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青年群體可分為八類，推算出每類群體的人口規模和所占比重，從五個方面剖析每類群體的社會政治態度，并研判各群體的功能結構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僅是抽象的政治優越、體制優越的表現，而且要能把政治上的優越性轉化為治國理政的實際效能，青年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正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青年發展 社會態度 治國理政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即成為中國青年運動的領導核心，像燈塔、像磁石、像號角，前所未有地把青年動員和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青年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投身救亡圖存的革命、激情燃燒的建設、萬象更新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將暮氣沉沉的“沒落帝國”，改造為朝氣蓬勃的“少年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一個民族對青年的態度，為中華文明和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注入了巨大力量。
現在距離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還有28年時間，在社會學意義上，恰好約一個“世代”的周期。前行在新百年的征程上，如何凝聚青年、引領青年、贏得青年？仍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從歷史上看，積累了大量文化資本的青年是社會變革的關鍵群體。一方面，如果發揮好青年的作用，青年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另一方面，在社會流動速度放緩的階段，如何“安置”好青年，亦是國家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未來屬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青年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直接投射，是社會轉型的靈敏探針，是社會群體中最為敏感的部分，是各種社會指標的放大器和催化劑，青年事務的處理水平對整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牽引效果和帶動作用。當代青年對國家治理體系的挑戰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所面臨的問題不是遙遠的、假象的、虛幻的，而是現實的、迫切的、重大的。種種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從整體上重新審視青年、審視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
當代青年群體的類型劃分和人口規模
基于課題組十余年對32類青年群體的調查研究，并根據當代青年與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關系，筆者在之前五類青年群體劃分的基礎上，改進性地提出將當代中國青年分為八類，具體為：
一是成長性群體，指在學校就讀的青年，主要包括初中、高中、大中專院校就讀學生等；二是內生性群體，指在體制內單位就業的青年，主要包括青年公務員、國有企事業單位青年職工，青年軍人等；三是建制性群體，指成建制就業于體制外單位的青年，主要包括兩新組織青年，即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青年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青年等；四是原子性群體，指不隸屬于某一單位而以個體形式生存的青年，該群體易成為社會管理服務的盲區，主要包括數字藍領（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大卡車司機等）、自由職業青年、零工青年、個體工商戶青年、務農青年等；五是杠桿性群體，指發聲能力強、具有引導社會輿論、意識形態能力的青年，該群體人數雖少，但動員能力強，主要包括新媒體從業青年、新文藝從業青年等；六是示范性群體，指受過高等教育且就業于勞動附加值較高的新興產業，對生活品質有一定要求，行為方式和消費品味對社會大眾具有示范效應的青年，主要包括房地產、互聯網、生物醫藥和金融領域從業青年等；七是知識性群體，指受教育程度和知識資本儲備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青年，主要包括高校青年教師、科研機構青年研究人員、青年科技工作者、民間智庫研究人員、青年工程師、青年律師和青年醫生等；八是邊緣性群體，指擁有社會資源較少、輿論關注較少或處于社會主流視野之外的青年，主要包括新生代農民工、返鄉青年、小鎮青年、農村青年等。
