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大城市不同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主要呈現出以下六個方面的新變化：一是理性愛國，對西方價值觀認同度不斷降低；二是對國內社會的公平感呈上升趨勢，對反映社會公平指標等具體問題的主觀評價呈現差異；三是對國家未來宏觀形勢表示樂觀，對個人就業形勢較為擔憂；四是面臨住房困難、消費不足及心理困擾等問題；五是對“雙減”政策出臺反映較積極，對“三孩”政策反映平淡；六是對新聞宣傳媒體“不依賴”比例明顯上升。不同青年群體社會心態演化的“底層邏輯”可總結為：“00一代”更加自信； 青年群體思想與社會心態存在鮮明的內部個體差異；青年群體身上具有明顯的“混和價值觀”特征；互聯網技術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青年代群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模式。

【關鍵詞】青年 社會心態 價值觀 大學生

【中圖分類號】D432.6 【文獻標識碼】A

社會心態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或“折射”，一般指在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中的社會共識、社會情緒和感受以及社會價值取向。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是社會穩定的前提，客觀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一個時期的社會心態，是國家社會治理創新的應有之義。當代青年作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生力軍，他們的社會心態變化是其價值觀及行為方式的重要指示器。本文對青年群體社會心態的數據來源、觀點判斷主要基于如下三項問卷調查分析：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2020年4-6月對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漢、沈陽六大城市3000名青年開展的《“00一代”青年認知特點、思想方式調查》；復旦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2020年9-12月對4700名在校大學生開展的《滬上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21年6-7月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創新團隊對2000名青年開展的《“長三角”青年民生民意》問卷調查。

不同青年群體社會心態變化新特點、新趨勢

綜合上述課題組調查數據及相關公開數據，研究發現當前我國大城市不同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主要呈現出以下六個方面的新變化：

一是當代青年群體價值觀整體上積極進取，表現出對民族文化認同與理性愛國的情感特征，對西方價值觀認同度不斷降低。據《“00一代”青年認知特點、思維方式調查》顯示，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當代青年心態變得更加自信，對國家未來更有信心。調查顯示，在疫情期間“00一代”青年群體對國家治理效能表示了高度認同。對疫情防控期間采取的聯防聯控、社區封閉式管理的模式，71%的被訪者表示“非常有必要，有力控制了疫情”；對于“在處理公共事務時，應該弱化政府職能，讓社會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的觀點，73.5％的被訪者表示反對。《滬上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則表明，在校大學生對西方價值觀認同度不斷降低。62.8%的大學生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對當今的全球化進程造成了挑戰”。大學生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肯定態度，相比2015年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其中對“自由”的肯定態度由60.3%下降到36.3%，對抽象“民主”的肯定態度由29.5%下降到8.0%。

二是對國內社會的公平感呈上升趨勢，對反映社會公平指標之城鄉差距、階層固化等具體問題的主觀評價呈現差異。《滬上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顯示，在個人平等意識、權利意識明顯增強的同時，80％以上的被訪大學生認同應通過“個人努力獲得發展”的價值觀。對于社會如何實現良性運轉，大多數大學生認為應通過競爭實現社會整體性的發展，即實現一種共贏式的社會競爭。同時認同“社會應該注重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在保證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兼顧結果平等”。47.4%的大學生傾向于認同“社會利益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高于個人利益”，52.6%的大學生傾向于認同“個人權利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可侵犯”。與五年前問卷調查相比，時下在校大學生個人主義傾向呈減弱、集體主義傾向呈增強趨勢。72.1%的大學生認可“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個人自由應該服從國家利益”，25.2%的大學生認可“個人自由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侵犯”。

在校大學生對“您認為當今社會是否公平？”的肯定性回答呈上升趨勢，占比近四成，由2015年的28.7%升至2020年的38.9%。但在描述社會公平的具體問題上，大學生感受度卻呈反向變化趨勢：“城鄉差距”由2015年的13.4%上升到2020年的20.4%、“階層固化”由3.2%上升到12.2%、“房價”由3.4%上升至4.3%、“老齡化問題”由2.6%上升至4.0%。調查結果反映，對社會公平的認知在不同年齡段大學生群體之間呈現差異，而對社會公平的感受程度則隨年齡增長而不斷提高。

