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游與慎思》，劉仁文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2004年在耶魯大學時，正趕上中國近代留學生之父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150周年，在一次座談會上我談到自己的感想：當年容閎來美國，在海上顛簸了98天，如今我們十幾個小時就到了。但如果把人生看作一場旅行的話，誰能說我們抵達后的日子就一定比那船上的日子更有意義呢？錢鐘書寫《圍城》，大量的細節來源于他和楊絳從法國坐船回中國的經歷，如果以坐飛機的速度回到國內，只怕《圍城》也就不是現在的《圍城》了。

交通的日益迅捷使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越來越成為地球村，康德當年所設想的國家之間的聯邦制曾經被認為是遙不可及，但現在區域出現了歐盟這樣的一體化，國際組織出現了聯合國這樣的機構。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日益形成，不管是康德所設想的“全球聯邦”“世界公民”，還是我國學者趙汀陽所設想的“世界政府”“全球公民”，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加速出現，它所帶來的對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沖擊與重構也將考驗著我們的想象力。

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時空觀，鼠標一點，再遠的地方也是頃刻之間。曾幾何時，有人向我描述未來我們僅靠一部手機就能走遍天下，當時我還難以想象其具體場景，但如今這一天已經到來，無論身處世界何處，一部手機，從導航、閱讀到購物、轉賬，一應俱全。網絡世界使遠的變成近的，近的反成遠的。法律是社會的反映，社會結構在巨變，社會的運行方式在巨變，它能不要求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作出相應的調整嗎？

游與思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說的是學與思的互動。這句話同樣可以用來說明游與思的關系，其實對于我們學人來說，游也是學（游學）。

40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對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一位美國法律界同行曾跟我感嘆：在中國，很多法官都對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有所了解，相比而言，美國的法官可能對別國法律體系的了解就差遠了。作為一個改革開放政策的親歷者和受益者，實事求是地說，我們過去都是帶著學習的眼光去考察別國的立法、司法和法學教育的，總的來說對自己的專業思考也是很有幫助的。

但現在可能真的到了蘇力所說的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了：“在借鑒了這一切外來的知識之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或之后，世界也許會發問，以理論、思想和學術表現出來的對于世界的解說，什么是你—中國—的貢獻？”以刑法學為例，日本著名刑法學家西原春夫曾以見證人的身份指出：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刑法學界研究問題的領域有了很大拓展，不同觀點的討論也日趨熱烈，可以說學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國的刑法學在國際上當然就不再是“無聲的刑法學”。近年來，我國刑法學界的老一輩代表高銘暄教授先后在國際上獲“切薩雷·貝卡里亞獎”以及早稻田大學名譽博士等榮譽稱號，其關于中國刑法學的論著甚至在德國脫銷，在一定意義上也說明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刑法的關注。2018年，我曾在日本東京參加過一個會議，當時中方代表團團長、法學所所長陳甦教授提到：自己當年第一次出國就是來到早稻田大學學習，那次學習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有重要影響，所學到的知識對自己回國后參與相關的立法活動也有很大幫助，現在的中國法學雖然已經擺脫了對外來知識的過分依賴，但這并不意味著比較（法）的不重要，相反，恰恰是知識互惠的開始。從過去的單一學習域外知識到如今的雙向交流、互有所得，是我在許多國際會議上的感受，也給我們的觀察和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律與書

我們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似乎是分別強調這兩件事的重要性，其實，兩者本身就是一種互相促進、互相升華的關系。因為要遠游，所以帶上幾本與目的地相關的著作，又因為遠游，回過頭來想去讀某些著作，遠游帶動了閱讀、拓展了閱讀、深化了閱讀。

在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和官僚階層大都認為讀詩書比讀律更重要、格調更高，甚至出現過“讀書萬卷不讀律”這樣的鄙薄法律之語。這種情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法學早已成為熱門，法律職業也早已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但在法律日益贏得獨立品性的同時，我們也要謹防法律人自我封閉。博登海默曾警告：“一個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經濟學與社會學，那么他就極容易成為一個社會公敵。”社會科學對法律人知識的重要性如此，人文科學亦不例外。

“人只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日子里，重溫帕斯卡爾的這句話，更覺得人的渺小與悲苦，也更感到思想對于人的尊嚴的意義。病毒阻止了人們的遠游，但阻止不了人們的思想，相信人類經此劫難，一定會在思想上有新的收獲。

（原標題：以更寬闊的視野來看待法）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仁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