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宏觀經濟治理領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科學判斷、政策方針，形成了一系列實踐創新成果。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宏觀經濟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將“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作為“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首要內容，這意味著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性顯著提升，涵蓋的范圍將比宏觀調控更寬更廣。

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宏觀經濟治理有一系列科學論述，是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的全面升級與創新，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治理實踐的集中總結與高度凝練，對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發展的歷史脈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調控體系的不斷完善，對保持經濟高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繼續沿用以往的調控方式，不僅調控效率上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而且還帶來產能過剩等較為明顯的副作用。在此背景下，宏觀調控開始發生調整與變化，并逐步形成了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宏觀經濟治理思路，這一過程具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基于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判斷，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發生了全面轉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雖然在一系列宏觀政策的作用下經歷了增速的短暫回升，但之后經濟增速又開始持續下行，2012年經濟增速跌破8%，2013年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由此引發了一些宏觀調控需要出臺刺激政策的呼聲與建議。面對復雜局面，2013年7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階段，加上世界經濟也在深度調整，發展環境十分復雜，要準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實事求是進行改革調整。由此明確了宏觀調控不再進行強刺激的政策定位。隨后，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作出了“新常態”的重要判斷，強調要“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基于對“新常態”的準確判斷，中國的宏觀調控思路發生了重大轉變，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不再過度追求高增長，而是對經濟增速實施區間管理，增加對經濟波動的容忍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是經濟發展速度高一點，形勢就‘好得很’，也不是經濟發展速度下來一點，形勢就‘糟得很’。經濟發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經濟不波動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只要波動在合理范圍內，就要持平常心，不要大驚小怪，更何況我們具有宏觀調控的主動性。”

二是不再“大水漫灌”，而是更加注重定向調控。通過加大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等薄弱環節和關鍵領域的支持力度，既有助于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又能協同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

三是增強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同時，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力爭以更低的調控成本獲取更好的調控效果。

第二階段，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形成了宏觀經濟治理新思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宏觀調控重要的創新舉措，也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核心調控手段。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并且一直延續至今。

由此，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宏觀調控的新要求，這既突破了傳統宏觀調控框架的局限，也明確了構建宏觀經濟治理框架的新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從實踐來看，宏觀經濟治理在供給側以“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核心抓手，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有效協同，保證了中國經濟的平穩運行，推動了經濟結構的持續優化。

第三階段，立足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健全和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新時代條件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由此經濟也隨之需要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經濟治理框架，在繼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基礎上，目標體系更加豐富，治理方式更加系統。就目標體系而言，不僅關注經濟增長、通脹水平與經濟結構，而且更加關注系統性金融風險、民生保障與生態環境質量等多個方面。就治理方式而言則更加系統化，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較為復雜嚴峻的經濟局面，全方位提出了“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工作。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中央進一步提出了“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六保”任務，這都是宏觀經濟治理方式系統化的突出體現。

第四階段，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宏觀經濟治理思路全面成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方位、指導原則和路徑選擇作出的高度系統化概括，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三者之間具有高度的內在統一性，也使得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思路更加全面且系統化：新發展階段明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根本任務，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

新發展理念明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指導原則，即加強全局觀念，增強問題導向與憂患意識，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形成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新發展格局明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主要發力點，應以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核心抓手，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推動完成新發展階段的歷史使命。

鮮明的時代特點

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與貫徹新發展理念過程中與時俱進。相較于以往，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第一，更加突出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作為宏觀經濟治理的戰略導向。傳統的宏觀調控以短期的經濟目標為導向，通常以保證短期內經濟增速或通脹水平穩定作為核心目標。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則把握新發展階段的特征，“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增強國家發展規劃對公共預算、國土開發、資源配置等政策的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不斷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有針對性地對經濟發展的中期（“十四五”時期）、長期（到2035年）以及超長期（到2050年）目標進行了合理規劃，形成了多層次的目標體系，明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階段性任務。在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下，宏觀經濟治理更好地將經濟短期運行與中長期發展有效銜接，更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動能并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推動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第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同時注重與需求側管理相配合。傳統宏觀調控是以調節總需求為核心，主要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總需求管理手段。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則是供給與需求并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需求側不僅依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要著重加強需求側管理。對此，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需求側管理”，指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需要強調的是，需求側管理與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理論中的總需求管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總需求管理是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短期的逆周期調節，進而穩定短期經濟波動。需求側管理更注重通過結構性政策解決中長期經濟發展問題，進而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和構建強大國內市場。需求側管理的重要性就在于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緊密結合，可以推動“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循環，助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舉措。在暢通國內大循環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淘汰落后產能，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高質量產品的生產要求，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需求側管理能夠改善總需求結構失衡的困境，提升居民消費的規模和質量，從而對供給側形成牽引作用。因此，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互配合能夠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形成，即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產品供給質量，穩固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競爭力；通過需求側管理持續釋放消費潛力，為國際大循環提供動力，從而促進新發展格局的構建。