上述八個群體大致可分為兩個序列：第一個序列依據青年與所在組織（學校、單位）的關系遠近和單位性質（所有制結構等）進行劃分，可分為成長性群體、內生性群體、建制性群體和原子性群體；第二個序列根據青年群體的發聲意愿、發聲能力以及動員能力進行劃分，可分為示范性群體、知識性群體、杠桿性群體和邊緣性群體。就第一個序列而言，某一個體能且只能屬于其中一個群體，也就是說，一個青年，或是成長性群體（學生）、或是內生性群體（公務員）、或是建制性群體（外企員工）、或是原子性群體（未隸屬任何單位），各群體之間的關系是互斥的，四類群體的人口總和應等于青年人口的整體規模。對于第二個序列而言，各群體之間的身份則可以兼而有之，也就是說，一個青年，既可以是知識性群體（大學老師），也可以是杠桿性群體（網絡大V），還可以是示范性群體（潮男潮女）。
課題組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數據庫樣本，與八類群體進行對應識別，以此推斷出各群體的人口規模，以期更為精準地剖析各群體的社會政治態度。經反復比照研究，課題組認為，成長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的在校青年學生；內生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就業于黨政機關、部隊、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村/居委會、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集體或集體控股企業的青年；建制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私有/民營或私有/民營控股企業、港澳臺資或港澳臺資控股企業、外資所有或外資控股企業的青年；原子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就業形態為務農/無單位/自雇傭/個體戶/自由職業者的青年；杠桿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在互聯網上能夠聯系和動員的人數超過10人、且具有較高維權意識、有過互聯網維權經驗、愿意為自己和他人維權的青年；示范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學歷為大學本科及以上、家庭人均年收入前50%的青年；知識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青年；邊緣性群體對應數據庫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后10%的青年。
鑒于CGSS最新公布的數據只截止至2017年，且該調查僅針對18歲以上成年人，因此課題組根據2017年數據加權推算各群體規模，進而得出，18—35周歲青年人口總規模為4.09億。其中，成長性群體4243.01萬，占10.36%；內生性群體6461.72萬，占15.78%；建制性群體1.07億，占26.19%；原子性群體1.95億，占47.67%。前四類群體為互斥關系，加總之和為青年人口整體規模。杠桿性群體3433.25萬，占8.38%；示范性群體5303.81萬，占12.95%；知識性群體1398.49萬，占3.42%；邊緣性群體4615.62萬，占11.27%。
當代青年群體的社會政治態度
課題組運用CGSS數據從五個方面剖析八類青年群體的社會態度，其中，現狀分析使用CGSS2017年數據，趨勢分析使用CGSS2013—2017年三期數據進行比較。五個方面指的是：個體生活觀：包括生活幸福感、社會地位等級自評及社會流動預期等；現實社會觀：包括社會信任感、社會公平感、收入差距感等；網絡政治觀：包括互聯網對于政治賦權、政治參與、政治素養、民意反饋、社會資源分配及社會公平等方面的影響；政府權責觀：包括對于政府輿情管理、對個體工作和生活的介入，以及調節收入差距等問題的看法；性別平等觀：包含對于性別差異、性別分工及角色認知等觀念的認同度。
第一，個體生活觀。生活幸福感：成長性群體認為生活幸福的比例最高，而邊緣性群體生活幸福感最低。各群體自身幸福感排序為：成長性（90.41%）>杠桿性（86.27%）>知識性（85.26%）>內生性（85.06%）>示范性（82.81%）> 建制性（80.31%）>原子性（79.82%）>邊緣性（73.77%）。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的生活幸福感都在上升，多數群體的幸福感上升幅度為10%左右，邊緣性群體的上升幅度最大（+16.2%）。
社會地位等級自評：按照滿分10分，各群體對自身社會地位等級的認知度從高到低排序為：知識性（4.99）>示范性（4.89）>內生性（4.65）>建制性（4.48）>成長性 （4.36）>杠桿性（4.29）>原子性（4.21）>邊緣性（3.70）。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的社會地位等級自評都有所降低，雖然幅度不大，但值得關注。
