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論民營經濟》，厲以寧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厲以寧

有人認為市場經濟和奉獻精神之間存在著矛盾。這種說法的根據似乎是:在市場經濟中，人們按照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獲取報酬，也就是按效益進行分配，這怎么能同奉獻精神協調呢？甚至還聽到有人說，講奉獻精神是革命戰爭年代的事情，既然已經轉到了建設時期，已經轉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再提倡奉獻精神，豈不是恰恰違背了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

其實，諸如此類的說法，既是對市場經濟缺乏科學的認識，又表明對奉獻精神有模糊的理解。市場經濟中需要有奉獻精神，奉獻精神對于完善市場經濟、促進市場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市場經濟不僅不同奉獻精神抵觸，而且二者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

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來闡述市場經濟和奉獻精神之間的關系。

第一，我國市場經濟至今仍處于建設和完善的過程中，在這過程中，奉獻精神始終是不可缺少的。在討論如何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時，體制改革成為人們共同關心的課題。關心我國改革前景的人，踴躍參加討論，積極發表意見，通過各個不同渠道提出方案或政策建議。要知道，某些領域內的討論和觀點的陳述，在當時條件下是冒風險的，或者至少是不被認同的。如果沒有奉獻精神，沒有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關心和大討論，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使改革開放事業順利推進嗎？能使我國的改革和市場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并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可以說，在市場經濟建設戰線上，沒有奉獻精神，就不可能有理論的創新、體制的創新和管理的創新。

第二，從市場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并存的。這兩種效益的協調，既有賴于政府調節的作用，也有賴于道德調節的作用。就以經商來說，“倫理是人與人相處的道德準則，經商是人與人物質交換的行為。道德準則與經商行為的有機融合，是經濟倫理的核心，是創造輝煌的必然，是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極力提倡的時代精神”。就是說，經商行為可以體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協調，奉獻精神和經商行為也是可以統一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調節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但由于各個部門、各個地區資源投入的回報率不一樣，資源必然會從社會效益雖高而經濟效益較低的部門和地區流出，結果這些部門和地區將因得不到必需的資源而趨于萎縮。這正是市場調節的局限性之一。政府調節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政府調節能綜合地考察資源投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統籌安排，使部門和地區協調發展。然而，僅有政府調節仍然是不夠的。道德力量對資源配置的調節，是通過對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調動，對人的進取精神、奉獻精神的激發而體現出來的。各個社會效益較高而經濟效益較低的部門和地區的發展，實際上總是在市場調節、政府調節、道德調節三種調節力量共同作用之下實現的。近年來，經濟不發達地區的開發、扶貧工作的進展、搶險救災活動、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對貧困地區的捐獻等，不都是明顯的例證嗎？

第三，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為了加速實現現代化，而現代化的成果，一方面表現為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另一方面表現為一代新人的涌現。有奉獻精神，能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應成為新人的標志。奉獻精神體現了民族凝聚力。在1998年的特大洪災面前，在2003年抗擊“非典”的戰線上，處處可以看到奉獻精神所轉化的偉大力量。我們堅信，有了這一偉大的力量，不僅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而且必將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第四，市場經濟是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而奉獻精神則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市場經濟和奉獻精神二者在企業行為中將會協調一致。一個企業如果不善于在市場競爭中運行，不遵守市場經濟規則，就會在市場中失敗，甚至垮掉。一個企業的領導如果缺乏社會責任感，企業可能逐漸走下坡路，最終也會趨于衰落。“在倫理上盡到責任的企業，既能實現組織的目標，又能夠按照社會公眾的期望去開展自己的經營活動。”因此，在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的身上可以看到一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的創業精神、拼搏精神同社會責任感的統一。

當然，不能否認在當前社會上存在著下述現象，即“一些中國富人對于財富有一種天然的炫耀欲望……他們對財富的炫耀不是通過對窮人的捐助來實現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財富具體化和物質化”，例如爭買豪宅、名車等。同樣不能否認，越來越多的富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手里的財富是社會的。否則就很難解釋會有那么多人捐款于各種慈善事業、公益事業或親身參與扶貧活動、支邊活動。

市場經濟中奉獻精神的形成，要靠健康文化的熏陶，靠社會良好風氣的影響，靠人們對社會責任認識的深化，靠人們的自覺和自律。正如《富貴花開》這篇文章最后所說：“真正的雅致表現的是優美的靈魂。這個靈魂是由古今中外的一切真善美文化所培養、陶冶出來的。一個雅致的人就是一個美的人或者是審美的人。由窮而富，由富而貴，由貴而雅，富貴如同繁花盛開，嬌貴美艷，如同富貴花開一般，那才是我們的財富愿景。”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