第三，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主要手段，構建“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調控方式。中國宏觀調控體系除了包含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包括產業政策和投資政策等其他政策，但在很長時期內，其主次關系未得到明確區分。黨的十八大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主要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十三五”規劃綱要要求，完善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協調配合的政策體系。“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在論述宏觀經濟治理部分繼續強調，要“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短期內調節經濟最為有效的手段，強化其主要地位，有助于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整體效率。在調控方式上，要貫徹“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思路，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區間調控明確宏觀政策什么時候需要有所作為、什么時候需要保持定力，讓市場自我調節機制發揮主導作用。定向調控與相機調控則是在宏觀政策需要有所作為的情況下，進一步明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調控方式，既有助于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也能夠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

第四，增加跨周期政策設計，彌補逆周期調節的不足。西方宏觀政策理論著重強調逆周期調節，面對經濟短期內的擴張或放緩，宏觀政策要盡快通過緊縮或寬松的操作讓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恢復至零附近。然而，數十年來的各國宏觀調控實踐凸顯了逆周期調節的局限與不足。首先，為了讓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迅速回歸至零附近，在逆周期調節思路的指導下，宏觀政策力度可能會過大，從而導致金融風險加劇等一系列問題。比如，21世紀初美國為應對經濟沖擊采取了過低的利率水平，為之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其次，宏觀政策在短期內對經濟進行較大力度與較為頻繁的逆周期調節，可能會快速地壓縮政策空間，從而降低政策操作的可持續性，也會影響調控效率。因此，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2021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要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跨周期調節有利于平衡經濟增長、金融風險、經濟結構等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既保證宏觀政策力度的充足，也能預留足夠的政策空間，從而更好地保證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之內。

第五，注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著力促進中國經濟在新發展階段與新發展格局下的內外均衡。在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中，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這既與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有關，也與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緊密相連。就國際環境而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陷入了低增長泥潭，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更是使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衰退風險。在此情況下，國際社會必須摒棄以鄰為壑的政策選擇，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協力應對經濟與金融等方面的挑戰，才能更好地推動世界經濟重新恢復良好的增長動力。對“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強調，體現了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有助于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就中國經濟而言，經濟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要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經濟發展的內外均衡至關重要。因此，宏觀經濟治理要在堅持以我為主的前提下，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好地暢通雙循環通道，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六，強化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構建重大風險識別預警機制。機遇與風險并存，是新發展階段的突出特征；統籌發展與安全，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因此，習近平經濟思想著重強調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重點防范重大經濟風險與系統性金融風險。從國際經驗來看，風險爆發不僅會造成一個經濟體的劇烈波動，而且還會導致經濟長期且深度的衰退。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更是可能會導致經濟追趕步伐中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困境之中。因此，“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健全重大風險識別預警機制。對重大經濟風險提前做出防范，這更有助于完善宏觀經濟治理。

第七，重視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與評估評價制度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宏觀經濟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要想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既需要在事前對經濟形勢進行準確把握，以便進行正確決策，又需要在事后對宏觀政策的效果與影響進行全面評估，不斷地總結積累經驗，以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效率。“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不僅明確要“加強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等建設，提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輔助治理能力”，而且強調要“健全宏觀經濟政策評估評價制度”，這是相較于以往宏觀調控的重要改進。重視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與評估制度的基礎性作用，成為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的一大突出特點。

總之，立足新發展階段，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著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實現了理念與思路的重大創新，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們相信，有科學的理論體系和正確的政策方針指引，中國將更好地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更好地鞏固國內經濟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穩步邁進。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