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體現在其社會性、價值屬性以及公益屬性上，當前我國第三次分配面臨觀念、組織和政策上的挑戰。為此，應形成文化動員機制，建設組織動員機制、社區動員機制，推動制度動員機制的建設，同時加入新技術動員機制，最終完善第三次分配的社會自我動員機制。

【關鍵詞】社會動員  第三次分配  公益慈善    【中圖分類號】D632.9    【文獻標識碼】A

從2008年開始，作為第三次分配的公益慈善事業就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新興領域。一方面，在最近的二十年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參與到公益慈善的實踐中來，社會組織逐步成為公益慈善領域的重要主體；另一方面，近些年公益慈善事業在我國逐漸成為一種社會資源，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公益慈善組織因為其非營利性、公益性等特征，具有比政治組織、商業組織更強大的慈善資源的籌集能力和人力動員能力。第三次分配不能僅從經濟制度的視角來看財富分配的規模，“要用超越經濟學的社會理性、人文理性和價值理性來面對第三次分配，要站在比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更高的維度上來探尋第三次分配”。當前，第三次分配政策落地正在引發改革開放以來，慈善事業的第三波發展浪潮，如果說2008年第一波慈善浪潮是讓志愿者主流化，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的頒布讓慈善組織主流化，那么2021年的第三次分配政策將會使得人人公益的公益慈善事業主流化，并將對中國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帶來重要影響。

第三次分配有哪些特性

第一，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體現在其社會性上。如果說市場的初次分配具有私人性，屬于私人性質的生產、交換和流通所帶來的分配。那么政府以國家機器為后盾的有組織的二次分配則具有公共性，是針對不特定的全體國民的一種資源配置，而第三次分配則發生在“介于私人和國家之間的廣泛的社會參與領域”。在中國，公益慈善事業既不能完全屬私，也不能完全屬公，而是被擴展為私人或者公共機構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采取的志愿行動。所以第三次分配是中國政治經濟環境下的特殊概念。這種社會的包容性使得第三次分配的實現需要社會各方都能夠自愿地參與進來，依據社會價值理念，運用公益資產來開展資源的再分配。

第二，調動各方參與是由第三次分配的價值屬性所決定的。道德的力量驅動之外，人們也可能出于對文化藝術的熱愛等各種動因來參與第三次分配，這種參與顯然不能僅僅為了實現私益，因此第三次分配具有鮮明的社會價值屬性。第三次分配的價值屬性絕不僅僅是扶貧濟困，而是包含著眾多的社會價值，而多元社會價值的實現則需要社會各方都能參與。

第三，調動各方參與也是由第三次分配的公益屬性決定的。第三次分配是指向非營利的一種資源分配方式，也就是各方參與第三次分配并不是要從這種資源轉移中獲得自己私人的物質利益。雖然社會企業作為新的組織形式逐漸在第三次分配中得到認可，不過其也應是公益性的。只有這樣，社會企業才能同其他性質的企業形式區分開來。公益性仍然是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屬性，而人本性是趨利避害的動物，具有為己的本能。因此，人們要自愿地為公益而行動還需要精神境界的提升，使個體從物質需要的滿足轉向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的滿足。個體的這種提升也有賴于整個社會的文明的提升。這就需要由社會的合力來推動和調動各方，這種調動包括動員、鼓勵、調適等各種方法。可以說，如果沒有這種動員機制的調動，以公益性作為本質特征的、全社會各方參與的第三次分配就很難形成。

調動各方參與第三次分配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是觀念上的挑戰。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氛圍，就無法激發普通人參與第三次分配的積極性。在許多人的觀念里，第三次分配還常常被看作是“富人的事”，離自己的生活世界很遠。在經濟資源相對豐富的大城市社區，慈善文化傳統式微，人們因為生活在陌生人社區中而容易變得冷漠，沒有意愿參與公益慈善。同時，由于外在力量強迫而產生的捐贈行為，因其破壞了第三次分配的道德含義也很難持續。觀念上的限制一方面使富人不再敢捐獻，另一方面使普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與自己無關。

其次是組織上的挑戰。第三次分配的參與各方在公益慈善事業中主要通過慈善組織來完成第三次分配的工作。截至2021年初，我國的社會組織已經達到80多萬個，但是官方認可的慈善組織只有5400多個。不僅數量不多，而且很多公益慈善組織還存在明顯的短板。不少公益慈善組織的專業能力不足，在項目、資助以及籌款方面，公益慈善組織的人才還非常缺乏。第三次分配領域對人才的要求不僅僅是專業能力，對道德也有更高的要求，不能從第一次分配領域和第二次分配領域直接轉崗，需要更多的專業訓練，甚至需要大學開設相關的專業來培養人才。因此，在公益慈善組織相關業務人才培養基本上還是一片藍海。此外，不少公益慈善組織的公信力不足也對調動各方參與構成挑戰；同時，缺乏透明度、效率低下、管理混亂也是公益慈善組織常常受到詬病的原因。

最后是政策上的不足。第三次分配要調動各方積極參與，鼓勵政策的出臺和落地也非常必要。雖然《慈善法》已經在2016年出臺，但是面對新形勢、新問題，原有的《慈善法》還有諸多不足，尤其是在互聯網慈善和社區慈善方面還缺乏足夠和明確的規范措施。《慈善法》規定的稅費減免政策也還沒有完全落實，尤其是慈善信托這一極富鼓勵性的政策設計在稅費減免的落實上還有不少限制，這也導致很多社會組織對自己被認定為慈善組織動力不足。

