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大封鎖，成為當前影響世界變局的最大變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導致百年不遇的全球大封鎖，受疫情影響的主要經濟體，連續數月經濟處于停頓狀態。全球性生命危機、公共衛生危機、經濟危機、社交危機、信仰危機、信任危機、政治危機和全球治理危機相互交織，從來沒有如此多的危機同時發生并以各種方式發展。在經濟危機中，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產業鏈“斷鏈”危機、大宗商品價格危機、糧食危機、難民危機等又更為凸顯和緊迫。

這場新冠疫情導致了傳統認知的世界觀、價值觀、生命觀的大分野，西方利己主義的價值觀進一步受到質疑。一些所謂發達國家反智主義、民粹主義、麥卡錫主義空前嚴重，西方社會民眾對于自由價值和生命價值產生的認識沖突在疫情期間表現得淋漓盡致。美國的社會大撕裂，在疫情中達到了一個歷史高點。

從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看，世界經濟總體上將呈現“四負”“四高”特征，并且以此作為基點上下變動或者調整，衡量世界經濟發展和各國發展的常規性經濟理論，包括經濟周期、經濟同比數據、財政貨幣理論、宏觀經濟政策理論，靠發鈔刺激經濟的股指數據，都將失去其原有的含義。

當前世界經濟的“四負”特征

一是負增長。2020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都作出了預測，共同判斷全球經濟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大衰退，90%甚至95%以上的經濟體進入負增長。2020年，中國是唯一一個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世界銀行數據，全球170個國家收入會下降3.6%。2021年4月，IMF作出新的預測，世界經濟2021年將出現反彈，但是在2020年低基數基礎上的反彈，增長基礎非常脆弱，特別是第三波變異病毒來勢洶洶，很多國家疫情比去年還要嚴重，經濟發展仍然處于“硬約束”中。

二是負利率。2020年3月13日美國實行無限量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利率首次降為0以后，當月就有35個國家跟進，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匯率成為零利率或者負利率，目前全球實行零利率、負利率的國家已超過40個。日本、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早在疫情之前就實行了負利率，日本學者分析，日本未來會進入“深負利率”。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2020年多次指出，2021年美元將會出現負利率。7月份美國通脹水平高達5.4%，利率實際水平為-5%左右。貨幣長期負利率，已經違背了金融的基本規律，是經濟景氣蕭條的重要標志性表現。

三是負收益率。全球2019年國債負收益總額達到17萬億美元，2020年一些國家的長期國債繼續保持負收益率，全球負收益率的中長期國債達到18萬億美元，占全球政府債的比重高達25%。如10年期國債，日本是-0.1%，歐元區是-0.48%，美國國債收益率雖然2021年上升為1%左右，但扣除通脹率，收益率仍然為負數。近幾年總體上仍會降低收益率，不排除負收益率。日本、歐盟仍然為負收益率。德國首次發行30年期零息國債，瑞典整條國債收益率曲線“沉沒”到零水平下方。

四是負能量。所謂負能量，就是說一些國家和政客釋放了太多的負面東西，比如歧視與偏見等，影響世界經濟的復蘇，影響世界抗擊疫情和救助經濟。一些國家和政客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極端的保守主義、民粹主義，一些國家拉幫結派，搞一個國家利益至上、放大霸權作為收割機的作用。一些國家遏制圍堵中國，在疫情中并沒有收斂，而是繼續地發展或者放大。負能量還表現為國際社會出現的有害重大社會思潮。一些國家民粹主義、反智主義的程度也超出了人們的認知，在一些國家竟然變成了堂而皇之的群體行動。即使一些荒唐的政客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這種極為愚昧的民粹主義、反智主義、麥卡錫主義的幽靈仍然游蕩在這些國家的上空。值得重視的是，某種思想觀點一旦形成群體意識或者共識，其具有的強大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有時可能使具有同樣特質的群體受到影響，當人們被一種錯誤思潮所迷惑、所裹挾時，就會形成方向性的錯誤認識，就有可能產生類似二戰時的法西斯主義，帶來嚴重的社會破壞。

