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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時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意義及路徑

【摘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有利于釋放消費紅利、拉動經濟增長,而且有利于促進社會穩定。應明確產權確認財富主體地位、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關鍵詞】中等收入群體 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制度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讓人民更加富裕,讓生活更加殷實。黨的十九大報告在論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時,提出了從2020年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的目標要求。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提高,意味著收入分配狀況持續改善、經濟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只有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讓大部分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才能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的目標。進入“十四五”時期,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啟,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面臨著諸多瓶頸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破局困境尤顯重要和緊迫。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現實意義

絕大多數人的富裕不是一種靜止的狀態,而是一種動態生成過程,社會財富處于“源源不斷”生成過程中,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中等收入群體的體量。少數人的富裕是一種靜止狀態的富裕,這樣的富裕只會導致坐吃山空,不會長久,更不會實現共同富裕。“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穩定的中等收入群體,社會財富才會持續涌現。只有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社會公平,堅持改革的普惠原則,堅持共同富裕,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人民生活才會越來越幸福。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公平發展,促進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公企業數量、非公經濟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全國的半數以上,并且解決了超過70%的人口就業。非公有制經濟是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是金融發展的重要依托,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利益的需求正是激發社會各階層人員去追求、制造、發展財富之恒久不變的根本內在驅動力,也正是對利益和財富的追求造就了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中等收入群體,這在客觀上促進了經濟發展。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利于穩定內需,釋放消費紅利,拉動經濟增長。中等收入群體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是擴大內需、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也是建設橄欖型社會的重要基礎。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并已經形成了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總量接連邁上新臺階,2020年突破100萬億元大關,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全國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萬元,形成世界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巨大的消費潛力將對中國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形成有力支撐。中等收入群體不僅具有較強的消費意愿,也具備較強的消費能力。中等收入群體在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互聯網+”的消費模式日益受到中等收入群體的青睞,其方便快捷的消費支付模式契合中等收入群體快節奏的生活步伐,可以滿足中等收入群體對生活多樣化的需求。

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將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我國社會的中等收入群體從職業角度劃分,主要是由專業技術人員、各類管理人員和公職人員構成;從行業領域劃分,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險、科研、綜合技術服務業、電煤氣油能源生產和供應業等壟斷行業和知識含量高、市場潛力大的新興行業,這些行業領域的專業要求較高。在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觀念中,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需求基礎上,轉而熱衷于追求產品的品質,從而達到提高生活質量的目的。與此相對應,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者已經無法滿足于簡單的日常所需品,他們更傾向于選擇能夠體現生活品味的商品,對于產品質量、性能等有一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路徑分析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決好發展質量效益等問題。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激發中等收入群體活力,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國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生產要素在國內國際、各產權主體之間的順暢流通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實現其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目的也是“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通過市場運作發展社會財富,培育財富主體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效調動各類主體經營的積極性,優化中等收入群體結構、增強中等收入群體消費能力,不斷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逐步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為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了強大和堅實的物質基礎。

明確產權、確認財富主體地位。保護產權就是保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主體在市場上進行自由平等交易,其重要意義在于使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嚴格保護產權,就要確保有能夠獨立進行市場交易的財富主體,從而保障在市場交易中實現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產權讓渡。這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1997年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199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里首次將“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寫入國家根本大法。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化意味著對私營經濟財富主體地位予以了確認,明確了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當前經濟成分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確定,其實質是“產權”確權,最大限度保障其財富主體地位,目的在于激發其市場活力。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當得到保護”,要“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隨后在2003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思想,在2013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了“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由此可見,以各類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為核心的財富主體地位不僅歸屬清晰、權責明確,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市場的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發揮。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形成中等收入者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防止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與人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是衡量社會是否公平的重要尺度。收入分配制度是經濟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而經濟所有制的成分構成決定了分配方式。按勞分配為主體體現了公平,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體現了效率。公平與效率相結合,才能保證實現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按勞分配最大的優點在于激發人的工作積極性,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維護個人的應有權益,維系整個社會“勤勞致富”的價值理念。中等收入群體的形成,得益于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也是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中的作用體現。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勞動、資本、技術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有著重要的貢獻。只有讓這些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才可以調動和激發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釋放出社會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活力,這樣不僅能促使各種生產要素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且也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分配形式的多樣化,客觀上促使發展財富渠道多樣化,凡是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受到保護,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但是,生產要素分配還存在著一些不規范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差距,加強對分配制度的宏觀調控,才能保障社會的公正公平,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居民消費水平明顯提升,生活質量顯著改善,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中國的奇跡為世界特別是落后國家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只有緊緊抓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人民的福祉為出發點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向共同富裕才會成為歷史必然。

(作者為重慶第二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互聯網+青少年德育協同創新中心副教授)

【注:本文系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意義”(項目編號:18SKSJ066)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2019年。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⑤《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⑥[德]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⑦魯品越:《中國現代化悖論與和諧社會建構》,《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⑧吳江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現實意義、難點與路徑》,人民網,2017年11月2日。

⑨詹成付:《多措并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人民日報》,2021年1月19日。

責編/賈娜 美編/楊玲玲

[責任編輯:李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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