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平臺治理，包括去年螞蟻金服上市的問題，當前對于房地產頭部企業的治理，疊加目前出臺的共同富裕的方案，引發了很多人的猜測，重心就是民營經濟的地位。我們已經看到，最近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以及中財辦常務副主任韓文秀在很多場合表明了中央的態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不改變”，但是可能還有一些人對國家戰略、對當前的形勢依然有很多錯誤的解讀。我們對于平臺的理解、平臺的規范應當從一個更為宏觀、更為長遠的視角來看，而不能夠簡單地把各種現象根據某一種猜想來進行串聯。我認為規范資本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是整個市場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發展水平到了一個新階段所必定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當前一個簡單的內部邏輯變化、戰略變化。這里從兩個視角來說明。

從歷史視角看，規范資本符合歷史的邏輯，也符合市場發展的邏輯

第一個視角就是歷史視角。我們研究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范本就是美國，但是不能簡單地看美國的現在，我們一定要看到美國從“南北戰爭”到1890年這個時代，它是美國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時期，即所謂的“鍍金時代”。這個時代資本崛起，大家會看到摩根的“金融帝國”、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國”、卡內基的“鋼鐵帝國”，但這些資本的崛起與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帶來的是超級腐敗，當時美國的很多官員都是由摩根這樣的集團指派的。也就是說，市場的發展、資本的發展往往會經過一個原始積累階段和“鍍金時代”，這是一個資本無序狂飆和資本全力擴張的時代。在整個西歐和美國，在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經濟是無法容忍這樣的一種腐敗和資本狂飆的。因此，在“鍍金時代”之后，美國進入了很重要的“進步時代”。

“進步時代”是1890年開啟的，很重要的標志是第一部《勞工法》的頒布，《勞工法》中美國學派的喬治等人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第一是規范資本，第二是反腐。反腐在某種程度上比勞工問題更根本，美國在1883年出臺了彭德爾頓法，改變了美國文官行政體系，要求資本不能進入行政體系和政治體系，資本不能駕馭權力。這是美國、英國歷史上很重要的教訓。反腐是任何一個偉大時代產生的基礎和前奏，反腐的核心就是要解決資本與權力的“聯姻”，美國“鍍金時代”向“進步時代”的轉折很重要的一點就在這兒。第三是反壟斷。反壟斷方面最重要的法案是《謝爾曼法案》，這是壟斷法案界的鼻祖，當時美國的大企業、大資本對于市場秩序的控制和對美國經濟循環的壓力，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所以，美國出臺相應的反壟斷法案。第四是金融監管法案。美聯儲是20世紀初期成立的，美國在1913年之前都是自由銀行體系，出現很多金融亂象，導致最后要由央行進行統管，把金融秩序治理好。因此，美國從“鍍金時代”的腐敗和發展并進、資本狂歡的年代進入“進步時代”，通過“進步時代”的整頓才會出現所謂的美國體系在“二戰”之后的經濟發展的奇跡。

因此，從市場經濟400年的歷史，從美國等國家發展的歷史來看，規范資本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步驟，也是市場經濟邏輯的必然產物。雖然我們的市場經濟有自己的特色，但與一般市場經濟也有相通之處。所以，類似的問題也要引起我們的警惕。其中，第一個重點是要從根本上處理好資本與權力之間的關系，讓市場歸市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也是十八大以來一個很重要的改革目標。如果資本與權力進行“聯姻”，任何秩序都無法形成。第二個重點是要在勞工與資本上形成一種相對的平衡，不能一邊倒。社會的進步不是以資本的壯大為標志，而是以人民福祉的擴大為標志的。第三個是對于壟斷發展現象要有所節制。第四個是規范金融秩序。因此，從歷史上可以看到，目前要從過去高速發展、資本擴張的狀態進入一個新階段，要經過反腐倡廉、資本市場整頓、金融市場整頓、反壟斷，使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良性化。這樣的一個進程符合歷史的邏輯，也符合市場發展的邏輯。我相信有歷史感的人都能認識到我們目前的一些做法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沒有問題。

從經濟理論史視角看，資本要與社會倫理、社會秩序和社會新理念匹配

第二個視角是從理論史來看。在人類歷史上，從輿論的角度看，人們天然對資本有一種情緒，從古代的不患貧而患不均，到西方阿奎那的神學大全，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解決對資本的態度。它的基本態度是用資本來掙錢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就會看到蘇格蘭學派的重要進步，因為他們在《國富論》這些名著里闡述了很重要的顛覆封建邏輯的命題，即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逐利這種微觀的惡也能導致宏觀的善，也就是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資本與市場的結合是一個善的制度，是人類很好的一種制度。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也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雖然從一誕生起就每個毛孔都充滿了血和骯臟的東西，但是它創造了比人類有史以來還要多的財富，是推進生產力發展的第一動力，因此，這也是一種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應該推動資本發展。

但是，資本是不是就沒有道德基礎了呢？在1876年《國富論》之后，大量的學者專家就在填補這個空白。在最重要的一批學者里面，第一個就是馬克斯·韋伯，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闡述了資本主義的萌發和強勁運行必須要有宗教的基礎、要有倫理的基礎。然后大家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全面出現福利主義，也就是從根本上證明市場經濟在資本至上的邏輯下無法完成自我循環，無法達到社會和諧。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從經濟學的邏輯上證明了一個命題：只要資本收益率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兩極分化是必然的，宏觀不穩定是必然的。因此，我們需要另外的一個辦法來解決它，很多人對此的推論是福利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推論是如果生產力發展到很高的水平，資本這種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有可能成為約束社會進步的因素，因此我們應該通過社會主義制度來約束它。

在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小康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如果沒有規范資本、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舉措，要想進入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很困難的。我們不能把借貸資本通過放貸的形式、保險的形式進行資本積聚，然后轉成股本金，又通過股本金的抵押進行放杠桿，導致整個社會杠桿率能夠從傳統的五六倍、七八倍提升到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我們一定要在杠桿上有所節制，不能混淆一般的金融邊界、產業邊界，同時，也不能混淆資本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和秩序之間的關系。

因此，需要從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理論史的大視角來看待當前的爭論，來分析我們當前所出臺的一系列的監管改革舉措，唯其如此，學術界才能找到心安處，才能在自媒體爭鳴的時代尋找到我們的方向。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