三是對國家未來宏觀形勢表示樂觀，對個人就業形勢較為擔憂，選擇外企與自主創業意愿下降，有向體制內回歸趨勢。《滬上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顯示，85.0%的大學生對中國未來經濟形勢的預期表示樂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仍有69.2%的大學生認為“中國經濟仍然會保持平穩增長趨勢”。但對微觀的經濟形勢表示一定擔憂，對個人的就業和職業發展顯示一定悲觀情緒。72.2%的大學生認為“未來兩年的就業形勢將非常嚴峻”，只有24.5%的大學生在疫情防控期間對自己的職業有較為清晰的規劃，有30.0%的大學生同意“我相信我畢業時能找到一份令自己滿意的工作”。

在上述經濟與社會不確定性增大情勢下，選擇“體制內就業”對大學生的吸引力逐漸上升，而選擇外企、自主創業的大學生比例則大幅下降。與五年前問卷調查相比，2020年在校大學生選擇公務員的比例明顯上升，由5.3%上升到12.4%；選擇國有企業的比例由13.7%上升到16.7%。同時，選擇外資企業的比例卻由36.0%大幅下降到14.4%；選擇自主創業的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4%。此外，將“舒適”和“穩定”作為評價工作好壞首要標準的大學生比例有所提高，選擇“舒適”的比例從5.4%上升到8.8%，選擇“穩定”的大學生比例從5.9%上升到8.0%。

四是經濟下行風險增大背景下，不同青年群體均面臨住房困難、消費不足及心理困擾等問題。《“長三角”青年民生民意》調查顯示，進入大城市，約有70％的新市民、大學畢業生與青年人是租房住，尤其是在一線城市更明顯。其次，由于經濟形勢趨緊，青年群體消費行為也趨于守成。《滬上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顯示，被訪對象普遍認同儲蓄行為，而非提前消費與攀比消費。75.2%的大學生群體同意“如果有多余的錢我首先考慮的是存起來”，與2015年相比增長12.5%。70.42%的大學生同意“買東西應講究實用，是不是名牌不重要”，與2015年相比增長5.9%。整體上，當前青年群體的儲蓄、投資趨于穩健，消費行為注重實用，較少透支。最后，當前不同青年群體心理焦慮問題均較突顯，調查顯示，被試中學生抑郁癥狀的檢出率為23.7%以上，其中重度抑郁癥狀檢出率為3.3%以上。在校大學生重度抑郁癥檢出率2.5％以上。而18-34歲青年則成為成年人中最焦慮群體。

五是對“雙減”政策出臺反映較積極，對“三孩”政策反映平淡，年輕夫婦“育兒焦慮”并末減輕。據《“長三角”青年民生民意》調查顯示，新婚青年、有孩子年輕夫婦以及在校大學生對政策反映不一。總體上對“雙減”政策支持度明顯超過對“三孩”政策響應度。大部分被訪者表示：“雙減”政策有利于解放兒童，對推行“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實行跨校、跨學區輪崗”“取消重點班、實驗班”等改革舉措表示支持，認為有利于教育資源均衡，體現教育公平。調查同時反映：有五成“70后”“80后”被訪者擔心“雙減”政策實施后，孩子功課沒人管，只能靠家長自己給孩子補習，反而加重負擔。

