真正領導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實現中國近代以來所要完成的歷史性任務。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也是我們從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中得出的正確結論。

堅定地依靠人民群眾，是完成中國近代歷史任務的出發點。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不可避免的弱點和軟弱性，辛亥革命時期，他們不敢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口號，不能提出切實的反帝反封建主張，從而也不能動員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使革命建立在堅實的社會基礎之上，而只能是對帝國主義列強妥協，對國內的軍閥實力派妥協，最終使辛亥革命的果實落到了袁世凱這樣的軍閥武人手中。事實說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難以擔當完成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歷史性任務，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無論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經驗，還是失敗教訓，也無論是辛亥革命的歷史性意義，還是缺陷和不足，都是今天紀念辛亥革命時所應銘記在心的，都為后來者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歷史證明：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振興中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是由孫中山的朋友和合作者、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人在其后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完成的。孫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他的遺愿，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打敗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紀元。

（作者為中國史學會原會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