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就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同富裕百年探索實踐，是忠實堅守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為指導、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化解共同富裕階段性難題的光輝典范，是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行”的生動詮釋。

【關鍵詞】共同富裕  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堅守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確立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中國化，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分析解決我國共同富裕難題。實現了從大規模開展土地革命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前提、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共同富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開創“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之路，到新時代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性轉變。我國至今所取得的系列成就，都是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我國共同富裕發展難題的成果。“七一”重要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

“行”之根本：站穩共同富裕的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

立場，是共同富裕的立足點和落腳點，彰顯“為了誰”“為了什么”的問題導向。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始終堅守這一根本立場，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根本和動力所在。

堅持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地位為共同富裕提供價值導向。馬克思恩格斯畢生都在追求人類解放的真理，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導向貫穿其思想體系始終。從研究初衷來看，人民主體地位是馬克思主義回應無產階級根本利益訴求的必然選擇。為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弊端，尋求人類的徹底解放，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的批判逐步回歸于物質利益和現實的人。在批判青年黑格爾派“自我意識”和費爾巴哈“抽象的人”的過程中，完成了自身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向，奠定了創建以人民主體為價值導向的科學理論基礎。從其理論追求來看，人民主體是馬克思主義追求人類社會共同富裕崇高理想的動力之源。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活動就是群眾的活動。在階級對立下，“群眾”只能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是“現實的人”和“有個性的個人”，他們通過“自主活動”不斷打破生產工具局限和生產關系束縛，為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解放創造有利條件。

堅持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發展方向。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資產階級的舊社會，工人難以獲取必需的生活資料，被迫以出賣勞動力謀生，更無法實現全面發展。同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異化與強制是常態，人的需要以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都處于片面發展狀態。由此，他們提出取而代之的將是自由人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并以此超越“人的依賴”和“物的依賴”。這種聯合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設定了社會和人自身的理想發展狀態，是共同富裕所要達到的最高階段。

“行”之關鍵：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為指導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掌握科學的理論可以把握我國共同富裕的前進方向。堅持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指導地位，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新時代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

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前提。馬克思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和資本形成對立，“而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隨著增大”。即使工人的收入會隨著資本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資本家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仍互成反比，并未從根本上消滅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對立。為此，無產階級只有通過奪取政權廢除私有制，才能解放本階級和整個社會，進而消除人的異化。在推翻舊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實現前提。為遵循這一實現前提，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用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論解決我國現實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同志已對共同富裕進程中的兩極分化現象有所思考。認為“小農經濟是不穩固的，時刻向兩極分化”，個體手工業也是不穩固的，易走向少數人富裕、大多數人破產的道路，資本主義工商業對國計民生存在不利方面，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以后，農村改革率先突破了傳統公有制形式，隨后改革重點轉向城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下，民營經濟、個體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逐步發展起來。直至黨的十五大，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有效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在推動“先富”帶動“后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始終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注重發揮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對于實現共同富裕的推動作用。

堅持共產主義的必然發展趨勢。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必將實現共同富裕，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這種歷史必然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全面闡釋了剩余價值規律，明確了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制度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且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無法從根本上克服，必將被更高級的生產關系所替代。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一些社會主義的“新”因素，即在社會化生產力要求下，資本主義被迫進行自我調適，進而造成其生產方式內在要素的自我揚棄。這種“新”因素的出現，更堅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從黨的一大高舉共產主義偉大旗幟，到黨的二大召開，完整界定了黨的最高綱領，明確強調要“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具體實施路徑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開展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救亡圖存政治斗爭，以及為全體農村人民謀利益的土地革命經濟斗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和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共同富裕的探索實踐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下曲折前進。到改革開放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共同富裕之路，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從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到實施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國一盤棋，統籌兼顧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防止兩極分化，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即使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公共風險挑戰，中國共產黨仍然帶領全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此基礎上，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具備三方面基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基礎、新發展理念的思想基礎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的制度基礎。

“行”之靈魂：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化解共同富裕階段性難題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中國共產黨初步取得的共同富裕成就，都是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結果。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對于新時代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因地制宜推進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這一方法貫穿于中國共產黨共同富裕探索實踐全過程。

堅持運用唯物辯證方法，正確處理共同富裕進程中的重大關系。一方面，正確處理“整體富裕”與“個體適度差異”的關系。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和“同時”富裕，代表著全體人民的普遍富裕程度，允許個體適度差異的存在，這種適度差異也將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而不斷縮小。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過度強調整體共同富裕程度而忽視局部個體差異，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造成發展動力不足的局面。反之，立足長遠目標，統籌好整體與局部、普遍性與特殊性，將城鄉、區域和收入的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將有利于激發主體內生動力形成良性循環，進而全面系統把握共同富裕發展規律。另一方面，正確處理“先富”與“后富”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以“先富”“后富”為主要特征的共同富裕邏輯進程。從聯系發展的角度來看，“先富”和“后富”都是實現手段，實現共同富裕是最終目標，而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打破平均主義、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先富基礎的“量”已實現有效積累，進一步帶動幫助后富群體，突破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美好生活“質”的需求成為必然。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目的就是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共享共富中解決后富發展問題。

堅持實踐檢驗方法，促進共同富裕實踐與認識的統一互動。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我們不斷在實踐中推進理論創新，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富裕理論，指導了我國各個發展時期的共同富裕實踐。同時，經過實踐的檢驗，暴露出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先富”“后富”出現的貧富分化、社會公平缺失、人民生活高品質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滿足等問題，反過來促進了對共同富裕認識的不斷深化。實踐表明，只有將共同富裕的認識與實踐統一起來，才能在歷史邏輯中把握其發展規律，探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有效舉措。

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回顧我國共同富裕推進歷程，都是在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中調整生產關系，在不斷適應經濟基礎中完善上層建筑。為有效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期盼，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為高質量發展釋放了改革動力，促進了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我國具備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基礎和條件。全體人民“共同”層面的社會公平分配需求，以及“富裕”層面的物質、文化、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健康養老等多層次需求，將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推動下不斷得到滿足。

（作者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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