社會流動預期：按照滿分10分，各群體對十年后自身社會地位等級的預期度從高到低排序為：知識性（6.59）> 成長性（6.488）>示范性（6.41）>杠桿性（6.34）>內生性（6.10）>建制性（6.03）>原子性（5.85）>邊緣性（5.16）。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的社會流動預期都有所上升，平均預期向上流動1.5個等級，其中成長性（+2.13）和杠桿性（+2.05）群體向上流動預期最高。
整體來看，青年的幸福感整體向好，流動預期升高，雖然邊緣性群體幸福感最低，但提升速度較快。黨的十八大以來出臺的各項政策重視社會公平，傾向對弱勢群體的保障，邊緣性群體對社會的滿意度明顯提升。
第二，現實社會觀。社會信任感：逾六成成長性、內生性、示范性和知識性群體認同“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各群體社會信任度排序為：成長性（61.97%）>內生性（61.70%）>示范性(61.48%)>知識性(60.35%)>邊緣性（58.24%）>杠桿性（57.56%）>原子性(53.97%)>建制性(53.56%)。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青年群體的社會信任感都上升了約8%—10%，邊緣性群體的社會信任感上升幅度最大（+16.11%）。
社會公平感：過半的示范性和知識性群體認同“當前社會是公平的”，明顯高于其他群體，邊緣性和原子性群體的社會公平感最低。各群體社會公平感排序為：知識性（56.30%）>示范性（52.24%）>成長性（46.49%）>內生性（45.49%）>建制性（43.36%）>邊緣性（41.19%）>原子性（37.63%）。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的社會公平感都有所上升。
收入差距感：成長性、邊緣性和原子性群體最認同“我國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成長性（95.54%）>邊緣性（93.27%）>原子性（91.44%）>建制性（90.46%）>內生性（89.41%）>示范性（88.73%）>杠桿性（88.01%）>知識性（83.57%）。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對于收入差距的接受度普遍降低了，尤其是邊緣性和原子性群體最為明顯，邊緣性群體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比例上漲了19.03%，原子性群體上漲了18.64%。
整體來看，當代青年對社會的整體信任度在增強，公平感在提升，但原子性和邊緣性群體社會公平感仍相對較低，他們認為社會收入差距過大，是整個社會中相對剝奪感最強的群體。
第三，網絡政治觀。互聯網與政治賦權：逾六成杠桿性群體認為“互聯網使人們有更多的政治權利”，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杠桿性（64.64%）>知識性（53.11%）>內生性（52.75%）>示范性（51.32%）>建制性（49.33%）>邊緣性（47.14%）>原子性（46.19%）>成長性（35.15%），成長性群體態度呈現兩極分化，選擇認同此觀點（35.15%）和不認同此觀點（37.26%）的人數相差很小。
互聯網與政治參與：逾八成知識性群體認同“互聯網能使人們更多地討論政治事務”，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知識性（82.36%）>內生性（78.67%）>示范性（77.06%）>杠桿性（76.66%）>建制性（69.18%）>成長性（65.40%）>原子性（63.99%）>邊緣性（61.70%）。
互聯網與政治素養：逾八成知識性和杠桿性群體認同“互聯網可以促使人們更好地理解政治”，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知識性（83.17%）>杠桿性（82.51%）>示范性（72.91%）>邊緣性（71.01%）>內生性（69.93%）>原子性(69.60%)>成長性（68.31%）>建制性（64.79%）。
互聯網與民意反饋：逾九成知識性群體認同“互聯網可以幫助政府工作人員更好地關心大眾想法”，顯著高于其他群體。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知識性（92.57%）>成長性（84.46%）>內生性（80.30%）>示范性（79.20%）>杠桿性（77.99%）>邊緣性（77.12%）>原子性（72.77%）>建制性（71.63%）。
互聯網與社會資源分配：逾八成示范性、杠桿性和內生性群體認同“互聯網能讓越來越多的人獲得社會資源”，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示范性（83.99%）>杠桿性（82.97%）>內生性（82.13%）>知識性（78.87%）>建制性（78.16%）>原子性（75.08%）>成長性（74.50%）>邊緣性（72.86%）。