六是不同青年群體贊同網絡“實名制”，同時希望網絡更加開放，對新聞宣傳媒體“不依賴”比例明顯上升。《“00一代”青年認知特點、思維方式調查》顯示，半數以上的被訪者表示會通過“翻墻”來“了解國內”情況。對于互聯網實名制的態度，54.59%的被訪者表示同意，29.73%的被訪者表示中立，15.68%的被訪者不同意互聯網實名制。對于刪帖、禁言、刪號等管制方式的態度，35.94%的被訪者表示中立，而同意、不同意的人數占比相對接近。對于加強網絡文化產品、網絡防火墻的態度，分別有31.94%、45.72%的被訪者表示中立。對于“通過雇傭網絡水軍等方式來影響互聯網輿論”和“禁止訪問國外社交媒體網站”的態度，反對人數比例較高，選擇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分別是84.1%和66.36%。調查顯示，當前大多數“00一代”信息主要來源于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家里不安裝電視、不訂閱紙質報刊比例日益增多。同時，22.8％的被訪者表示自己對新聞宣傳媒體“不依賴”，與五年前調查相比，上升了2.2%。另外，大多數被訪者認同“公信力、及時性是新聞媒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其立身之本”。這從側面反映了當前“00一代”青年群體對新聞媒體的心理期待。

不同青年群體社會心態演化的“底層邏輯”

時代變遷賦予不同時期的青年不同的時代特性，研究把握不同青年群體社會心態及行為演化的“底層邏輯”與特征，是加強對當代不同青年群體思想引導、有效服務的基礎。

一是基于見證國家以人類歷史上未曾經見的速度和規模擺脫了貧困，使“00一代”更加自信、愛國。特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不同青年群體都切實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的團結，極大地提升了其愛國主義情懷與國家認同感。相形之下，美國應對疫情表現糟糕卻對中國無端指責，使我國青年更加清醒認識了西方虛偽的雙重標準。

二是青年群體思想與社會心態趨同性增強的同時，存在鮮明的內部個體差異。從代際社會學理論觀察，青年一代青春期所經歷的重大事件會對其社會心理與人生價值觀產生重要影響。“00一代”生活在一個快速騰飛的中國，這導致這一代青年群體思想、心態與行為總體呈現出對國家充滿信心與認同，以及對開放、個體化，平穩、舒適的共同追求。同時，網絡社會對不同青年群體觀念行為和社會心態產生不同影響，導致不同青年群體內部的差異性、矛盾性并存。可以說，如今已很難歸類或用傳統的“非黑即白”思維去標識這一代年輕人，甚至也不能簡單套用“傳統—現代”“個體—國家”的框架理論去詮釋他們。“00—代”青年群體個性鮮明、思想活躍，雖承受壓力，但目標明確：如進城務工的青年希望得到一份雖辛苦但報酬高的工作，大學畢業生有的希望進入體制內，找到體面而穩定的職位，有的則準備考研或出國。而在校大學生群體，出生于大城市或小城鎮、高年級或新入學、不同學校或專業學科之間，對事物的判斷、心態與行為又各不相同。如滬上本地出生的大學生更加重視個體自由與個人生活；專科生相比研究生思維更加趨于激進；文科生比理工科生的觀念更加開放等。這提示我們思想教育、價值引導應該更加具有層次性、針對性。

三是當代中國青年群體身上具有明顯的“混和價值觀”特征。首先是“雙重轉型”特點。即當代青年的價值追求在“生存—幸福”“傳統—現代”兩個維度上均表現出“雙高”特點，并未體現出“此消彼長”特點，持混合價值觀的比例超過物質主義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比例。其次是“深度現代化”特點。國家富強是當代青年的核心價值認同中排序第一的目標，他們對大城市向往、物質富裕、高品質生活的追求仍處于較高水平，同時他們對政治持積極參與心理，對法治、科學以及現代科層社會持理性認同態度。最后是“世代更替”特點顯著。在社會規范價值觀和幸福價值觀方面，越年輕的世代越重視快樂與和諧，“00一代”愿輕松生活，更重視環保，倡導生態主義。在個人價值上表現出個體化、傳統權威消褪等傾向，但仍看重誠信，認同民族文化，期望社會穩定與國家強大。

四是互聯網技術帶來的全新虛擬社會情境，會改變青年代群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模式。人們處于互聯網社會情境中，會產生一些不同于現實情境中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容易呈現網絡去個性化、群體觀點極化等現象。一方面“00一代”在匿名化的互聯網情境中，會更多地出現“個性化”現象。另一方面網上個體也易展現出群體“粉圈”及特定身份認同。這就需要我們加強對不同青年群體思想與社會心態變化的動態跟蹤與深度分析，以期作出更加準確、更有解釋力的研判。