以上四個“負”，有可能持續到2023年，如果疫苗可以解救人類于隔離狀態之中、鏈接世界經濟聯系于自然熔斷之中，如果全球可以形成抗擊疫情、復蘇經濟的合作局面，世界經濟2023年之后將會由“四負”轉向復蘇或者反彈。短暫的數字反彈之后，世界經濟將進入“四低”的新常態，即低增長、低利率、低收益率、低就業率，具有準國際貨幣、靠印鈔可以轉嫁危機優勢的個別國家，可能將保持低通脹，但是如果原來國際大循環的格局被打破，靠貨幣化霸權無法再轉嫁危機，那么這個國家將出現高通脹甚至經濟危機。世界經濟受到重創而引發的經濟低迷，持續的時間或將長于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除了“四負”之外，世界經濟還呈現出“四高”特征

一是高債務。國際金融協會（IIF）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債務達到創紀錄的281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365%以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債務增加了24萬億美元，其中，有約12萬億美元來自政府公共債務的增加，企業債務增加5.4萬億美元，銀行債務增加3.9萬億美元，家庭負債增加2.6萬億美元。IIF指出，全球債務市場短期內還難以趨于穩定，預計2021年許多國家和領域的債務水平仍將持續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在當前低利率環境下。2018年同期，全球總債務是188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226%。據IMF估計，從2020年到2021年底，新興市場借款人必須償還約7萬億美元債務。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3月份之后的42周時間里，美國釋放了21萬億美元流動性。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到2020年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增加了612%。2020年德意志銀行預測，按照目前的速度印鈔，到2028年，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將擴張至20萬億美元，目前為8萬多億美元，相較2020年初增長了1倍。

二是高杠桿。按照有關國際組織發布的數據，全球杠桿率已經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水平，市場零售外匯的最高杠桿，美國目前已達到了1∶50，澳大利亞為1∶20，以色列為1∶100，日本為1∶25，新加坡為1∶20，馬來西亞為1∶100，波蘭為1∶100，塞浦路斯為1∶30，英國為1∶50，歐盟為1∶30。

三是高強度政策刺激。IMF2020年10月13日數據顯示，全球主要國家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和紓困，已投放了12萬億美元。貨幣政策已無空間，財政政策也沒有太大的空間。高強度的財政刺激政策和貨幣刺激政策，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刺激力度要大得多，但效能小得多。2020年以來，為應對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發達國家紛紛推出超級經濟刺激計劃。在財政猛烈擴張的同時，貨幣政策達到前所未有的寬松程度。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已擴張1倍，歐央行擴張60%以上，日本銀行擴張超過1/4。2008年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只有8000多億美元，如今已8萬多億美元，美國聯邦債務與GDP之比已超過二戰時期創造的最高紀錄。這種高強度的經濟政策，實質上是基于國家信用的一種印鈔行為。財政政策是國家真實的財力，但如果財政政策貨幣化，就成為用印鈔轉化為政府財政債務的無底洞，風險將無法鎖定。

四是高風險。世界經濟在疫情中又產生一個非常大的變量，釋放了更多的風險。包括公共衛生的風險，即人的生命風險；包括金融風險，很多國家都在印鈔，加大寬松貨幣政策力度，美國無底線無限量寬松，日本央行加快印鈔，歐洲央行也在加快印鈔，流動性的泛濫將是金融風險最大的風險點；包括債務風險，一旦債臺垮塌，一些國家的經濟就會垮塌；包括糧食風險，聯合國糧農組織多次警告，2020年、2021年會出現糧食危機，近8億人會陷入饑餓之中；包括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斷鏈”的風險，人為脫鉤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斷鏈”兩種力量疊加；包括歐洲變局風險，如英國“脫歐”經歷三年最終達成了協議，“脫歐”以后將對英國、歐盟和世界產生什么影響？當然，也包括戰爭風險，一些局部戰爭已給世界帶來了創傷，幾千萬難民漂泊在無處可去的空間。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