互聯網與社會公平：逾七成杠桿性群體認同“互聯網能促進社會公平”，顯著高于其他群體。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杠桿性（75.52%）>知識性（54.34%）>內生性(54.26%)>示范性（53.95%）>建制性（50.33%）>原子性（48.78%）>成長性（47.28%）>邊緣性（43.45%）。
整體來看，知識性、杠桿性、示范性群體由于教育水平較高、掌握的網絡資源較多，因而對互聯網參與政治生活持積極態度，而原子性和邊緣性群體則受到互聯網的隱性排斥，在網絡政治表達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
第四，政府權責觀。社會輿情管控：知識性群體認為政府不應該管控輿情，逾四成知識性群體認同“政府不應該干涉公共場所批評政府的言論”。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知識性(41.03%)>杠桿性（37.81%）>示范性（36.72%）>內生性（33.91%）>建制性（31.02%）>原子性（28.47%）>成長性（25.96%）>邊緣性（21.83%）。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對于政府不應該管控言論的認同度都在普遍下降，也就是說，青年整體對政府應該管理輿情的支持率在上升。
工作生活管控：知識性群體最認同“政府不應該干涉個人在哪里工作和生活”，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知識性（87.05%）>杠桿性（85.53%）>示范性（84.12%）>成長性（83.11%）>建制性（81.31%）>內生性（79.13%）>原子性（79.12%）>邊緣性（76.04%）。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對于個人工作和生活自由的呼聲漸長，成長性（9.51%）、內生性（9.28%）、原子性（10.73%）和示范性（10.39%）群體對該問題的支持率普遍上升了10%左右，建制性（+5.37%）群體的支持率上升幅度最低，邊緣性（+14.41%）群體的支持率上升幅度最高。
縮小收入差距：知識性群體最認同“縮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差距是政府的責任”，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知識性(76.18%)>內生性（73.45%）>原子性（62.24%）>邊緣性（66.84%）>示范性（64.74%）>建制性（63.62%）>杠桿性（62.38%）。
整體來看，知識性群體不希望政府對于社會輿情和個人事項過多的介入，而更強調政府對于縮小收入差距等方面責任，呈現出較強的個體權利意識。
第五，性別平等觀。男女角色認知：各群體對“男性應以事業為重，女性應以家庭為重”這一觀點的認同存在明顯差異，邊緣性群體認同度最高。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邊緣性(53.96%>原子性（44.79%）>杠桿性（43.72%）>建制性（36.39%）>內生性（30.43%）>成長性（29.91%）>知識性（26.15%）>示范性（25.75%）。從發展趨勢來看，2013—2017年，各群體對于這一觀點的認同度都在下降，其中示范性群體的下降幅度最大(-14.91%)，邊緣性群體的下降幅度最小（-4.91%）。
男女能力認知：各群體對“男性能力比女性強”這一觀點的認同存在明顯差異，邊緣性群體的認同度最高。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邊緣性(43.06%)>原子性（33.61%）>杠桿性（29.34%）>建制性（28.21%）>內生性（24.19%）>成長性（21.02%）>示范性（17.29%）>知識性（14.71%）。從發展趨勢來看，從2013—2017年，不同群體在這一觀點上的態度變化呈現明顯的不一致。知識性（-9.34%）、示范性（-9.80%）和成長性（-3.13%）群體對于該觀點的認同度都在下降，建制性（-0.26%）、內生性（-1.34%）和原子性（-1.38%）群體的認同度下降幅度較小，而邊緣性群體的認同度上升了5.23%。
傳統觀念認知：各群體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這一觀點的認同度都未過半，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杠桿性（47.23%）>邊緣性（40.08%）>原子性（38.53%）>建制性（35.92%）>內生性（30.31%）>示范性（27.25%）>成長性（23.82%）>知識性（20.92%）。從發展趨勢來看，從2013—2017年，示范性（-8.64%）群體對于這一觀點的認同度下降幅度最大，知識性（-4.25%）和成長性（-3.82%）群體的降幅其次，建制性（+0.48%）和原子性（-0.98%）群體基本沒有變化，而內生性（+4.73%）和邊緣性（+5.28%）群體的認同度則上升了。
