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戰略抉擇，是新階段我國發展內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內生產物，與新常態理論、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高質量發展理論一脈相承，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逐步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改革開放初期，政策導向以出口為主、進口為輔，鼓勵以勞動力要素參與外循環的加工貿易。這一時期確立了“促進出口、限制進口，保護與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保證國家關稅收入”的對外開放總方針，政策動機集中在擴大貿易順差、積累外匯儲備上，政策管理方式轉向宏觀經濟調整改革，并在稅收、外匯等領域采取一系列配合措施。

在此期間，我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內外部環境大幅優化，關稅水平、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貿易規則不透明性大幅下降。國內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的修訂顯著促進統一、規范、透明的對外貿易制度體系的形成。

進入新常態之后，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以“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為中心基調，致力于在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同時建設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一階段的政策導向從之前的“進出口并重”轉向2012年提出的“擴大進口規模”，并于2017年提出“積極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2018年進一步提出要支持關系民生的產品進口，拓展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舉辦進博會等進口促進活動，建設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范區等進口平臺。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拓展投資空間。

另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新時代面臨的新格局、新挑戰和新使命，提出了一系列以內需拉動和創新驅動來促進經濟發展的舉措。2012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以“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替代“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模式。2019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要堅持獨立自主和開放合作相促進，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

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在新發展階段對既有發展戰略的提升和深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了堅實的供給基礎、需求基礎、制度基礎、實踐基礎、理論基礎，提供了戰略窗口期。新發展格局是黨和政府順應經濟發展規律，著眼于發揮我國具有全球最完整且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巨大的投資需求潛力等發展優勢，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的，是對既有發展戰略的提升和深化。

新發展格局具有繼承與創新辯證統一的內涵和特征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一系列重大國家戰略。同時，在新發展階段實現更高質量發展，也需要根據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行新一輪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新發展格局具有繼承與創新辯證統一的內涵和特征。

當前全球風險因素增多，雙循環戰略更加側重以內循環為主，加強國內經濟一體化建設，增強抵御外部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的能力，是短期應對與中長期發展的有機結合。從短期應對的角度來看，以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格局的提出是大國博弈及逆全球化思潮的應對之策。從中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內循環為主體”是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正處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帶來的困難和挑戰。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邁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決定了戰略轉型和戰略替換將是2021年經濟運行的核心主題。

本書主要總結了筆者近期對于“雙循環”和“新發展格局”的初步思考，希望本書對關心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各界讀者有所助益。（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