引導青年群體形成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與奮斗精神

第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提升青年將個人發展融入國家發展的主體自覺。2018年7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指出：“要加強對青年政治引領，黨旗所指就是團旗所向。”青年正處在價值觀養成的關鍵時期，若忽視青年的政治引領和理想信念教育，青年的價值觀將面臨空白。因此，要把政治引領中軸線貫穿到青年奮斗精神培養的價值導向和認知體系中去；貫穿到大中小學青少年愛國主義與協同育人實踐中去；貫穿到不同類型青年群體的教育服務全過程當中去。同時，要引導青年群體理性愛國。在青年對國家認同度提升的情況下，要注意“激進民族主義”思潮的反沖，“戰狼式”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利于青年群體理性愛國主義情感的培育。

第二，通過“五育并舉”和心理健康教育，不斷增強學校德育對青年群體的吸引力、有效性。心理健康服務是實現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基礎。當前應盡快構建家校社協同育人體制、機制與評價標準，促進“00一代”的健康成長。針對當前在校大中學生心理壓力日益增大（學業壓力、未來就業壓力）、心理問題日益增多（人際關系困惑、戀愛與性困擾），應將心理健康、婚姻與性教育、家庭教育納入公共必修課。并通過心理場景應對方法講解，提高“00一代”“10一代”青年群體的抗逆能力與心理彈性。針對近年來在校大中學生心理抑郁癥檢出率逐年走高、意外傷害事件頻發的問題挑戰，應著力健全、完善大中學校學生心理健康篩查機制，實施三級預防工作體制，對重點人群實施“一對一”心理疏導服務。

第三，落實貫徹青年發展中長期規劃，實施“青年友好”政策，滿足不同青年群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教育、培養、管理與服務青年是當前青年工作的重要內容，滿足廣大青年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應成為當前青年工作的重要導向與任務。各級政府應進一步把握青年發展脈動，了解不同青年群體需求，積極落實貫徹青年發展中長期規劃，出臺更多青年友好政策，包括就業、購房、創業、結婚、生育、養育與教育政策。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做好大學生就業服務，人口流入城市要加快建設青年人才公寓，為其解除工作生活后顧之憂。針對制造業用工難、招工難，高學歷、低專技的結構性就業矛盾，研究出臺提高制造業從業人員收入水平的激勵政策。“雙減”政策出臺后，加快教育體制配套深化改革，積極回應廣大家庭的升學需求，逐步推進高中階段普職分流，分區規劃實施，不宜一刀切。

為助推“三孩”政策取得實效，須配套實施更大力度的支持措施：一是為了鼓勵青年人結婚，應加快構建“三位一體”共有產權住房，對房價較高之大城市的青年人住房租金漲幅應實行政府調控政策。二是有條件的城市應加快出臺發放“三孩”育兒津貼、兒童保育補貼、子女免稅額度等政策，幫助年輕夫婦養娃。三是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議將生育友好彈性工作制明確寫入《婦女權益保障法》，鼓勵用人單位制定有利于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關系的措施，依法協商確定有利于照顧嬰幼兒的靈活休假和彈性工作方式。

第四，加強精品內容生產和輿論引導，改進主流媒體宣傳方式，增強對青年受眾群體吸引力。針對不同青年群體對傳統新聞媒體“基本不看”的人數增多、而對微信、微博等自媒體高度依賴的現實狀況，應進一步加強主流媒體公信力，優化輿論宣傳環境，更新主流媒體的傳播形式與方式，將青年人吸引過來，向其提供權威、全面、客觀的內容信息。同時應強化對社交媒體平臺的整治力度，加強對“網絡大V”“網紅”等網絡行為的法律監管，限制所謂“流量明星”，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工作，多方發力構建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調查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哲社重大專項課題“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8VZL007）階段性成果；國家高端智庫辦2020年重點課題“00后一代認知方式、思維特點及價值引導”中間成果；上海社科院“十四五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民生民意研究”創新團隊（2021）調研成果】

責編/李一丹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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