夫妻家務分工：各群體對“夫妻雙方應分攤家務”認同度都較高，各群體認同度排序為：杠桿性（82.21%）>知識性（82.57%）>內生性（80.32%）>成長性（77.79%）>示范性（79.07%）>建制性（76.28%）>原子性（74.52%）>邊緣性（71.62%）。從發展趨勢來看，從2013—2017年，知識性群體對該觀點的認同度上升幅度最大（+18.82%），示范性（+11.89%）、建制性（+11.3%）、內生性（+8.95%）和原子性（+6.77%）群體其次，但是2013年以來邊緣性群體對該觀點的認同度卻降低了5.31%。
整體來看，青年整體的男女平等觀念都在上升，但邊緣性群體存在較為明顯的重男輕女觀念，而且在某些認知上趨向保守，邊緣性群體的角色觀念與其他群體的差異正在拉大。
提高做好青年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不同青年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和作用也隨之變化。從各群體的功能作用來看，成長性群體是后備軍，相較于父輩，他們有更多的知識儲備和更強的制度自信以及更幸福的生活感知，他們是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建設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生力量。內生性群體是頂梁柱，他們就職于“體制內”，呈現出較為積極的社會態度，其生活幸福感、自評社會地位以及社會信任感和公平感都較高，是我們黨執掌政權、抵御風險、迎接挑戰的中流砥柱。建制性群體是穩壓器，他們在青年總人口中所占比重較大（26.19%），在政府權責態度上較為中立，社會信任感和公平感均處于平均水平，其生存狀態影響整個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應當說，這三類群體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發揮著壓艙石的作用。
此外，杠桿性群體是放大器，知識性群體是思想源，這兩類群體發揮著輻射影響的作用。其中，知識性群體是知識分子群體與青年群體的交叉集合體，長期的知識儲備使該群體具有高于常人的思考能力，在結合專業知識的基礎上，該群體發表的言論多具有剖析性、預測性的特點，往往引發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杠桿性群體掌握著海量的社會思想動態，在話語權上有著后發優勢，具有個體簡單相加所不具備的巨大能量。這兩類群體對社會思潮，尤其是其他青年群體的價值取向具有很強的引領作用。群眾工作的目標是“求同”，而這兩類群體往往追求“新奇”和“獨異”，對他們團結凝聚的難度可想而知，因此，對這兩類群體開展工作的思路方法將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起到先行探路的作用。
在各類群體中，示范性群體是時尚引領者，他們教育水平高、收入高、個人預期也高。隨著經濟增速下降，社會流動速率也將放緩，示范性群體很可能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結構性變化的拐點。近年來，為了預防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堅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國家加大了對高附加值行業的治理整頓，示范性群體所在的一些領域盈利率明顯降低，超額回報機會迅速減少，這些行業未來將進入常態化發展階段。但過去的高速發展極大拉高了示范性群體的社會流動預期，他們可能因為高流動預期和低流動現實之間的落差，從積極力量轉化為消極力量，進而對整個社會帶來拐點性影響。而作為思想源的知識性群體和作為放大器的杠桿性群體，很可能為示范性群體經濟社會地位的相對下降提供理論武器和話語支持，將負面情緒放大傳遞給其他群體，使整個社會的心態和預期發生逆轉。
可以說，上述六類群體的狀態決定了中國社會整體面的安定團結與和諧有序。在基本盤穩固后，國家就能有更多的財力和精力為相對弱勢的群體（原子性群體和邊緣性群體）提供更為豐盈系統的兜底性保障和改善性支出。必須承認，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不是一個勻質、同步擴散的過程，而是從核心領域開始，傳遞到非核心領域，再由經濟領域向社會生活領域，由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漸次滲透的過程。在不同領域不斷卷入現代化的過程中，大量高效準確且運行成本低廉的自動化設備代替了人工。作為勞動力的主要供給者，一些教育水平不高、在簡單服務中獲得生存的年輕人，就面臨著被取代和淘汰的風險。這些青年若無有效覆蓋的社會保障網絡，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就可能陷入窘迫的境地。從數據分析來看，原子性群體和邊緣性群體的生活幸福感和社會公平感持續提升，彰顯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等各項政策的實際效果。但也要看到，相較其他群體，這兩個群體在各個指標上的評分依然墊底，長此以往，難免產生消極心態。隨著他們的相對剝奪感逐漸增強，甚至可能抵消已經形成的政策滿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現實困境往往是激發思想和情緒波動的導火索，原子性和邊緣性群體發聲能力相對較弱，社會資源相對較少，但他們與各行各業連接緊密。如果生活壓力持續增強，可能會激發社會矛盾。