以社會自我動員機制調動各方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

調動各方積極參與的關鍵是要形成一套社會自我動員機制，這一機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形成文化動員機制，大力倡導慈善文化傳統，改進人們的慈善觀念，讓第三次分配觀念深入人心。鼓勵人們依照慈善傳統來行為，這是治理成本最低的動員。其實中華慈善文化源遠流長，我國當前公益慈善事業的諸多做法傳承自明代以后的民間善舉。到了晚清至民國，隨著中國與西方對話交流增多，慈善逐漸從宗族福利和社區福利中獨立出來，成為推動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我國近代公益慈善事業由此誕生。民國時期的張謇、盧作孚、陳嘉庚等慈善家以及與他們合作的社會改革人士都體現出中國慈善文化的強大內生動力，這些都給當代中國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和財富。20世紀60年代后，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國家公益事業逐漸取消了民間慈善組織，以“學雷鋒、做好事”為核心理念的共產主義慈善成為主流。20世紀90年代，政府開始為慈善正名，一系列官辦慈善組織（如慈善會）應運而生，民間公益也重返歷史舞臺。進入21世紀，中國公益慈善事業取得了飛速發展，彰顯出強勁的社會活力，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更是將民間公益推向高潮。可以說，中華慈善文化傳統并未斷裂，而是一直在延續和更新換代。通過文化動員，人們看到行善者得到社會的尊重和肯定，于是也紛紛效仿，這樣才能調動各方的積極性。

二是建設組織動員機制。促使人們養成公益慈善意識，需要組織的合作和共識。也只有通過組織的持續動員，第三次分配才能有效和持續。因此，應加強組織動員機制，通過培養專業勸募人才，提升公益慈善組織的勸募能力，以便有效地提升組織籌集資源的能力，而籌款專業是真正能夠讓慈善人人皆可以參與的重要動力機制。同時，公益慈善也要加強問責能力，讓慈善組織更加透明、高效，并實現治理民主，這樣才能吸引更多參與方以公益慈善組織為樞紐，加入第三次分配的事業中來。基金會、支持性的公益組織以及一線服務的社會組織都應該在這個生態系統里和企業以及政府形成耦合。政府、企業和公益慈善組織應該通過購買服務、項目資助、建立長期戰略伙伴關系以及催化公益創新等方式來共同推動第三次分配。社會企業是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類第三次分配參與方。這種以商業模式來實現社會公益目的的組織，在中國雖然還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和優惠政策，但是卻受到年輕人和基金會的熱捧。作為組織創新的一種新形式，社會企業利用公益價值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優勢，可以參與市場競爭，以提升自身競爭力、生命力，促進自身發展。

三是建設社區動員機制，推動社區居民參與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常常表現為社區居民面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而主動尋求創造性方法加以解決的過程。社區是人們日常生活之地，是人們彼此面對面接觸交流、獲得認同和歸屬的公共空間。社區居民對此有利益歸屬和情感紐帶。因此，社區容易形成志愿參與的氣氛和傳統。社區動員機制表現為讓社會工作者扎根社區，培育作為社區公益骨干的社工。社工根據社區需求和問題，支持社區公共設施建設，并依據社區的文化傳統塑造社區公共空間。應通過組織各類公益性的文化活動進一步發掘社區公益骨干，擴大社區公益力量。在這些活動中，社工逐步和社區志愿者一起組織社區居民討論和建立各種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規則，并由社區公益領袖建立社區自治組織和各類志愿團體。同時，社會機構可以支持這些社區公益組織和地方政府、企業共同解決社區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并推動第三次分配。

四是推動制度動員機制的建設。制度是社會保持活力的根本，我們需要完善慈善立法，讓法律成為規范和促進第三次分配的催化劑。為此，有必要調動各方力量積極參與《慈善法》的修訂，將參與慈善立法意見征求的范圍從組織推廣至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在《慈善法》中也應該進一步明確對公益慈善事業的促進和鼓勵措施，讓《慈善法》可以真正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發展。

五是加入新技術動員機制，推動互聯網和數字化公益，以技術力量賦能公益慈善，從而更好地調動各方積極參與公益慈善。近二十年以來，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對人們的慈善理念、慈善參與意識、捐贈方式以及慈善項目的運作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互聯網慈善極大地提高了民眾參與的便利性和快捷性，激發了廣大網友參與公益慈善活動的積極性，讓慈善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形成了遠超傳統慈善的資源動員能力。當下，互聯網慈善募捐平臺數量越來越多，每個平臺的公益活動設計也各有特色，互聯網慈善項目從少到多在實踐創新中越來越完善，公眾參與度和興趣度也越來越高，小額捐贈逐漸成為主流，捐贈數額逐年高速增長。同時，互聯網慈善項目也涵蓋更多元的慈善議題，互聯網慈善項目的創新打破了部門界限，實現了跨界合作。互聯網慈善創新還突破了地域和空間的限制，在鏈接慈善資源、擴展慈善項目范圍和受眾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極大提升了慈善項目和慈善文化傳播的廣度。由于我國龐大的網民基數和便利的基礎設施，創新性慈善項目能通過互聯網平臺獲得更高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也能提升慈善項目實施的效率，使更多受助者獲益，從而增加公益慈善項目的積極效用。因此，調動各方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亟需技術賦能。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韓德林：《行善的藝術——晚明中國的慈善事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朱友漁：《中國慈善事業的精神——一項關于互助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③王詩宗、宋程成：《獨立抑或自主：中國社會組織特征問題重思》，《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

④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5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0年4月。

責編/韓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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