中國用短短70多年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數百年的現代化進程，當代中國青年的價值觀呈現出不同時代的雜糅性和交織性，對治理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后，人們越發重視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后小康時代的價值觀一方面繼續以人們認可的提升物質生活水平為共同基礎，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對不同價值觀念優先次序排列組合的認知差異。人群因價值觀不同而分化，因分化而產生理念上的沖突。其中，示范性和杠桿性群體，由于物質生活水平超過社會均值，其價值觀主要表現為追求個性化的高峰體驗，以及去中心化、權威祛魅等特征；而原子性和邊緣性群體，由于收入低于社會均值，生活保障不完善，其價值觀仍以追求物質生活的提高為主。可以預見，不同青年群體價值觀念的光譜正在變大，群體間價值觀念的通約數將會趨小。
比如，上文數據顯示，在性別認知方面，盡管2013—2017年青年整體的性別平等觀在提升，但兩極分化的情況也在加重。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示范性和知識性群體的性別平等意識在增強，但原子性和邊緣性群體則呈現出性別平等意識保守的傾向，趨于回歸傳統的性別觀念和性別分工。諸如此類的價值觀分化狀況，還廣泛存在于失獨家庭、教育公平、動物保護主義、環境保護、勞動救濟、計劃生育等社會議題上。在網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因觀點不同而引起的激烈爭論。其實，對這些問題的公開討論和相互交流，本可以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促進公平正義的實現，但在討論中，某些青年用泛道德化的標準進行群體識別和政治定性，滋生了社會戾氣，加劇了群體分化。在網絡規范和網絡立法尚不完善的當前，對社會問題的貶抑一旦摻進道德評判的因素，就很容易將問題簡單化、臉譜化、標簽化、政治化，導致群體關系緊張。在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價值觀共存同一空間的大背景下，如何引領大多數青年認同主流價值觀，凝聚社會觀念的最大公約數，是亟待解決的迫切問題。
縱觀當今世界各個國家，無不在“追趕”青年不斷涌現的各種訴求，而移動互聯時代的“加速”效應，讓青年越來越沒有耐心等待漸進式的改革，越來越急躁地要求制度盡快回應自己的訴求，青年權利訴求上升的速度加快，留給治理體系回應的時間趨短。青年是社會價值觀最為前沿的群體，對于青年的一些超前理念，若國家治理體系過早回應，會帶來發展不平衡、激發社會矛盾以及透支社會福利等問題；若遲遲不予回應，不能及時滿足青年的發展期待，失落感和挫敗感將會造成青年的逆反心理，進而為國家發展帶來更多變數。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中國共產黨用堅定的政治理念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妥善處理了和青年的關系，激發出青年的巨大推動力和創造力，為全世界樹立了政黨領導青年運動的榜樣和典范。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也一定能夠與時俱進，乘風破浪，始終站在引領青年運動的潮頭和最前列，向人民、向歷史交出一份優異的答卷！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惠園特聘教授，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專家，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專家委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張憲博士、復旦大學人口學袁晶博士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理論人才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
②廉思：《當代中國青年群體的思想譜系》，《人民論壇》，2021年第10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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